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奇齡在鑽研王陽明心學的同時也探究朱熹理學。朱熹理學把“聖學”和“聖功”割裂開來，王陽明心學則把二者合二為一，毛奇齡認為王陽明說得對，並且側重於“聖功”。他說，一個人修身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事功”應該成為每個人人生中唯一要追尋的東西。他反對空言說經，認為講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講實學，學生聽完後就可以去實踐中用的。
毛奇齡還有個突破性的思想，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中“重農抑商”的思想是大錯特錯，因為商人創造的“事功”更顯眼，更有分量，國家應該支持，而不應該打壓。
無論是孫奇逢、李顒還是毛奇齡，他們和清初的那些心學家諸如黃宗羲、張履祥、顏元一樣，給人的感覺是，他們在心學聖壇上的身份模模糊糊。一方麵，他們聲稱自己的思想來源於王陽明，而另一方麵，他們又用理學給王陽明心學增加了許多成分，在他們身上，我們發現王陽明心學有點四不像了。甚至張履祥和顏元，從伏首王陽明掉頭又批判王陽明，可他們批判的武器中，仍然有王陽明心學的思想。
這種遮遮掩掩，甚至是反戈相擊大概是迫不得已。清朝統治者對王陽明心學一點好感都沒有，作為生存在極權下的思想家們，也隻能遮遮掩掩。雖然如此，王陽明心學在清朝卻不絕如縷，一遇國家民族危急時刻，王陽明心學就如沉寂待發的火山一樣，衝天而起，火光駭人。
1840年，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的軍隊正式在海上麵對麵，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慘敗，從此開始了它屈辱悲慘的晚清史。實際上就在鴉片戰爭的很多年前，清王朝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乃至思想危機已露苗頭。政治腐敗是罪魁禍首，直接導致官員道德素質的下滑，社會風氣的頹廢，思想世界的單調乏味更加重了這些危機。
江蘇揚州人焦循首倡王陽明的“致良知”，他提出最應該先致良知的就是皇帝，皇帝治理天下應該用良知來讓百姓富裕起來，不能總是對百姓空講義而不講利。他巧妙地將“義利”結合起來，要人摒棄理學家的義利水火不容的觀點。他說，一個政府的良知就是要滿足人們正當的欲望。和王陽明以及門徒一樣，焦循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和王陽明“拔本塞源論”的思想一模一樣。
不過，焦循並非是個傻嗬嗬的樂觀主義者，他看到了當時社會的重重矛盾，所以提出了“變通”。“變通”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大題目，王陽明曾說過，《易》就是變，變則通，心學就是一門隨時變通的學問。焦循對這一思想變本加厲：一切政令措施，應該審時度勢，因時製宜，社會變革勢在必行，誰都阻擋不住！
焦循所謂的“變通”可不是讓農民起義，他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來說話的。“暴力革命”是焦循強烈反對的，他說這些人隻有破壞性根本沒有建設性。他警告統治者，如果你不主動變革，那自有些“小人”先變革，到那時，天下大亂，就很難收拾了。他焦慮地問統治者：你能做到的事為何要等別人拿著刀來逼你做呢？
焦循的心學思想也隻能是口號，沒有統治者意識到和有能力做變革，哪怕是“致”那麼一點點良知，滿足百姓的欲望，都無法做到。
焦循是江湖心學者，林則徐則是廟堂心學家。
林則徐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虎門銷煙”，他從低級官員一直做到總督，可謂仕途暢通。他的為政總結就是：盡心。
林則徐是不折不扣的王陽明門徒，王陽明心學思想深入骨髓。林則徐所處的中國，閉關鎖國，死氣沉沉，而世界風暴已經開始刮起，林則徐發揮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要人睜眼看世界，認為人隻有麵對現實，勇敢地學習先進技術和思想，才能抵抗強敵的挑戰。
林則徐有一股王陽明的勁頭：遇事必盡心盡力，哪怕是不可為的事，但良知認為應該去做，他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在廣東虎門焚燒西洋人的鴉片煙時，所有人都反對，因為這樣會給他本人引來麻煩，但林則徐卻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以避之。”堅決銷毀鴉片。後來的事情正如別人所預料的那樣，英國人把軍艦開到中國大門口，中國政府打不過人家，隻好把林則徐當成替罪羊，發配邊疆。
林則徐是那個時代最合格的官員，官事無巨細，必親自參與謀劃，待人溫和、誠懇，嚴以律己，用良知來對待一切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