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鹽平八郎和他的一百多名心學戰士倒下了，王陽明心學又重新尋找可塑之才，這些可塑之才是明治維新前三傑：吉田鬆陰、高杉晉作、阪本龍馬；明治維新後三傑中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
明治維新是一場震動天地的國家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麵，明治維新後，日本徹底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占領和侵略，它比改革前要強大百倍千倍。而正是這些明治維新的鬥士們運用王陽明心學的力量才使這種奇跡發生。現在我們一一陳述，看看王陽明心學到底讓他們擁有了什麼。
明治維新前三傑的首傑吉田鬆陰（1830-1859年）從小就特別關心日本國防，22歲時，他違反幕府規定私自出境考察日本地形被當局判有罪，沒收了他的一切榮譽和財產，他就此成為一個浪人。兩年後，吉田鬆陰又跑到日本沿海，幕府把他投入監獄，就是在這場牢獄之災中，他接觸了王陽明心學，並且深深地喜歡上了它。不久後，他又接觸到了王陽明心學左派巨子李贄的著作，他欣喜若狂，再後來，他又讀到了大鹽平八郎的心學筆記，於是對天發誓，此生隻服膺王陽明一人。
吉田鬆陰當然是有感而發，當時的日本被西方國家強行撞開國門，已淪陷為任人宰割的境地。吉田鬆陰三番兩次到海上考察海防，就是希望能為祖國貢獻力量，可他的一片苦心卻被日本幕府視為大逆不道。當他看到王陽明、李贄，乃至大鹽平八郎的思想和生平事跡時，不禁動容。這些人都曾經曆艱難困苦，但最後都成了名動天下的人物，他們這種頑強的精神不正是他們信奉的心學提供的營養嗎？
吉田鬆陰從王陽明心學中得到了這樣的啟示：必須要立下大誌向，一旦立下大誌向，就要知行合一，為了這個誌向的實現，要奮不顧身，無懼死亡：“生死離合，人世倏忽，但不可奪者誌，不滅者業，天地之間，可恃者獨此而已。”他在給弟子高杉晉作的信中激情四射地寫道：“貴問丈夫所可死如何？仆去冬以來，死之一字，大有發明。李贄之功為多，其說甚長，約言之，死非可好，亦非可惡，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死而心死者，有身亡而魂存者，心死、生無益也，魂存、亡無損也。”這是為了心中的真理，奮勇向前，永無畏懼。
吉田鬆陰的大誌很簡單：尊天皇攘夷狄（西方列強）。但他有生之年沒有實現這樣的誌向，也沒有看到日本的崛起，1859年，吉田鬆陰因放肆地宣傳王陽明心學的“無畏”思想而被幕府處以斬刑，離開人間前，他留下浪漫的遺詩：“肉軀縱曝武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
明治維新的第二傑是被稱為日軍之父的武士出身的高杉晉作（1839—1867年），他是吉田鬆陰最得意的弟子，不過從他一貫作風來看，他並未領會王陽明心學“人人平等”的概念，據說他臨死前曾對老婆說：“武士之妻與町人百姓之妻身分有別。”他叮囑妻子，我死後，你堅決不能接受伊藤、山縣等的接濟（高杉晉作出身於俸祿150石的中級武士家，而伊藤、山縣均屬於最下級武士家）。另外，高杉晉作還有一種王陽明提倡的變了味道的“狂放不羈”：他把嫖妓當成生活的主要部分，上馬指揮殺賊，下馬就嚷著要去藝妓館。同時，他親手創建的奇兵隊雖然不講出身地位，唯才是舉，可他本人卻總保持著日本武士那種昂首闊步，不可一世的派頭，他常常在前呼後擁的侍從保護下攜藝妓張羽傘，悠然醉步徜徉在街頭。
不過，他能成為維新前三傑的一員，必有原因。這就是他在日軍上的獨特創建，而這一創建思路正來源於王陽明。高杉晉作24歲時曾到中國的上海搞過貿易，當時正好是中國太平天國之亂，他親眼見到清朝軍隊的不堪一擊和太平軍的殘酷殺戮，這讓他毛骨悚然。他清醒地意識到，政府腐敗必遭戰亂，不是內部就是外部。
回到日本後，他開始為倒幕和攘夷而大聲疾呼，並且在吉田鬆陰門下學習王陽明心學，小有所成後，他寫下這樣的讀後感：“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義皇以上人。”
高杉晉作要做“義皇以上人”，必須要聽從良知的指引。而良知告訴他，要把停泊在日本沿海的西方列強船隻統統趕走。為此，他仿效王陽明在江西時組織的團練而組織了一支“奇兵隊”。奇兵隊成員都來自社會底層，為了讓這些人死心塌地地為國家賣命，他宣傳“四民（士農工商）平等”的思想：無論你是農民、商人還是武士、小工業者，你們和那群幕府大家夥都是平等的，你們為了祖國而戰鬥是光榮的，曆史必將記住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