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用法西斯手段對付法西斯的人，他可能也會成為一個法西斯。用流氓手段對付流氓的人，他可能就是一個流氓。你強奸了我的妻子，我本人衝冠一怒，就去強奸你的妻子，你的妹妹，甚至你的母親，甚至天下所有能被強奸的人。那結果，隻不過證明這強奸這是一個更其罪大惡極的罪犯而已。用卑劣的方法絕計教育不好同樣卑劣的歹人，隻有用高尚的辦法才能教育好那些有希望教育好的罪犯和惡人。
同理，如果以為隻有對於那些道德高尚的人，才應該報之以同樣高尚的道德，隻有對待那些有超群智慧的人才一個待之以超人智慧；隻有對待那些光華照人的人物，才一個待之以同樣光彩照人的態度。那你就死了心把。隻有的機遇可能一生都與你無緣。話說回來，與一個道德高尚者相交，就用不著你趕緊提高水平，而是人家要來感動你了。
作為一個妻子，隻有她還有一份利人之心，她就不會沒有一點可愛之處。
作為一個朋友，隻有他還有一點利人之心，他就不會完全失去作他人之友的資格。
一個完全的利己主義者，等待他的將是一片黑暗。“寧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好，無毒不丈夫。然而，到頭來，還不是天下人皆負於君。費盡心機得來的天下，便讓別人以同樣的方式更為凶殘的拿過去了。
有利於人格完美。完美的人格，其實不過是一種理想。或者說主要是一種追求。上帝沒有來過中國，這是他老人家的遺憾。他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十幾億黃皮膚黑眼睛的同樣可愛的人類成員。釋迦牟尼雖稱如來，但有錯誤。至少不明是非地把紫金缽借給法海，讓他狗仗人勢，去拆散許仙、白娘子的美好姻緣就是錯誤；把大鬧天宮的孫行者壓在五行山下也是錯誤。當然這是傳說中的事，雖是傳說，佛祖在天有靈，該以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正確。若不能證明自己的正確，隻好承認佛祖也是一個有缺點的人。
然而，作為人格追求，還是要追求完美。不追求完美，難道要追求殘缺不全嗎？
而且人格完美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全麵的，不是偏麵的。人格完美裏麵，至少包括道德，包括情操，包括科學，包括文化修養，包括健康與健美，包括創造性勞動行為，包括心理素質，包括能否履行作為公民的義務與權力，包括自我調整能力，等等。
現代中國，是一個在崎嶇的道路上艱苦跋涉的中國，也是一個在驚濤駭浪中揮臂前進的中國，還是一個在關山阻隔中披荊斬棘的中國，又是一個在七病八痛中修養生息增加活力的中國。
中國人本世紀以來，取得了令世界震驚和矚目的成績。例如偉大的抗日戰爭，就是一大曆史成就。例如建立中國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大曆史成就。例如三年抗美援朝戰爭，又是令人矚目的一個曆史成就。例如近十年多來的改革開放，同樣占有重大的世界曆史意義。然而，中國的基礎薄弱，困難很多。中國內部的許多傷疼需要治愈，許多年深日久的壞習慣壞傳統還需要認真清理。有很多人對“中國病”中國題目有興趣。為人不可能無病，為國亦不可能無病。自稱金剛不壞軀，本身就是一種無名病症。在這些探索和謬斷中，有一條，現在是越來越多的人找到了共識，就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提高全國人民的素質。包括政治素質，文化素養，科學技術修養素質，能力素質，道德素質，身體素質和心理素質。
素質不高，一切美好的設想都可能成為夢幻。而提高素質，即有國家的責任，也有文化事業單位的責任，更有每個公民自己的責任。一個念念不忘提高素質的民族，必是一個大有希望的民族。而一個常常存強烈完善自我人格欲望的個人，也就是一個大有希望的公民了。
此外，還有利於勞動創造，利於審美修養，利於幸福快樂，利於身心健康等幾個方麵。因為在下麵的題目中還要專門論及。此外不再多費筆墨；
3、 中、西欲望比較觀
武則天是一個很有風趣的女皇帝。她喜歡佛教，相信我佛如來，身為信徒，卻不甚相信和尚。她與和尚堿麵，好問和尚難堪的問題——大約她認定隻有問那些最不堪的問題才最容易問出真情話來把。比如她喜歡問和尚有欲無欲。一般和尚，均答無欲，試想，身為和尚又有性欲，總想著來一位仙女抱著，成何體統？獨有一位高僧答有，說但能克製使之馴化而已。武則天和讚賞這位聰明的說老實話的和尚。
武則天問的是性欲，這裏講的是欲望，欲望當然也包括性欲這一項，範圍可要大得多。有欲無欲，實在是欲望論這個題目不能回避的問題。隻是它涉及的事情太多，還要條分縷析。請諸君稍安勿躁。
首先說，欲望是一種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客觀存在，雖然差別千種萬種，客觀存在這個事實不能改變。無論東、西、南、北，處處皆然。無論貧、富、善、惡，種種皆然；無論男、女、老、幼，人人皆然。所區別者，不過在於欲望的優劣，欲望程度的強弱罷了。
真正無欲的情況，大約隻有兩種。一種是已經死亡者——死人無欲；一種是絕望者——絕望即無欲。在前者是永久性無欲，後者是暫時性無欲。因為絕望的結果，或者恢複起來——欲望又產生了，或者振作起來——欲望又複活了，或者決定永遠絕望——便以極端手段，永別人生。
說到永絕欲望，其實也有幾種不同情況。一種是改變人生。比如遁入空門，從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去掉一頭煩惱絲，便做和尚去者。象《紅樓夢》中甄士隱現實和柳湘蓮少爺那種情況，瞬乎之間，便飄飄然成為仙人也。然而，那是不易做到的，即使真的做到，成仙作佛還是一種欲望——逃離風塵欲望的欲望。一種情況，從此心灰意懶，無所事事，便自稱活死人也。其實活死人這說法，便是激憤之辭，起其真心未冷，仿佛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李贄先生。李贄甘為思想界的叛逆，不敬孔孟，不信仁義，特立獨行，自作和尚。將自己最為著力的兩部書稿，一取名《焚書》，一取名《藏書》，《焚書》並非自焚，自焚何必再寫？而是內容“反動”，不為官家和道學先生所容，在那些人眼裏，全是該焚的貨色。《藏書》並非不傳，不傳又何必寫它。同樣因為內容《反動》，不為官家和道學先生所容，隻好暫且藏之。自題焚書，乃不欲其焚，亦不怕其焚；自題藏書，乃不欲其藏，又不甘其藏，創作欲望一望可知。心灰意懶者有類於此，不過大部分沒有李贄先生那麼冷峻的眼光，沒有那麼硬棒的骨頭，沒有那麼遠大的誌向，也沒有那麼深遠的智慧罷了。他們雖欲絕其欲，其欲難絕。於是自隅東窗，長籲短歎；夜間擁被，抱膝長吟。或入酒肆，酒入愁腸，一醉方休。或沉醉享樂，不問秋風春意，隻在夢中貪歡。不用說，這是一種墮落，雖不必是永恒的墮落，卻是一種可悲的墮落。總不能自拔，大約是要“爾曹身與名俱滅”的罷。真正的絕望，在於去死。然而死是怯懦者的行為——大抵如是。又是迷茫者的行為。——請問是生難還是死難？若說生難，倒也罷了，或說死難，那麼，死且不怕，為什麼怕“生”呢？——以此證明死者的迷茫。用一個極端的說法，自尋死路也是一種欲望——特殊的欲望，由此看來，就是尋找死亡，欲望也要跟著你去死，絕不在死亡到來之前的一瞬間放你獨身歸去。
有人好講無欲，例如老子就是一個宣傳無欲的專家。近代人，中國的民族英雄林則徐也曾寫過一副對聯以自勉。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好個無欲則剛。此話雖平常如白水，卻是滾開的白水，那些貪心不足， 腐敗成性的人喝在嘴裏，是會燒爛舌頭的。這個且不管他。單講無欲，在中國傳統文化重的儒、道、佛三家，可謂各有所長。
儒家講修養，它不說無欲。孔子見南子，有些色眼迷離，子路就大為不悅。急得夫子指天劃地、詛咒發誓。儒家是現實主義者，不屑說滅絕欲望的話——包括財欲，性欲，口腹歡樂之欲等等。所以夫子愛美人，——君不聞夫子答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約兮之學複乎？”雖意在講“禮”，對美人之美也是深有研究的。夫子愛官爵，——君不聞孔子席不暇暖，棲惶於諸侯之間故事乎，雖然意在克己複禮，其功名之心，拳拳難釋。夫子愛佳食美酒。——君不問夫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炙，唯久無量——不及亂”之謂乎，雖寓禮於其中，口腹之享，可入當時品嚐家之列矣。夫子愛音樂，——君不聞夫子慣於《韶》《武》二樂之論乎。雖言其美而及善，能聞《韶》樂，“三月不知肉味”，感歎“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的人，沒有相當高的音樂修養，哪能得到至於的體會？但儒家反對奢侈，反對縱欲，反對不講道德仁義隻講功名利祿，以為那是小人之行，小人之見。所以儒家對於欲望不是采取滅絕的態度，而是采取修養的方針。保留適度欲望，將其引向道德仁義，此儒家之本義也。後來宋代儒生，大叫大嚷所謂“存天理，滅人欲”，非但不合夫子本意，而且也在一旁虔誠之中加快了封建社會走向滅亡的速度。
儒家講進取，道家講智慧。這智慧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追求。追求什麼？追求無為而治。這說法仿佛有悖常理，有為方得其治，無為怎能得“治”。然而，道家學說自由它的充分理由。這理在今天看來，猶然有可取之處。道家重智慧，又重天道自然。以為世間萬物，隻有合乎其自然之道，才能得以生存。合道者興，不合道者廢。所以才有無為而治。比如一匹馬，好好的在草原上跑著，你非要抓它，捕它，打它，罵它，還美其名曰訓它，愛它，這就失去本意。不信，您老人家也如此這般處理一下如何？道家講無為意在有為。這方法雖有大弊端在，例如方才對馬的議論，雖合馬之天性，卻不合古代人類發展生產，以求生存的“天性”了。但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或者在理論借鑒的意義上，也自有其不容忽視的價值存在。
例如西漢文景之治，那個繁榮的時代，主要不來源於儒家學說，而源於無為而治的方針。雖然在禮義刑法上還是以儒為本。劉邦出身卑賤，“卑賤者最聰明”——因為生於秦朝亂世的它了解下情，所以，既做皇帝，又了解民間疾苦，立法“五十稅一”，還要期年減半，實行極輕的賦稅。呂後最多陰謀之意向，卻秉承丈夫的遺願。繼續無為而治。當時的名相肖何曹參，一脈相承。肖何立規，曹參隨之，肖規曹隨，促成盛世。可見無為而成有為，實在是一條很有啟發的經驗。不僅如此，就其生也晚的美國政府，也往往取亞當 斯密自由經濟理論學說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以為“最不管事的政府也就最偉大的政府”。可以說無為而治，在今天也還有很大市場。
至此，無為並非無欲，也就看得很清楚了。至於後世道家發展此說，講到種種健身之術，且稍後再講。無為並非無欲，這就是說，主張無為的道家，並非主張滅亡欲望的道家，與其說道家無欲，不如說這是他們的別樣追求罷了。
佛教也承認欲望，不過他們倒是真正地痛恨欲望入骨髓的一家。然而這說法並不合佛學本義。因為佛教教理是反對嗔怒的，說他們恨欲望入股，錯了。那已經不是佛家使用的語言和應有的行為了。
順便說一句，佛、道、儒之差別，在欲望二字上麵，表現特別突出。儒家不去管它。道家煉金丹，煉內丹，其意何在，無非求一個肉體成仙，論起實質，其欲也大矣。佛則不同，他們厭惡欲望，反對欲望，以為欲望是萬惡之源。從生至死，受其蠱惑。佛家講“四諦”，“四諦”的基礎在於苦諦，所謂苦諦，說通俗點，就是無生不苦。胎兒受母腹之苦，生育受“兩山”壓迫之苦，落地受風、霜、寒、露之苦，即生之日，無時不若，死亡之時，苦莫大焉。不僅如此，就是死了，依然不能離開“苦”字。倘不脫離輪回必受地獄磨煉，煉獄之苦，更勝人間千倍萬倍。受苦之後，還要輪回。前生作惡，後生必報，或墮阿鼻地獄，其苦無邊；或墮入畜生道，讓你變豬、變狗，變羊、變虎，不是為人所殺，就是自殘而死。輪回是一個怪圈，一入怪圈，幾手永不可脫逃矣。這苦痛就真的是無邊無際永無出頭之日了嗎？回答說也不是的，因為可以超脫，所以才講輪回，講輪回意在超脫輪回，從此解脫苦痛，成為永恒自由之身。
有人說，佛教是最不合迷信之道的宗教，信哉斯言也。它其實並不信神佛鬼怪。隻有修成正果，才能解脫輪回之苦。不論是人也罷，牛也罷，樹也罷，草也罷，一秋之蟲也罷，萬裏鯤鵬也罷。那怕你本事宙斯與地母之子，若不修成正果，一樣墮入輪回。輪回麵前人人平等。小百姓如此，大皇帝亦如此，貧苦如洗者如此，腰纏萬貫者也如此。然而，它對於欲望的態度是殘忍的，超脫輪回，便消亡了一切欲望，雖沒有了一切苦難，但也可以了一切幸福。中國古人雖易於接受佛教宣傳，又最喜歡用自己的理解去塑造佛教的形象，到頭來，還是與道教更為親近，其根源大約在此。
總而言之，東方文化，至少儒、道、佛為主要特征的東方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有大不同。欲望是客觀存在的這在東西方文化史上並無區別。不能說東方人有口腹之欲，西方人就個個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東方人有的欲望，西方人盡皆有之，這就叫一個規律。但東西方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對於欲望的態度卻有不同，這就叫“幾種模式”。一個規律，幾種模式，再加上，東西方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在曆史發展過程之中，又會各自以自己的實踐創造出新的模式，進行新的曆史性選擇，包括相互借鑒和相互融彙在內。但在目前，東西方對於欲望的理解，肯定與否定，都有相當差距。論及東西方欲望比較觀，大約有如下種種差異存在。
（1） 中國人主張“不患貧而患不均”，西方人承認“馬太效應”。
所謂馬太效應，是“新約、馬太福音書”中的一段話，大意是說，已經富有的，將使其變得更富有，已經貧窮的，又使其變得更貧困，這思想在西方倫理想史上，地位顯赫。雖不合基督教產生之本旨，卻成為後來西方文化發展曆史上的一個重要傳統。西方人也不歡喜或者說更其害怕貧窮，他們的發財意識強於東方人和南方人。但他們不認為縮小貧富差距就能擺脫貧困，而主張隻有發現尋找和產生更多的財富才能活得更有價值。因此，富人是受尊敬的——如果隻有說不夠確切的話，那麼以創造性行為致富，公正地說，還主要是靠著勞動人民艱苦卓絕的勞動創造出的財富，但直到今天，西方人對於能掙大錢的人，依然表現出更多的欽佩羨慕和敬重。
傳統中國文化與此大相徑庭。孔夫子也許也有意無意之間說了一句：“不患貧而不患不均”，後世學子便銘刻在心，記入一個“均”字，隻有“均”，就是貧苦若幹。我餓死你也餓死，那才是生死不渝的好朋友，噫籲呼，可以瞑目矣。
然後反對拔尖，誰一拔尖，準得倒黴。縱使你是百世不遇的幸運兒，也非倒黴不可。中國有句俗語，叫做“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然而，真正修橋補路的人並不很多——富人沒這德行，窮人沒這能力——君不聞為仁者不富，為富者不仁乎？倒是對於有些出類拔萃的人物，非鏟平非管死不可。你冒了尖，就是不平，尤其你的“不平”竟然超過了你的主子，你的父母，你的男人，就是把你切成碎片，碾成齏粉，也是罪有應得。堂堂中華大帝國，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就是三綱五常。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你是臣子，竟敢超越皇帝；你是兒子，竟敢超越父親；你是妻子，竟敢超越丈夫，那還了得。何況說，還有更卑更賤得人，連臣子、連兒子、連妻子的地位還掙不到哩！他們不過是臣子的臣子——奴仆；不過是兒子的附庸——女兒或者庶子；不過是妻子的幫手和嚇人——侍妾、姨娘甚至通房丫頭。如此卑賤的人們，竟敢想超越自己的主子，那還得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正為此，傳統儒家文化，才特別反對欲望，反對所謂過於膨脹的欲望。才主張中庸之道，才感歎“吾未見好的如好色者也”。
中國人講“均”，講節“欲”，講來講去，成了大鍋飯。曆代農民起義，無非兩個前途，一個是遭到失敗；一個是掙來一個近乎土地平均主義的大鍋飯。自然這是等級製度統治下的平均主義。
而平均主義的結果，就是窩裏鬥。你也不讓我多走一步，我也不讓你多走一步。我再另一個地方過，中國中庸之道的妙用，在於掐頭去尾，冒尖不行，落後也不行，不前不後，斯為君子矣。
然而，柏楊老爹看出了其中的問題，不前不後，不許前不許後，於是就為著相互齊整，而展開沒日沒夜，沒完沒了的“窩裏鬥”，柏老爹稱之為“醬缸文化”。其實醬缸文化的根源在於中國特有的封建製度模式，其思想基礎在於“不患貧而患不均”。窮了，窮死了，沒事；但一不均，就心驚肉跳，仿佛死了親娘祖奶奶一般。於是先把那些要冒尖的人掐死，或者掐個半死，讓他們暈暈乎乎地跟著大隊人馬蠕蠕而行——看你還敢不敢輕舉妄動！
自然，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反對節“欲”的反對派在。主要是兩派，一派是極端為我主義的楊朱學派；一派是強調功利主義強調到主導地位的申韓法家。楊朱一派，乃是哲學的小人，雖欲一論，不足一論。申韓一派，則是幫助建立秦朝郡縣製，也就是說幫助打下中國封建時代中央集權大帝國基礎的功臣。然而，命運多殲，好生背晦。
法家開創者是慎到，申不害，但最有實績者，卻是商鞅，商鞅變法，強了秦國，以一隅之邦成為七強之首，給過幾代人的努力，終於並吞六國，一統天下。商君雖亡，其業猶存，人生能得到這樣結果，亦稱快哉。由此看來法家在先秦時代卻有大功勞。而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是韓非，韓非重功利。雖為荀況門生，不信儒家的道德學說，主張法、術、勢，強調以法治天下，有功則賞，有過則罰，賞罰分明，據之以法。韓非的思想，在先秦居期影響極大。秦始皇讀韓非書，也曾發感慨說：“寡人得與此人遊，死無憾矣。”但好像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說，雖利於打天下，卻不利於治天下。天下未得，法家倍受青睞；天下初定，道家便成主流；天下興旺，儒家有成正統。從此，助秦國吞並六國，一統天下的法家學說交了華蓋運。再也沒有得到徹底翻身的機會。
（2） 中國人主張“識大體”、“和為貴”，西方人強調“個性自由”、“競爭意識”。
法家學說不興，功利思想在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國代發展史上幾乎也從沒有揚眉吐氣過。他們總象貪嘴吃的小孩子一樣，扯著父母的衣角扭糖人兒似的扭著。而一旦龍顏大怒，馬上就給踢出八丈遠去。法家交惡運，因為中國封建模式一經穩定下來就不再需要它。其根源還在中國古代社會製度本身。因為中國古代社會，乃是一個大陸國家，一個農業國家，一個“治水”國家，一個封建國家。可悲的是，知道20世紀70年代，法家的壞運還沒有交完，又讓江青、張春嬌一幫小人給玷汙了一回。如此晦氣的命運、好不背晦煞“魂”——法家諸位先賢之魂也。
孔夫子“莫患貧而患不均”的思想，真正開始被比較徹底的打破——即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心理上，體製上幾乎處處打破，還是近十餘年的事。中國改革開放的十年，可以說是發生巨大變化的十年。孔夫子“不患貧而患不均”的理論到底沒有多少市場了。
中國是一個特重群體利益的民族，不但重視群體利益，而且有一套“和”的理論。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經數千年風風雨雨，幾盛幾衰，幾衰幾盛，盛而又衰，衰而又盛，終於連綿不斷，成為僅存不絕的古代文明。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因為隻此一家，別無它店，“物以稀為貴”，所以稱為奇跡。
但這不是說中國文化就好得不得了，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獨尊，沒那事。其實，其他古代文明，雖有斷層，並未滅絕，而是漸次融化到別的文化或者與別的文化合流而改變了自己的原有模式罷了。曆史上有價值的東西，是不會滅絕的。但中國自宋以降，一直沒能恢複令人自豪的漢唐景象。中國雖沒有斷層，卻也沒有發生飛躍——至少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沒有發生飛躍。雖不亡又不強，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一個總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批評中國傳統文化和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才有差不多同樣多到天數的理由。爭論的結果，恐怕也沒有一種極端觀點可以取勝的。
實在說，東西文化，就其整體發展而言，沒有優劣之分，隻有階段上的強弱之別。西方文化在整體上並不優於中國文化，中國人盡可不必妄自菲薄，東方文化在整體上也不優於西方文化，中國人又沒有理由妄自尊大。但在維持民族統一，土地統一這一點上，雙方確有很大差別。中國人要求統一，可以說是一切“欲望”中的最大欲望之一——即使還不是唯一的大欲望的話。而西方人注重功利與自主的要求則常常居於土地統一的欲望之上。
西方國家自古以來，常常處在不斷的分化與組合之中。我們看西方國家疆域界限的曆史演化，大約隻有流動的疆界，而沒有比較固定更不消說有完全固定的疆域了。
中國儒家文化注重“和”的作用，能和則和，曆史上隻有注重講“和”的人更受人尊重。好講鬥爭的人在一般情況下就不那麼容易受歡迎。
中國儒家文化又特別注重整體利益，強調整體，輕視個體。常常好作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比喻，又好作西瓜與芝麻的比喻，用比較通俗的說法，就是9個指頭與1個指頭的關係，其本意還在要看整體，看主流，而其結果卻往往隻要西瓜，丟了芝麻，甚至錯把芝麻當成西瓜。因為講和，又特別重視人際關係，而把人與自然特別是人與生產的關係放在第二位第三位。重人而輕物，重仁義而輕物欲。這麼一來，不要說西瓜與芝麻，魚與熊掌的辯證了，就是連西瓜呆芝麻，連熊掌帶魚統統丟棄了，也在所不惜，甚至於還要為這種丟棄而表現出大義凜然和洋洋得意呢！
中國傳統文化，在國則戀國，在家則戀家，交友則戀群。中國的愛國主義，世界聞名，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不稱世界第一，也是世界一流。中國人交友，最好講世交，不但兩個朋友要終身相好，而且連在家的兒孫也世代相好。所以寫《水滸傳》的人，就不忘了寫《水滸後傳》，或者《後水滸傳》，總能七拚八湊，找出一幫徐寧二世，呼延灼二世和花榮二世來。至於如《三俠五義》之類，盡可以寫到《小五義》、《續小五義》。老子英雄兒好漢，英雄愛英雄，好漢愛好漢，於是後來的一代，幾乎原封不動地還是那樣風雲際雲一群豪傑。兩個人在一起搭檔作藝術夥伴，彼此也不能分離，誰主動分離就叫“裂穴”。夫妻不和，現代人稱為精神死亡夫妻的，也不能離異，離異就有失禮儀。雖有男子可休妻，那是因為女人地位低下，休妻無傷大雅，倘若子孫滿堂，或者媳婦雖不肖，而在攻破麵前評價好的，就是丈夫想休也沒法可想。象《紅樓夢》中王熙鳳那樣的潑辣貨，誰討來作老婆都能一輩子晦氣。可是因為王夫人喜歡，賈老太滿意，任你賈璉再能，也隻能甘拜下風。但這和現代人的思想滿不對勁。王熙鳳不是賈璉的夫人嗎？有恩愛則成夫妻，無恩愛則各奔東西。然而不行。倒好像王熙鳳不是嫁給賈璉，而是嫁給了賈府管家婆這個位置似的。實際上舊時代的中國正是這樣理解的。比如王熙鳳是賈璉的妻子，家人說起她來一般不說王小姐嫁給了賈公子，而是這是賈家的媳婦，那是賈府的少奶奶。好像這媳婦不是配偶的一方麵、是這大家庭共有“財產”，那少奶奶的地位自然更強似做某一個人的妻子似的。
中國人講大局，很有它的曆史原因和曆史左右。中國數千年文明而不中途衰落，而不出現大的斷層，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沒有分裂，沒分裂總比分裂好。站在20世紀展望21世紀的國際形勢，不論政治形勢也好，經濟形勢也好，不分裂都大有好處。人家歐洲還在搞聯合呢！歐洲共同體一直在發揮著重要的經濟聯絡和協調作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越來越令人矚目。中國不分裂，暫時分裂的還要統一，中國不能學孟加拉和巴基斯坦一分為二的樣子。因為中國有自己的曆史淵源，有自己的民族傳統和自己的國情，而且這種傳統至少和當今世界的發展潮流產生了某種曆史性共鳴。
但這不是說，西方曆史上分化組合紛繁跳躍就全然是一種壞事。同樣，西方國家也有自己的文化曆史條件和自己的國情。
歐洲曾經過古希臘、古羅馬，及其馬其頓王國等幾個重要的曆史時代。後來，羅馬帝國衰落了，分成好幾個諸侯國，九世紀以後，才奠定了現在歐洲主要國家的堅實基礎，歐洲分裂了。而且至今仍未聯合，或者在未來相當長的曆史階段中也不會真正合二為一，合三為一，合四為一，但是，歐洲不因自己的分裂而變得弱小，實際上，自文藝複興運動以來，它們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麵，後來者居上，得益於西方古代文明的可塑性和競爭性。
中國沒有分裂，雖有分裂，必定統一。但又沒有因最後統一，而變成強大的國家。至少自宋以降，就從來沒有真正強大過。大固然大矣，但內憂外患也多。送人被金人元人欺侮，明朝被清人滅亡。清朝吃盡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苦頭。知道1949年，經過109年艱苦卓絕的鬥爭，才算真正開始了一個新的曆史紀元。用毛澤東的話說，中國從此站起來了。
這就是說，中國人重大局，西方人重競爭精神，這是各自傳統文化和曆史發展道路決定的。在整體上難定其優劣上下。而在理論性上又確有優劣上下。既有差異，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惜乎爭論多年，尚無結果。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各自拋棄了自己的傳統，那麼本來屬於自己的優勢就喪失了，縱然強調向對方學習，也就沒有了學習的資本。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閉關自守必將滅亡，全盤西化或全盤東化也沒前途。隻有改革開放，進行新的文化模式構建才是正路。
中國的中國傳統必然導致欲望道德化的道路，而且個人的欲望一般不被重視，而被歧視。很多傳統家庭，隻能靠著犧牲一部分人的愛情而維持，特別是犧牲正直人的幸福而維持。而在曆史封建王朝中，也總是以忠臣良將的犧牲、作為維持舊王朝或新王朝得以安定或者得以苟延殘喘的代價。實在這代價是太過昂貴了。每每令人思之念之，不免痛上心來。比如屈原大夫，比如嶽飛、袁崇煥將軍都是國家的棟梁，然而他們既是忠臣正直的化身，又絕難擺脫愚忠愚節的束縛。他們既是勇於同侵略者戰鬥的英雄，又是本朝本國皇帝與諸侯的忠實奴仆。他們不怕犧牲，卻偏不能犧牲在與敵鬥爭的戰場上，也隻能犧牲在自己效忠的人的威逼慘害之下。作為家庭成員，如《家》裏邊的覺新與瑞玨夫婦，確是極好極好的；又比如《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夫婦，同樣是極好極好的；然而好人不得好報。因為所謂顧全大局種種，弄來弄去，隻有真心實意地相信道德原則的人遵守，那些假公濟私，男盜女娼們，反而成了當權者眼裏的大紅人。
說中國傳統文化講“和”、講“大局”，是不是和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窩裏鬥”相矛盾，是不是就等於完全否定了柏楊先生的醬缸文化，這也不是。這地方主要作三點說明：
其一，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為醬缸文化是特指中國傳統文化“弊病”講的，果然有這弊病，並非虛話。但這不等於說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是處。如果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醬缸，也就不會有持柏楊先生那樣觀點的人了。
其二，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和”強調群體利益強調的過了頭，所以就必然和保守勢力纖結在一起，一說改革，便心疼肝痛。改革者縱然千好萬好，偶爾出一點點毛病，就可能被車裂，而保守勢力就算是監守自盜，知法犯法，也算可以理解的缺點。
其三，對群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偏麵強調都是致命的缺點。中國傳統文化雖不亡而不強，這也是一個原因，因為中國人民的潛力至少在五四運動之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在十年改革開放之前，未能得以充分發揮。
中國講整體利益的結果，是壓抑了人們正當欲望的實現，從而也就把自己帶入了死氣沉沉的無為境地。五四運動自覺地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自由，宣揚婚姻自主，個性解放，其曆史緣由在此。
（3） 中國人好講“自給自足”；重守成，最怕丟失祖業；西方人講流動，希望擴大生活空間。好冒險，渴望巨大變化。
中國傳統文化宣傳自立，是一大優點。但講自立講過了頭，又是一大缺點。
中國人講自立，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努力上。其實西方文化也有這種要求。初一看二者並無卻別，細一想，其中確有不同。
中國人的自立重點不在個體自立上，而在群體自立上。比如對於個體的欲望，一般總是節製和壓抑的。西方人講自立更重視個體，對於個人的好惡，一般不怎麼幹涉。反映在兒童教育上，同樣的小學生，一個中國兒童和一個美國兒童，同為沒有弄懂課本上新功課，家長便會有不同的批評。美國家長會說：“你既然不懂，為什麼不向老師提問呢”中國家長則要質問孩子：“你不懂，你為什麼不專心聽講？”對於學校教育，中國人一般說來最重視課堂紀律。對學生在課堂上的提問，重視不夠，有些先生則反感提問，提得多了，難免發火，要訓斥孩子：“我說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聽？”或者“我說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好好聽？”但美國學生的課堂情況是亂哄哄。學生們不提問，老師也覺得沒精神。這一點我們不去細說它了，因為和前麵一個題目有很多相近相似之處。
中國人講自立的更重要的方麵，是把解決問題，特別是解決經濟問題的重擔毅然決然的擔在自己肩上。自己的事情自己辦。對於掠奪別人的行為，是深惡痛絕的。所以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滿腦子都是尋找黃金。而且滿口說的也是尋找黃金，為著黃金，為著發財，不怕犧牲性命。可鄭和下西洋就不同了。他不是為了尋寶，要說尋，主要是為了尋人，尋找那個不知下落的建文皇帝。鄭和下西洋遭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但是發生在同一個世紀。就因為文化背景與主觀動機的不同，當時的影響已然有很大差別，對後世的影響差別就更大了。鄭和所到之處，宣揚大明皇帝的德政，宣傳德政而施德政和西洋各族人民關係很好，目的雖不在探寶，卻有很多經濟收獲。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處處充滿風險；因為意在黃金，所以和當地土著，一開始就結下了不解之冤。但以對後世的影響而言，鄭和的影響不如哥倫布。這倒不是因為作者有偉大的謙虛，或者不熱愛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因為事實如此。鄭和下西洋沒有在經濟上帶來一個新時代，主要的成績還在於民族交流感情文化方麵；而哥倫布的探險隊卻給西方世界的發展空間和發展速度，帶來莫大影響。
中國講自立，自己沒有十分把握的事情不辦。沒有十分把握的欲望，一大半就會被斥為妄想。有時候，有了12分把握，還不肯去幹呢！我說這話，請不要以為作者就能輕而易舉地跳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圈子，跳不出；確切地說是常常跳不出；或者更確切地說，跳出去難，轉回來易。現在兒童樂園的現代化——姑且讓我冒用這個本來無比莊重的限製詞——設施不少。有些設施運轉速度過快，看著不免害怕。有一種運動十分緩慢的天車，說是宜於膽小者乘坐，我曾經乘坐一回，當這天車巨大的轉輪慢慢升高的時候，耳邊隻聽者哢哢吧吧的響聲，但見地麵上的行人和遊客越來越小，漸次如嬰兒，如木偶，如蠶蟲，如螻蟻。高高在上，盡可高瞻，盡可遠矚；然而，聽著哢吧哢吧的響聲，一點心思皆無。於是左手拉著母親，右手抓著兒子，生怕天車出事，更怕母親和兒子出車。這時候，一個念頭在我頭腦中出現了，自己不能控製的事情，再好玩也不能幹。後來，我把這感受和一些朋友說了，或者笑者，或有讚同者，也有深表欣賞者，卻無反對者。再後來，有一次我寫書寫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候，我想到這個體會，請問一個連娛樂都下定決心要能自己控製安全的書生，你讓他在從未去過的大海深處探寶，它會去嗎？更不消說由他自己提出的設想來了。按照一般的說法，哥倫布生於1451年，我剛剛小他500歲。500年必有你王興者，不知興者為誰？但至少是沒有我的份了，——誰讓你膽小如鼠的！因此，侵略別人的事，一般找不到中國人頭上，不屑為，不肯為，亦不能為也。所謂不能為，並非沒這力量，而是就自己內部來說，就沒有這樣行為的文化動力。所以中國曆史上侵略別國的記錄很少很少。和異族發生糾紛，最終還是回到自己土地上來。中國人不去異族他鄉，縱然在異域他鄉也念念不忘故國之情。我們從古代以來就沒有把別人的國家變成自己國家的傳統。充其量，也不過是要求鄰近國家承認自己的特殊地位，要求他們向自己進貢而已。強時，要人進貢，弱時，便進貢他人。
就其缺點而言，中國人的欲望最易滿足。他們思念故土，容易安於現狀，對過去的生活表現懷念的時候多，而要求改變的時候少。2000年依然秦磚漢瓦，住得久了，也真覺不出有什麼不合時宜的地方？
因為這個特點，中國傳統文化就局於流於保守，不重創業守成。而且還要口口聲聲，說創業容易創業難。
我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就認定了創業難，守業更難。創業一窮二白，或者置之死地而後生。於是，豁出命來，尋找生路。但一旦取得大業——天下，這天下就歸你治理了。好事雖然好事，光彩固然光彩，能否有所作為，就是另一回事。從中國曆史上看，最為光輝的人物，大約多生活在戰亂年間，雄才大略，縱橫天下，英雄固不可一世矣，豪傑固風雲叱吒矣，文章固風流倜儻矣，業績固永垂青史矣。然而論及商業，論及農業，農機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技術革新，科學事業，在曆史上的地位就不那麼突出了。正史重在帝王將相，而帝王將相最光彩的事情就在於能夠得天下。這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特點，也是一個缺點。打天下千辛萬苦，打下天下，就一心想著把這天下搞得平平穩穩，再不讓別人把它再“打”了去。所以，中國帝王，特別是開國皇帝，頗有些好殺功臣的習性，這並非僅僅因為他們是無賴出身，或者天生一付鷹鼻隼目，豺狼之聲。其中最著名的例如漢高祖，例如朱元璋。直到把打天下時的銳氣，英氣、豪氣、誌氣統統消磨幹淨，方肯舒一口氣，說道天下太平矣，寡人可高枕無憂矣。創業難，守業更難，因為這個“業”，特別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大業，靠“受”常常是守不住的，所以後代皇帝，每每要感歎生不逢時，每每要為祖宗基業喪於君手而捶胸跺足痛哭流涕。
這幾乎等於是說，守業難，難在一心去守。之所以沒能有所作為，因為那指導思想就沒有出息，到頭來隻好一蟹不如一蟹，自己的列祖列宗以英雄氣概打天下，身為不肖子孫隻好罪衣罪裙當俘虜，或者幹脆一根繩子上吊完事。
而那不肯一心守業，自己雖未生在動亂時，偏要幹一番不遜於祖上大事業的人，也就乘時勢之風，做出了驚人之舉。最著名的例如雄才大略的漢武帝。
主要不靠平息戰亂而富國強兵揚國威於天下的，最著名的人物，恐怕還是商鞅。商鞅是大改革家，他的功績東伐六國，而在推行變法。商鞅變法，使秦國從骨頭裏強大起來，強得紮實，強得基礎如厚，從此一舉成名，終於取得一統天下的偉大成就。後來兒孫，因為時勢的關係，雖亦常有變法的人物出現，但那結局就都有些不很妙了。中國的變法圖新，自商君至戊戌變法，大者十數次，中者數十次，小者無計其數；而失敗者多，除去社會結構本身的原因外，和中國民族心理的節欲寡欲，重守成不圖進取有很大關係。
中國傳統文化不以進取為榮，而是守業自詡，表現在對生活得追求上，就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千古不變的低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最低限度地滿足於吃、穿、住用四件事。
中國人是現實主義的，古人雖沒這名目，有這風格。我們不象西方人那樣，為著某種信仰就搞得天下擾擾。例如十字軍東征，例如曆次大大小小的宗教戰爭，例如為著某種名譽和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動輒以30年50年甚至100年而計的長期戰爭。古代的中國人可沒有這麼浮躁，他們不會為著一個宗教信仰就發生大規模社會動亂——沒那必要，也沒那力量。吃飯尚且有問題，空著肚子去關心和尚和道士的事，豈不蠢哉？中國人信仰宗教，一大半不至於向各位教主——請原諒我用這個不倫不類的概括詞——奉獻什麼，而在於用自己的一點好心向著各位教主要點什麼，或者說換點什麼。中國人特別是絕大多數的宗教信仰者，他們相信宗教就象現代人到銀行存款一樣，利率越高，積極性就越高，存一得十，那才好呢？所以，李自成初見宋獻策，叫他說得天花亂墜，便很高興，及至所到“十八孩兒兌上座，當從陝西得天下”這一句的時候，簡直就有些欣喜若狂了，馬上倚為重臣。對能使他得天下的神袛在凡間的代表給予莫大的光榮。不但李自成，就是武則天，李世民，漢武帝，這些對神仙與佛道發生大興趣的人，其心莫不在此。此風由下而上，又由上而下。民間百姓，去深山進香，去廟裏叩頭，大多帶些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倚為。跪在佛祖麵前，擎上高香一柱，投入錢幣三枚，於是種種祝願紛至遝來，不可勝數。希望保佑自己升官的，保佑家庭平安的，保佑父母無病無災的，保佑自己婚姻美滿的，保佑自己早生貴子的，就連婁阿鼠圖財害命，也求神仙保佑，天哪，如此細碎繁瑣，先就忙死神仙；如此急功近利，豈不累死神仙；如此惡人抽簽問命，豈非賄賂神仙？倒是土地廟中一副對聯寫得好：
隻有幾文錢，你也求，他也求，給誰是好？
不作辦點事，朝也拜，夕也拜，教我為誰！
中國人中有些迷信的似乎不少，但虔誠拜佛的卻又不多。類乎這樣的對聯，在西方基督教盛行的年代，寫出來獻在禮拜堂前得人，縱然不是一個絕無，也是極為罕見的吧。
中國文化傳統，講抽象的信仰，非吾所願，也非君所取。講究實際，“民以食為天”，先問，“吃飯沒吃”，表示親熱，又最好問寒問暖，就像《楊三姐告狀》一劇中那個殺死妻子的高占英一進嶽母的門，嶽母三句話未講完，就忙著做飯一樣。這種習慣，才是地道的中國特色呢！直到今天，在我的家鄉此風依舊如存，本人第一次去嶽母家看望，其實不過剛剛隔了兩個小院而已，且已吃過晚飯，老嶽母的第一個指令，就是讓本人即將上任的妻子做一碗麵條擺上桌來。
中國人講實際是大優點，但欲望不高，卻不能說是大優點。滿足於一天能喝兩頓粥，一生能造三間屋，那就有點太過於目標低下了。中國文化傳統，不那麼講究滿足個人欲望，哪怕是隻包括健康良好美麗的欲望而絕不包括一切不甚健康不甚良好不甚美麗的欲望，也是如此。
中國傳統反映在社會文化意識方麵，就是知足者常樂，就是樂不忘憂。就是“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中國人的憂患意識，天下聞名。但隻憂患不行，幹起來才是正經。然而往往憂患者多，行動者少，賈誼上《過秦論》，《治安策》，洋洋數萬言，寫得感情充沛，意義縱橫。《治安策》開頭伊始便棒喝一聲：“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倒黴事如此之多，憂患之情溢於言表。然而比起抱著石頭就往汨羅江中狂跳的屈原大夫，還要算小巫見大巫哩！可歎的是，憂患雖多，改革方法卻少。往往並是在開拓方麵下功夫，而是在節製新欲，降低生活水平，拚命勞作上下功夫。有時候，簡直下的功夫全是笨功夫，死功夫。現在的青年人，恐怕已經很少有人能想到一個舊時代的農民他們是怎麼生活得了。
為著能夠守成，守住基業，不會喪失，於是便要節製欲望。而節製的理由簡直就是成千上萬。節製的方法也是應有盡有。不僅表現在人與物得需求對立上麵，而且表現在人際關係的相互往來方麵。台灣李敖與一位來訪者談話，談來談去談到宗教。順口便說：“教主式的人物，總是提倡很多錯誤的，荒謬的東西。不過，耶穌在教育群中，算是比較優秀的，它提出了一些文學標準的東西，譬如孔夫子隻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是耶穌說：‘把你喜歡的給別人。’現實他有更積極的一麵。”
中國人提倡節欲，特別是提倡勤儉持家，勤儉建國，艱苦奮鬥，喜不忘憂，這本身沒有錯，而且恰恰都是些好品質。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它錯就錯在缺少開拓者的氣魄、欲望和胸襟。
尋其原因，大約最根本的一條，還在於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是一個以自然型農業經濟為主的農業中央集權社會。工、商業不發達，雖發達亦不能成社會主流。縱然也有大繁榮的曆史時期，如宋如明，然而與大工業無緣，千言萬語，說到底，還是屬於見麵就作揖，隨即高叫一聲：“您吃了嗎？”這個文化體係。
值得慶幸的是，這樣的時代終於過去了。現代中國正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而英勇奮鬥。現代人的欲望價值觀念發生了種種變法，可謂勢所必至，理由固然。
（4） 中國文化傳統最重尊卑貴賤，奉行“倫理—政治中心主義”；西方基督文明，主張上帝造人，後來發生變革，上帝死了，人為貴。
中國古代曆史總體說來，就是一部封建王朝史。自然，從時間上看，還是原始社會更長，然而，其影響遠不如封建社會為大。封建社會前，又有奴隸社會，但奴隸社會的影響同樣沒有封建社會影響為大。盡管對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分期問題尚有大分歧，但自周秦以來，具體說以春秋戰國為界的曆史分界，在我看來是最具有說服力的。作者的立論，即從此說。
中國的封建社會時間長，影響大，不但影響近、現代中國，而且影響了世界，也正是這一段，中國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貢獻。如果論及奴隸時代，最典型的社會製度，首推古希臘、古羅馬，影響之大，無以述之。但有一強必有一弱，歐洲有強盛無比的奴隸時代。講封建時代這一段，它比不過中國。同理，中國封建時代的強大無比，又使它的舊基礎極不易潰散，所有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舊有的土地神，都成了豆芽菜，雖有一切必要的生命元素，卻不能長成參天大樹。中國自宋以降，經濟上有日益繁華之勢；政治上卻又有日趨沒落之勢；科學技術有緩慢發展之勢，意識形態卻又有日益僵化腐敗之勢；加上內憂外患，災難重重。但它的生命力不曾很快枯竭，一方麵苟延殘喘，度日艱難；一方麵“百足之蟲，雖死不僵”。因為中國的封建文化實在是太過周詳也太過完備了。
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大特點，就是它留給後人的最大影響，就是中國自秦漢以來，本質上始終是一個中央集權的等級化封建國家。其實，封建製度沒有不是等級化的，您看佛寺中的神像，也是上上下下，尊卑有秩，但中國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式的等級國家，因此它的等級製度和等級觀念來得特別森嚴，也來得特別嚴整。
中國封建等級，無所不在。自上帝王，下至庶民，以至奴婢，都有上下尊卑貴賤之分。整個王朝就是一個等級製度的大家庭，而各個家庭，又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小王朝。
中國的等級序列，是連宗教神仙也包括在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式的等級序列之內的。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至唐以前，儒家勢力獨尊。不去說它。到了李世民時代，佛教影響已大，道教影響也水漲船高，不可小覷了。因為勢力已大，所以就開始相互爭地位，既和儒家要地盤，佛、道兩家也彼此間各不相讓。於是大漢皇帝端坐在龍庭之上，便開始一本正經地給儒、道、佛三家排起座次來。在李世民眼裏，道教乃李姓的宗教，神仙的祖師姓李，本皇帝正好姓李，500年前是一家。就憑這一點，道家就應戰友特殊地位，於是親筆下詔儒、道、佛排定座次，道教地位獨尊，佛家地位殿後。後來李世民死了，62歲上就死了，因為李耳先生一貫主張無為而治的，也就沒有幫他的忙—死就死吧。武則天攫取大權，橫看豎看，對李姓祖師排在那麼高的位置上不滿意，於是舊話重提，又其波瀾。這位中國古代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女皇帝同樣端坐在龍庭之上，便開始重新給儒、道、佛三家排座次。這一次就把佛教的地位移到前麵來了。因為有佛教徒說，武則天乃女菩薩轉世，有此大根據在，女菩薩也不便忘記根本，就決定佛教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