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心學踐履者，而他最後的命運卻告訴我們，王陽明心學在那時顯然已無法再在中國成長。
和林則徐同歲的嘉慶年間的進士姚瑩同樣是心學踐履者，崇拜王陽明達到難以理解的程度。當有人質疑王陽明時，他憤怒地說：“王陽明豈是你這樣的人可以評說的，給我閉嘴！”
和林則徐一樣，姚瑩同樣強調王陽明所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心力的巨大作用。姚瑩說：“人就應該有一股無所畏懼的精神，認準了是良知許可的，就去做，這才是陽明的忠實弟子。”
同時，姚瑩也主張要變通，不能死守著傳統不放，祖宗那點東西如果有用當然好，如果沒有用，留著隻能是累贅。
鴉片戰爭期間，他曾提出仿造外國軍艦和大炮的主張，後來他激進的思想害了他，他被貶到西藏，卻毫不消沉，收集當時出版的關於“外夷”的書籍，製定了“製馭”的方略。他說：“應該派人到夷人那裏，探查其虛實，學其長處，反過來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固我國家。”
姚瑩的這種心學思想也隻能停留在理論上，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機會讓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其實，從清朝開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兩百年間，心學家們所創建的“事功”寥寥無幾。他們隻能偶爾迸發出思想的星星火光，但這就足夠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五、心學改變中國
使一個國家改變，無外乎兩個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前麵我們說過，王陽明心學在這兩方麵都是一把鋒利的武器。
滿清政府統治的中國自鴉片戰爭後開始向下坡路飛奔，太平天國運動險些撬開了它滅亡的墳墓，它雖然僥幸躲過這一劫，但也是奄奄一息，再加上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持續的攻擊，清政府下的中國已是危如累卵。人人都知道必須改變，但人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變，心學門徒們因此挺身而出。
晚清三傑中的曾國藩和左宗棠是王陽明心學的推重者，曾國藩後來雖然頭腦發熱反駁王陽明，但連他自己都無法否認，他在平定太平天國叛亂中執行的團練政策是從王陽明那裏偷來的，他在給他家人的書信中，屢次提到要以良知為人生信條，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說曾國藩屬於三心二意的心學門徒，那左宗棠則把王陽明當成一生的偶像，推崇之，效仿之。左宗棠“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業績和他從王陽明心學中吸取的精神力量關係密切。
左宗棠雖然年輕時受到的是朱熹理學教育，但卻側重於“經世致用”，而朱熹理學對這一塊的涉及非常少，所以左宗棠就拋開朱熹理學去讀實用類的書籍。他後來始終不能考中進士，和他對朱熹理學的漠然有直接關係。雖然不是進士，但左宗棠憑借聰明的頭腦始終充當當時許多頂級大員的參謀。太平天國之亂時，左宗棠擔任曾國藩的參謀，曾國藩大為賞識，命他自行組織軍隊直接和太平軍作戰。從此，左宗棠如蛟龍入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搞定陝、甘回民的叛亂，收複了此前失去的西藏，毫無疑問地成為晚清的三根巨柱之一。
他對王陽明的崇敬幾乎到了癡醉的程度，王陽明曾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他幾乎是生吞活剝了這句話：天下之盜賊易去，人心之盜賊難除。
他認為，隻要祛除私欲物欲，把個人生死利害榮辱拋到腦後，隻問是否利於天下國家，這就是致良知，就可以做到“修齊治平”。
左宗棠把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大加發揮，他說，一個人隻要能夠克製自己，就必能克製敵人。一個人必須先自強，才能戰勝敵人。自強的方法不必拘泥傳統，應該向西方列強學習，畢竟他們比我們強。而我們向他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戰勝他們。他到處興辦近代工業企業，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強”運動中去，直到他的暮年，他還堅信一點：隻要人人都堅持本心（良知），自強自立，就必能讓國家強大，戰勝外敵。
左宗棠屬於掌握權力的王陽明心學門徒，而康有為與他的戰友梁啟超先是屬於沒有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後來則成了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所以他們的故事就異常精彩。
康有為1858年生於廣東南海，自幼讀書就很有主見，而且從古典理學中找不到樂趣，所以搜索百家，如饑似渴地大量閱讀。這產生了一個弊端：樣樣通則樣樣鬆。所以後來有些嚴肅的學者評價康有為的思想理論時，說他是野路子出生。康有為學習王陽明心學不知是什麼時候的事，1888年，他就無所畏懼地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圖強，但當時慈禧太後掌握權力，所以他的上書石沉大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康有為恰好在北京準備進行會試，他倡導舉子們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並同時要求政府能進行變法。年輕的皇帝被康有為一幹人等的熱血所激勵，突破慈禧太後的重重阻撓，終於在1898年開始變法，這場變法進行了三個多月就以流血收場，史稱“百日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