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對王陽明心學精粹有著相當深刻的辨析解讀：
觀《王陽明年譜》，記先生龍場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餘以為此言誠是，但案之於心的聖人之道一方麵則固不錯，然聖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學，原是混圓一團之象，舉天下萬事萬物皆包含在內焉，所謂一以貫之者是也。若分別之，則固有二方麵，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學問，物的即物質上之學問，所謂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謂致焉者，致此者也。若盡用力於一方麵，而遺其一方麵焉，則所謂道也，所謂學問也，皆不完全矣。吾嚐謂中國自三代以下，學者無論如何純粹，皆得聖人之道之半部分，誤認半部為總體，使天地間真理與人道皆不現出渾圓之象，與在哥倫布未發現新大陸以前之地球相似。蓋人類進化未達極點，亦不能怪其然也。陽明先生之此說，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吾人可以聖人之道一貫之旨為前提，而先從心的方麵下手焉，則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者矣。
宋教仁通過對王陽明的著作和年譜的研讀，將王陽明的思想和學說貫穿於其對革命理論的宣傳中去。比如，關於樹立革命誌向的問題，王陽明關於立誌的言論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他說，要確立革命的誌向，首先必須除去自己的私欲：“言我輩初立誌時，千罪萬過，洗滌不勝，每遇事，心亦知其當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實踐者常多，則人欲蔽之也，故現惟以克欲為第一工夫。”而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練”的思想，宋教仁說：“有良知而不致與無良知同也。”
實際上，宋教仁隻是想說，僅有革命的理想，但不踴躍投入到具體的革命實踐活動當中去，那麼，革命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
宋教仁31歲時死於謀殺，有人說是袁世凱，也有人說是孫中山。當人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他留下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人們斷定，若能假以數年，他必成為心學巨子。
另外一名民國先驅人物章太炎和上述幾位都不同，他是李贄型的人物，意誌堅強，認準革命事業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撓。他蔑視權威，隻伏首真理，縱然是孫中山，他也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說孫中山的革命計劃短淺，所以總是自敗，還說孫中山“天性褊狹，為人魯莽輕聽，又嫉賢妒能”。最後，他和李贄一樣行為怪誕，語出驚人，人們於是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章瘋子”。曾有人說，有幸得到章太炎提點之人，要麼聲望大增，要麼身價暴跌，屢試不爽。每遇章太炎有話要說，報紙便競相轉載，其中不乏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之說，並經常輔以標題“章瘋子大發其瘋”，如果章太炎的言論一時合了他們的胃口，報紙頭條就會寫上“章瘋子居然不瘋”。
袁世凱要恢複帝製前，章太炎臭罵袁世凱，袁世凱把他軟禁後，不敢動這位名動天下的大人物，隻能好吃好喝伺候著他。並且規定章的每月生活費五百大洋。一切生活開銷及損毀器物都由公家支付，還特意找來官差扮作廚子和仆人，監視章太炎的飲食起居。章太炎則要求他們每天早晚向自己磕頭請安，言必稱“老爺大人”，以此譏諷奚落袁世凱。袁世凱稱帝後，章太炎每天都要寫兩個大字：“袁賊”。他大量飲酒，每次必以花生米為下酒菜，吃時去其蒂，說：“殺了‘袁皇帝’的頭！”
章太炎同時還是個民族主義者，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病去世，他的遺囑隻有一句話：“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
章太炎曾有過一段對王陽明心學的真知灼見：“所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揭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
而章太炎對於讀書的見解，完全是王陽明的看法：博學要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創見；否則就是讀盡了天下書，也隻是書笥，裝了些別人的東西，而不是自己獨有的東西。
或許正是王陽明心學為他注入的強悍血液，才讓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了一生。我們與其說章太炎是個心學理論家和實踐者，不如說他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完全塑造出來的人，他的言談舉止都有心學家左派人士的風韻。
康有為、梁啟超等受心學影響的人在19世紀末的中國成功推動了改良主義，雖然隻有短短的百餘天，但畢竟證明了，心學可以在那個頹廢不堪的時代為人們帶來一絲光。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充當恐怖分子的暴力革命正是在王陽明心學鼓動下才會發生，無可否認，辛亥革命和日後中華民國的誕生，主要功勳並非是王陽明心學，可我們從上麵的論述中已經看到，心學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說王陽明心學改變了中國，尤其是終止帝製的功勞，已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