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奇逢原本是王陽明心學忠實門徒，認為“天理”兩個字是自己體貼出來的，不是那些好為人師的人製定出來的。他說，王陽明的“良知”說，是王陽明自得而來，和孟子的良知無關。他認為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過，王陽明心學中禪的成分太大，導致了心學左派的洪流在民間沸騰，人人都能成為聖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為是，我行我素。而在廟堂上，心學左派產生的畸形“東林黨”，往往空談，意氣用事，才導致了國家的覆滅。他認為這樣很不好，於是傾向於朱熹理學的“慎獨”，也就是說，還是需要通過外在的種種規矩來修行才可以真切地體貼到“良知”的效用。
不過，雖然用朱熹理學來矯正王陽明心學，可孫奇逢還是堅持王陽明心學中的“知行合一”。他說，必須要付諸實踐，從眼前一言一行做起，不要浪費掉一天甚至一時。
我們都知道，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讓人矯正自己的意識，孫奇逢提“知行合一”就特別重視“行”，這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悄悄的轉變：王陽明心學變成了崇實經世的思想。
這其實也是王陽明最大的心願，心學本來就是要拿來用的，而不是用來講的。孫奇逢被後人稱為學術界的“泰山北鬥”，可能正是他把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做了調和，雖然成績微小，但他畢竟做了努力，而且開了修正王陽明心學的先河。
李顒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性格孤僻，但好學，全靠自學讀通了經史諸子以及佛、道典籍。成年後，明朝滅亡，他南下講學，影響極大。滿清政府要他出來做官，他寧死不為。有一次，地方官親自到他家中，他躺在床上六天六夜，絕食六天六夜，最後，他居然要拔刀自殺，地方官見這人簡直變態，急忙逃走，再也沒有來請過他。李顒晚年反鎖房門，過起了置身墳墓般的生活，直到1705年去世，他活的時間也很長，享年78歲。
李顒雖然博學，但學術思想的源泉卻是王陽明心學。他指導他們的弟子說：“做學術先要看陸九淵、楊簡（陸九淵心學慈湖學派創始人）、陳白沙，尤其是王陽明，闡明心性，直指本源。把他們的思想搞通了，就能見到大道。”
他也強調“知行合一”，認為“上口不上身”的口耳記誦之學不值一提。在他晚年，他提出了“明體適用”的思想。所謂“體”就是王陽明心學，而“用”則指的是經世致用的一類實學。這是他對王陽明心學的修正，王陽明心學發展到後來，逐漸流入枯禪虛空中，李顒希望用“實學”來補充它，從而矯正它。
我們可以從李顒開的一個書單中明白他這一思想。在“明體”類的書籍中，他選了陸九淵、王陽明、王汝中、王艮、陳白沙等心學大師的著作，還有朱熹、二程、吳與弼、薛瑄等理學大師的著作。
在“適用”類書籍中，他選了諸如《武備誌》《資治通鑒綱目大全》《大明會典》《曆代名臣奏議》《水利全書》《地理險要》等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麵的書籍作為弟子們的必讀書。
李顒和從前的心學家們一樣，激烈反對八股文。他說：“八股文就是洪水猛獸，束縛人心的最大枷鎖。洪水猛獸雖然危害人類，但隻造成對人身體的侵害。而八股文的泛濫，使一代學人醉生夢死，渾然不覺，禍患無窮。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可怕的：人心陷溺之深，終會昏死過去。”
他主張應該自由講學，自由講學應該講實學，人人都可以成為某個領域才華橫溢的人，如此才能讓國家的人才越來越多，而清初的八股取士，隻能取到如李贄所謂的白癡人才。
孫奇逢和李顒對王陽明心學的理解和修正還停留在王陽明心學本身的思想洞窟中，毛奇齡已經開始觀察和修正王陽明心學中的“事功”思想。
明帝國滅亡的前一年（1643年），毛奇齡出生於浙江蕭山，成年後，他曾參加過抗擊清政府的義軍，失敗後在江淮東躲西藏達三十年之久。這三十年他並未浪費，全身心地鑽研王陽明心學，成績不俗。
與孫奇逢和李顒不同的是，毛奇齡做過清朝的官，而且還是國家人才儲備庫翰林院的學士。這大概緣於兩點：第一，毛奇齡出生在明帝國滅亡前夕，對明帝國的感情並不深；第二，受到王陽明心學提倡建立“事功”的思想，他認為應該到政府的大平台中去尋找機會創建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