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心學能創造奇跡，人人皆知。但更大的奇跡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
六、心學讓日本脫胎換骨
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待王陽明心學的態度不可同日而語。民國時期，曾留學日本的蔣介石在主掌中國後要人們學習心學，並且武斷地說，日本能從一個窮苦落後的島國一躍而起成為世界級強國，王陽明心學功不可沒。眾所周知，日本崛起於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就像是一劑靈丹妙藥，讓日本脫胎換骨，能與西方諸強爭勝。章太炎為此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民國時期的大部分傳統知識分子都曾大聲疾呼要把一件寶貝從日本拿回來，這個寶貝正是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心學是如何在日本落地生根茁壯成長起來的呢？
有兩個人的名字被記入史冊，第一個叫了庵桂梧，是個日本和尚，另外一個就是日本陽明學的創建者和傳播人，大名鼎鼎的中江藤樹。
了庵桂梧和王陽明相識的具體時間不詳，不過從1513年他回國時，王陽明為他寫了篇感人的送行文章足以證明，二人交情不淺。1513年，王陽明創建心學已五年，了庵桂梧肯定了解了這門不同於朱熹理學的新學說。了庵桂梧回到日本後，把王陽明心學傳播開來。稍有遺憾的是，他把王陽明心學仍然看作是朱熹理學的分支，而且當時的日本思想界是朱熹理學一家獨大，王陽明心學在牆縫中苟活著。
中江藤樹（1608—1648年）獨具慧眼，發現了王陽明心學的無上價值，在把王陽明心學擺到台麵上的同時也成就了他自己。
中江藤樹家境一般，隻是能讀得起書而已，從小接受了規範的朱熹理學教育，由於他聰明異常，所以20多歲時對朱熹的《四書集注》就有獨到見解，這使他在日本思想界擁有了一席之地。他自信之餘，開始把目光對準當時風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出現於公元7世紀，是中國儒道的加強版：臣為君死，天經地義。“忠誠”和“勇氣”是日本武士講究的最高天理（道）。
中江藤樹發現，武士道發展了幾百年，堅持的最高天理不過是些準則，而準則背後沒有思想支撐，很容易受到質疑。比如，武士必須對他的主人忠誠，但如果主人不停地淩辱武士，武士該怎麼辦，還要忠誠嗎？
中江藤樹對這件事耿耿於懷，他在中國儒學，特別是朱熹理學中找不到理論，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實際例子。如果稍對中國曆史有所了解就知道，理學家們都是偽道學，李贄對他們的抨擊可謂入木三分。理學家們平時提倡殺身成仁，危機來時，全都明哲保身。
中江藤樹麵臨困惑，直到他37歲時接觸了《王陽明全書》，了解了王陽明心學，他的困惑才得以冰釋。
中江藤樹從王陽明心學中看到了哪些寶貴的思想呢？他說，陽明心學告訴我們，道德秩序的最高範疇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隻要“明德”“慎獨”“格物”，每個人都能成為聖賢。而真正的學問（聖人之學）就是“以心讀心”的“心學”。他重新回到“武士道”精神上來說，武士遵循的那些準則都是外在的，是盲目的遵從。真正的武士應該問自己的心，隻要和自己的心契合，才能達到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毫不留戀地死，毫不顧忌地死，毫不猶豫地死。
武士不應該為主君毫無保留地舍棄性命，真正的武士應該為自己的良知毫無保留地奉獻生命。無論是武士還是普通人，都應有這樣的覺悟：隻向心中的真理稱臣！
在中江藤樹的後半生，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陽明學的修行和傳播上，他撚出了王陽明心學的精髓“練心”作為自己和弟子們的終生課。王陽明心學雖然緩慢但卻紮實地開始在日本落地生根，在中江藤樹的眾多弟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後來明治維新的豪傑。當然，還有一位更加惹人注意，甚至是光芒萬丈的，此人就是大鹽平八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