本來，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在道德教化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國家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係列道德法規，旨在讓人安分守己，不要做刁民。可王艮的思想告訴人們，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法律都是扯淡，真正的規矩在我們心中。所以，你想到什麼就去做，隻要是你良知認為對的，就是你良知的旨意，那就符合天理。
這是一種俠客的“快意恩仇”，是一種最容易被統治者厭惡的“我行我素”，王艮開了這一先河，近一個世紀裏，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如滾雪球般增長，其中多有徒手能縛龍蛇之輩。這恐怕是王陽明永遠都不曾想到的。
王艮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門徒們變本加厲地升級“現成良知”。王棟是王艮的堂弟，繼承了家傳絕學，王艮的兒子王襞，頗有乃父遺風，二人在繼承和發展王艮思想方麵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個曾在王陽明去廣西剿匪的路上從貴州長途跋涉來見王陽明的徐樾，王陽明去世後，跟隨王艮修行，對王艮的思想忠貞不貳。王艮曾對老婆說：“那五個兒子（王艮的五個兒子）是你生的，這個（徐樾）是我生的。”這說明徐樾得到了王艮的真傳。
徐樾的弟子顏鈞是個轟轟烈烈的傳道者。顏鈞完全符合王艮提倡的聖人標誌：狂傲不羈，我行我素，不管不顧。他曾在家鄉聚集全族人口，向他們傳授王艮心學，把家族的人心搞得顛倒沸騰。後來他跑到南昌，對正在準備進行鄉試的士子們大談王艮心學，他指出，天下國家是末，身才是本。所以他勸告那些讀書人，不要把天下國家看得那麼重，人生在世最應該重視的就是自己。他還說，百姓受苦受難，就是因為有些心存不良的人搞的，這些人當然指的是帝國的皇帝和政府官員。他對士子們說，朱熹理學束縛天賦予我們的人性和權力，應該把它掃進垃圾裏，那些禮製隻能把人變成木偶，不能讓人成為真正的人。至於皇帝和其政府，顏鈞大呼：你們不能什麼都管，讓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你們越管就會越亂。
顏鈞這種激進的思想，即使是智商最低的統治者也不愛聽，所以，政府注意上了他。但當時掌管政府的人是信奉王陽明心學的徐階，徐階對顏鈞的思想大為稱讚，還曾兩次邀請他到北京講學。
顏鈞不僅是個思想家，和王陽明一樣，他還是個軍事家。正如後來梁啟超說的那樣，言心學者必能成大事。1556年，正在浙江對付倭寇的總督胡宗憲邀請他到前線，顏鈞欣然前往。不久，顏鈞擔任一支剿匪部隊的指揮官，在舟山之役中殺死一千多名倭寇，創造了當時中國軍隊消滅倭寇數量的最高紀錄。
十年後，顏鈞已成為王陽明心學左派最光輝的人物，他的言論風行天下，已勢不可擋。政府終於決心對付他。一個在南京主管教育的叫耿定向的人假裝派人去請他到安徽馬鞍山講學，顏鈞帶上幹糧就上路，想不到他在馬鞍山才講學一天，就被逮捕。
在南京監獄，他受到嚴刑拷打，要他承認自己有大逆行為，顏鈞拒不承認，但他還是被關押起來，直到三年後，才在眾弟子用錢財的營救下被釋放。才出獄，顏鈞就跑到當時兩廣總兵俞大猷帳下擔任軍師。五個月後，俞大猷用他的計策在海上把倭寇打得屁滾尿流。後來俞大猷又在廣西古田剿匪，顏鈞屢出奇計，俞大猷第一次感覺剿匪原來這麼容易。
在軍營，曾有人問顏鈞：“你是一書生，怎麼會有這麼多軍事奇計，從何而來？”
顏鈞回答：“王陽明也是書生，創建的功勳光照日月。我的奇計全從良知而來。”
顏鈞94歲臨終時，給他的弟子們留下遺言：憑良知去做事，不要怕。
顏鈞的弟子羅汝芳更是個傳奇人物，據說他年輕時刻苦攻讀朱熹理學，無論如何都搞不通，最後病倒在床，家裏請了無數名醫，都無法使他痊愈。後來他老爹給了他一本《傳習錄》，結果他看了幾頁，馬上生龍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陽明學習，隻好尋找王陽明心學的真正傳人，於是他找到了顏鈞。
顏鈞把自己對王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隻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欲”入手，這就是致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