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做法是頗值得驚怪的。因為皇帝再大，畢竟凡人；而神佛再小，也是神佛。但中國封建社會是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式的等級社會，容不得任何人特殊與中央集權的等級序列之外。就是神佛鬼妖，全無例外。為此，也就管不上你神佛不神佛，本皇帝才是神中之神，佛中之佛，讓你們移至何處，你們也隻能照旨而行。不但此也，就是死去的名人貴族、王侯將相乃至種種有功於皇家或者社會的人，都可能得到皇帝的封贈。最有名的如孔夫子、如關雲長，如嶽武穆。個個都被封為地位崇高的神袛。不用說，這樣大事無論事前事後，一定也沒有征求天上諸位神仙的意見。
這結論在現代人聽來，不免十分驚駭，而在彼時人看來，都是十分平常。因為人分數等，等等有別，所以，欲望大小，也應該和身份相等。不合身份，不但越禮，而且犯法。所謂“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照理說，天鵝果然吃不得，那麼任你鳳子龍孫，一樣不能吃。果然吃得，不僅鳳子龍孫吃得，蛤蟆的子孫也就吃得。難道因為它醜陋，因為它弱小，因為它叫的聲音不雅，就不是一個有同樣“食也性也”要求的生命了嗎？但在古人那裏，說這話大半就要殺頭，拿癩蛤蟆和鳳子龍孫相比，你有幾個腦袋？可憐的緊，隻有一個腦袋，可是癩蛤蟆不也一個腦袋嗎？鳳之子，龍之孫甚至鳳之親娘祖奶奶，龍之親爹祖爺爺不也是一個腦袋嗎？可他們不那麼像。他們以封建王朝的曆史根據為勢，把人的一切需求都等級化了。比如吃飯，西太後一頓正餐，主食不算，僅菜肴就要不多不少端一百大碗上來。西太後的肚皮有這麼大嗎？沒有，西太後的飯量絕對比不上一位久戰疆場的將軍，比不上一位在烈日炎炎下辛苦勞作的農民，比不上一位洋車夫，也比不上一個餓的饑腸轆轆的叫化子。可你也要和西太後看齊。一頓飯擺一百大碗菜肴上來—即使你有這條件，也非砍頭不可。不是因為你沒西太後一般的好肚子，而是你沒那資格，沒這資格而妄圖有這資格，就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不，不，比這個嚴重多了。你膽敢和皇帝或太後比，犯上作亂的賊子野心已昭然若揭，縱不滅門九族，也非斬首示眾不可。
不僅吃飯，穿衣、禮節、說話、稱謂無不如此。但僅看穿衣吃飯這樣的細事都有如此莊嚴的等級講究，其餘也就可想而知了。
就我上麵舉的例子講，還是屬於可能產生地位變化範圍內的情況。比如一個王子絕不能想去當皇帝，一想就有罪。但在客觀上，畢竟還有可能成為皇帝。因為同治皇帝沒有兒子，就光緒繼了位，光緒皇帝又沒有兒子，就讓宣統繼了位。其餘如大臣的升遷，秀才考官，或因軍功討封賞，都是比較常見的事情。特別是曆史悠久的科舉製度，誠如鯉魚跳龍門一般，跳過去，馬上成龍，何其輕鬆愉快乃爾。自然，那些跳不過去的，隻能還是一條鯉魚。你鯉魚再大，也不過一條臭魚罷了。而在其它範圍內，則根本不能改變身份的情況也還多有。從整體上說，女子永遠要聽從男子。這一條在封建時代就根本沒改變過。武則天盡管做了皇帝，西太後盡管真正掌實權，然而她們對三綱五常依然恭之敬之，唯有大拍三綱五常的馬屁一法可想。武則天曾用女官，但朝廷中依然男性的天下，西太後根本未提女官二字，朝廷中依然是男性的天下。女兒生來也苦，雖出過個別女皇帝，又有什麼用處？男女之間的地位是不能變的，主奴之間的地位也不能變，一日為奴，終生為奴。就是跳出奴才的火坑，見到舊主子還是一個“奴”。大約看過《煙壺》這篇小說的人都記得，那烏世保窮得直響，碰見自己家裏原先的奴才現在做了官的一位惡人，就可以用口唾他，開口罵他。可惜，烏世保—斯文人也，否則就是賞他500個大耳光，他也隻好忍著。不但主奴地位難改，有些職業、並非就是奴才幹的，然而，一樣地位卑下，一入其門，幾代不可翻身。如裁縫、如樂戶、如戲子、如廚師，就是有一肚子學問，想參加一次科舉考試，也沒希望。
欲望是等級的，等級越高，越可以有大欲望，身為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卒士之濱，莫非王民”。連整個天下萬民萬物都是他的，他產生什麼欲望，簡直就沒人可以擋得住他。那些“一片忠心可對天”的臣子們，到頭來也隻有“武死戰，文死諫”，和無可奈何地吟唱“商女不知亡國恨，至今猶唱後庭花”的份了。
最終結果，就是一頭毫無節製的縱欲，一頭毫無希望地節欲。因為你地位賤了，產生任何欲望簡直都是罪惡。皇帝沒有罪惡，縱有罪惡，也隻能後人評說。在他正在治理的時候，你最好不要說，除非遇上李世民，否則， 一言不入耳，九族血長流。你相信那結果怕人不怕？
這就是說等級社會乃是一個特權社會，特權的有無大小因尊卑貴賤而定。中國農民和一切下層勞動者，在漫長已近無邊的封建時代，被壓在社會的最下層，能逃過衣食之虞，就應該山呼萬歲。中國封建王朝曾經十分強大，而中國封建社會終於沒能率先進入更為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並非中國人個個都是菜鳥，實在是勢使之然也。要槍斃，要仇恨，要清算，要批判，也應該把這些力氣都用在對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大一統式的等級製度上麵才對。
西方基督教國家則有不同。雖非本質不同，卻屬於模式即結構式的不同。
我剛剛說過，凡封建社會都是等級化的，歐洲基督教國家自然也不能例外，他們的封建時代也是等級化的。
歐洲中世紀最有特權的首推僧侶很貴族階層的特權，並不比中國封建時代的高級階層遜色，或許它來的不如中國封建社會等級製度更周密，卻比中國的等級壓迫更野蠻。
僅以高級僧侶階層為例。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財富，他們對於社會的剝削特別是對於貧苦人民的壓迫，都是極其殘酷的。他們本來是上帝派在人間的代表，然而，要從這代表身上找到上帝的影子可是千難萬難，豈止千難萬難幹脆一無所有。
德國新教運動之前，有的謂《贖罪券》，講的通俗一點，就是自己花錢給自己賣一條通向天堂之路。這無疑是對於有錢人的特許通行證，又是對於無錢人的最後盤剝。然而這辦法實在和上帝無關，和聖經也無關。《聖經》上講到有錢人的時候，那口氣是輕蔑的，曾經說，有錢人想進天堂比駱駝鑽進針眼還難。然而，有了贖罪券，這個問題解決了。隻要金錢開路？駱駝就可以鑽進針眼；而且，在鑽過那針眼的時候，來一個如意跟鬥或者跳一段華爾茲舞也說不定的。僧侶雖在傳教，意在收錢，錢多勢大，物欲無邊。人民可謂苦極，僧侶偏能樂基。馬丁 路德的宗教改革之所以一風吹起萬裏風雲動，實在和貧窮的人民實在已經苦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有關，又和新興的資產階級實在無法忍受僧侶集團的壓迫和勒索有關。
不但贖罪券，贖罪券隻是生財的一法。贖罪券意在要錢，裁判所卻意在要命。上帝雖然萬能，上帝的代表若無安全也等於無用。因此，中世紀對於異教徒的鎮壓從來都是極端眼裏的。對內嚴防緊防，不慎鎮壓一次、十次、百次，對外則發動戰爭，不惜使數以萬計的生命化為異鄉之鬼。
一切宗教似乎都以慈悲為懷，基督教更是宣傳博愛的樣板。很可惜，越是那些講道理講得天花亂墜的人，做起卑鄙事情也還越能花樣翻新。中世紀的基督教統治，一方麵引導世俗進行無邊無際的懺悔，在上帝麵前痛恨人生；一方麵又用種種殘酷的手段進行壓迫和迫害。大約看過《巴黎聖母院》電影的人，對於那裏邊穿鐵靴這一酷刑，都極難不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然而，對於宗教裁判所來說，這不過是些小伎倆呢！動輒要用火刑，把人活活燒死；或者暴曬於眾，把人活活渴死；或者關入鐵籠，把人活活關死。請問，如此種種，都是上帝的憐憫之心，可以同意，可以接受的嗎？要知道，按照基督教義，人類本是上帝親手造的，上帝早就人類，而上帝在世俗的代表竟然如此殘虐地迫害人類，豈非成為違背上帝誌願的罪人？
不但如此，僧侶特權階層的欲望也是沒有窮盡的。而他們的偽善與他們的罪惡欲望恰成正比發展。一般宗教，最為痛恨奸淫。不但痛恨奸淫，為了防止奸淫，對夫妻間的性生活姿勢都有明確規定。這作法在今人眼裏，雖近乎醜惡嘴臉的自我暴露和自表自演的醜角滑稽戲，而在當時，可百分嚴肅，千分莊重，萬分認真的。
然而，僧侶最恨奸淫，奸淫偏在僧侶。近代以來，最有名的西方文學名著中，講到僧侶的性心理矛盾，性變態，性罪惡和性道德虛偽內容，實在不在少數。如剛剛說到的雨果的文學名著《巴黎聖母院》。那裏麵寫了麵善人善的女主人公，寫了麵醜心善的敲鍾人，寫了麵善心惡的“太陽神”，也寫了心麵俱惡的副主教。這個副主教偏偏就是這書中一切罪惡的起源。他實在比書中任何一個人物都更卑鄙、更虛偽、更道德敗壞，也更沒人性—更不消說有半點神性了。然而，他實在是一個靈魂與肉體均肮髒透頂的人。看罷這書，人們會問，為什麼如此卑鄙，如此虛偽，如此道德敗壞，如此沒有人性的人，偏能使自己的罪惡目的得以實現？回答說，因為他們代表的那種社會製度本身就是卑鄙可恥，虛偽荒唐，道德敗壞和沒有人性的。
與之同類的又有《紅與黑》，《紅字》，《黛麗絲》、《謝爾基神父》和《牛虻》等等。《紅與黑》是一部寫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於連先生的書。這位男主人公一心想著功名利祿，要求大名，掙大錢，有大威風，成大事業，出人頭地，萬古流芳。因此，它最向往的職業就是紅—高級僧侶紅色的袍子和黑—高級貴族將領的軍裝。他有大野心，也有大毅力，果真做過僧侶，也曾當過軍官，然而，他所代表的新興階級的欲望和他所處的環境原本就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終於左衝右突，丟了自己的頭顱。《紅字》則撰寫宗教禁欲的罪惡。所謂《紅》就是寫凡有奸淫罪惡的女人衣服上都弄上一個紅色的“A”字，帶著這個字母，就好像林衝臉上的金印，無論走到那裏，都受到世人的歧視和譴責。然而，使這女人“墮落”的卻是一位教士，使這女人受辱的還是這位教士，給這女人判罪的依然是宗教組織。宗教之禁人欲的不合理，通過生動的藝術形象得以淋漓的揭露，使他虛偽的麵上流下黑色的血來，也使這無辜的軀體流出紅色的血來。《黛麗絲》是寫一位妓女被一位僧侶拯救而這僧侶又為這妓女的美色所迷惑直至死亡的故事。故事構思奇巧而深刻。黛麗絲是一位絕色女子，不幸墮落風塵，以其美色使多少王公貴族拋金如土，使多少達官貴人傾家蕩產。於是一位道行高深關心世俗疾苦的教士便來拯救這妓女的靈魂。進而以宗教的真誠和基督教義的偉大，感動了這個女子，使她幡然悔悟，皈依宗教。於是她的靈魂得救了。很可歎，那救她靈魂的人的靈魂卻在同時墮落了，於是產生了前麵說過的結果—這可是一個絕妙的諷刺。《謝爾基教父》和《牛虻》是一般讀者都熟悉的書把，那裏麵，關於僧侶的虛偽和空虛，殘忍和陰險，都有同為深刻而又活靈活現的描寫。總而言之，作為一個特權層次，基督教社會的封建本質與中國分揀社會的本質並無不同。
然而，其基本模式卻有結構性區別。這種結構性區別表現在：
第一，西方封建製是從政、教合一方式為基本模式類型的封建體製，中國封建體製則是以中央集權大一統式的等級製為基本模式類型的封建體製。
西方人崇信上帝，以為上帝造人，人類無論貴族都是上帝的產兒。其實說產兒都不正確，是上帝根據自己的想法和本身形象製作的有生命的複製品。因此，東方人關於真龍天子的說法，在西方行不通。西方也有貴族階層，但那主要是因為功勞才能帶來財富和出身的榮譽，雖有世襲，亦可加封，而在上帝麵前，窮人富人並無人格上的差異。這種文化模式，一方麵給西方宗教統治、政、教合一的模式形成提供了文化基礎，另一方麵又為自由、平等等民主化要求提供了曆史前提條件。
就其消極方麵而言，西歐中世紀的政、教合一的統治，是人類曆史上一段黑暗的年代。宗教地位崇高，宗教組織龐大，宗教財產豐厚。他們不事生產，卻居於一切生產者頭上。他們無情地剝削社會，又以宗教教義知道這個社會。以東方人的眼光看，宗教是一種非常現象，他不能取代世俗的地位。實際上，果然用佛教教義指教國家，這個國家非滅亡不可。果然用基督教教義知道國家，就不能不把國家引向戰亂，禁錮，貧困和黑暗。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中世紀比起來，是充滿世俗人情味的文化。孔夫子主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把傳宗接代堪稱頭等大事。世上人幾乎個個都讚成“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的信條，以為婚姻乃終生大事。最為美好的理想之一就是“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所以中國人對於“性”生活，對於男女相愛之情，對於衣、食、住、行，這些必要的生活資料生產，對於人情世態的觀念，一般說來，總是更接近於現實主義的。昔日劉備入川，見川人好飲，飲酒誤事，就下令禁酒，而且連酒都不能留存，否則便要懲罰。這作法自然有些過分。又一次孫乾陪劉備查看城防，見一男一女結伴而行，就喝令軍士將其捕捉，說他們必有奸情。劉備驚問，何以一見男女便知有奸情？孫乾回答說：“彼有具耳”。劉備大笑，於是下令不再禁絕酒器。這當然是個笑話，而且是和男女之情並不直接相關的笑話。但即使這樣的笑話，在基督教國家，那些熱心基督事業的人，也是說不出口的。從宗教的意義上講，隻要一提到與異性有關的事情，不論什麼，簡直都成罪惡。
從積極方麵講，西方中世紀並未一統，雖說政、教合一，比較時分時合，有時同床異夢，有時貌合神離，有時幹脆爾虞我詐。所以西方作為政、教合一的政權而言，它的權威不是一統的；作為人、神關係的倫理思想而言，他們的等級序列也不是單一的。因為不是單一，所以就容易使人產生競爭的希求，給人以可以選擇的前提。
好像中國先秦時代的士人，秦不用可去楚，楚不用可去趙，天下紛爭，沒有統一的政權，士人們可利用這形勢，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天。到了漢代，天下一統，你縱然想另謀出路，已經沒有出路。上吊唯此一棵樹，縱然看它長的別扭不像在那上麵吊死，也沒辦法。何況說，西方政、教合一的體製，其政、教之間的反映出來的矛盾與衝突，又不是春秋戰國那種形態可以簡單類比的了。西方人受神的統治久矣，而一旦打破神的封鎖，就不再有沉重如山的無窮等級壓在自己的頭上，神的迷信既已打破，人們很快就發現人類原來是最美麗的，而自己身為人類成員也可能就是最美麗的。
第二，西方封建製因為采用政、教合一體製的緣故，對社會生產的管理直接手段不多，而東方中央集權製的封建國家則是社會生產方式的直接指導者和潤劑者。
西方生產水平，就其曆史發展來看，在16世紀之前，並不優於中國。以其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言，中世紀這一段，要大大落後於中國古代社會。然而，他們卻後來者居上。究其原因，自然也與雙方各自的社會模式類型不同有關。
西方最黑暗的時期即宗教統治時期，然而，宗教統治並不直接參與生產，它不屑於管這樣的事。在經濟上，它們最感興趣的無非是財物。隻要你能買贖罪券，本主教就青睞於你，加上古希臘本有科學分科傳統，因此，對於技術個性之類並無過多幹預—除非科學技術的發現和宗教教義發生政治衝突，才開始感到科學與宗教教義是很難共存的東西。然而，已經為時晚矣。你縱然可以燒死幾位大科學家，卻不能燒死他們主張的真理。也禁不住他們向著人類大聲宣告：地球仍在轉動。
中國是大一統國家，以皇帝為首腦和代表的朝廷幾乎無所不管。特別是對於中國封建王朝賴於生存的工地，更是倍加用心。可歎的是，他們本身就是大地主階級中的特權階層—特大地主。於是他們的自身利益總是與貧困農民的利益根本對立的，幾經緩和，幾經對立，終於緩和時少，對立時多，爆發過一次又一次的農民大起義。另一方麵，他們對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又全無興趣。加上儒家思想以儒為本，以禮為本，以道德倫理為中心的影響，科學技術簡直還掙不到婢女的地位—就象西方中世紀那種樣子。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在正統儒生眼裏，不是婢女，而是小人。小人低於婢女且又多多矣，所以，中國雖有四大發明，卻把這四大發明作為女兒嫁給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世界。讓她去西方世界生出更多的子子孫孫，創造出在古代中國未曾創造出的科學奇跡。
第三，西方政、教合一的社會模式，加上他們地理環境，易於走向世界，而中國作為大陸性中央集權的等級製國家，不易走向開發，卻易於民族融合。
西方中世紀屬於政、教合一型國家，宗教地位崇高。宗教地位崇高的第一個標誌，就是不允許異教徒的存在。異教徒個個是魔鬼。而上帝本不容許留下一個魔鬼的。那裏有異教徒，就應該群起而攻之。正是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做基礎，西方人才那麼容易就發動了八次十字軍東征。雖然東征還有更為深刻的社會原因和階級原因。
而就東歐的地理形態來看，那也是一個易於交流而又易於爭執的地位。地中海周圍，有那麼多不同的民族，又有那麼多不同的宗教國家，因此，交流是一大方便。戰爭也時時處在一觸即發的境地。和歐洲人比起來，中國人就顯得比較寬容，比較比好戰爭。
西方宗教教義不容並立。而東方中央集權的世俗政權卻希望自己的臣民多多益善。不管你信什麼宗教，隻要承認皇帝的權威，都沒多大關係，朱元璋手下就有不少明教教徒。而自東漢以來，雖幾經毀佛，但對於自異域傳入中國的佛教，總是寬容者多，而苛遇時少。雖然好給各種宗教文化學派，混亂不堪地大排座次，但其主導思想，卻頗有些兼收並蓄的意思。我在某個地方說過，猶太人足跡遍世界，走到哪裏，都帶著一個猶太的影子，唯有來到中國，很快就與中華民族同化在一起。吉普賽人同樣足遍世界，走到哪裏都是一乘大篷車，唯有來到中國，也就慢慢地於中國的土地和風俗同化了。看起來，壓迫隻能激起反抗，涵客寬厚才能彼此同心。因為這種不同，西方人重商思想早有淵源，而中國人以農為本的思想則根深蒂固。或者反過來說因為有重商主義傳統，所以才有產生西方封建體製模式類型的基礎。中國自古以農為本，才為中央集權製的大帝國奠定了經濟基礎。前因後果，轉換生成，才形成了東、西方文化曆史發展的不同曲線。
簡而言之，中國的中央集權大一統式的等級製度形成了中國人的等級欲望價值觀。
而西方人上帝造人的政教合一的社會模式類型最終從反麵幫助激發了易於走向平等的欲望價值觀。
（5） 中國古有成文法卻不重法製，西方雖有法製傳統又最易產生投機之想。
欲望與法的關係，欲望仿佛河流，法製仿佛渠道。水流無渠道不行，水流衝破渠道又會成患。渠道意在疏流導向，卻也能阻塞水流，影響疏流導向，同樣成患。這事情已經夠複雜的了。再加上，法製是一部曆史。原始社會，本無法律，雖有規矩，不取法律形式。奴隸社會，奴隸已被排斥在法人地位之外。奴隸不過是貨物，充其量隻有公民參與奴隸法，或者特赦奴隸為平民，奴隸不能享受法律規定的權限，他的生命以致一切歸他所有的東西統統又歸他人—奴隸主所有。封建社會，人是等級的，法也等級的，雖然也曾宣揚“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那不過是一種說詞，一種願望，沒有多大應用價值。湖陽公主的蒼頭無故殺人，董宣殺了這蒼頭，漢光武帝就要問董宣的罪責，虧得此老牌子耿直真如鐵，就在金殿上說了一大篇道理，還把腦袋撞了一個大窟窿，才算感動了光武帝。要知道，中國曆史固長，皇帝固多，如漢光武帝這樣的皇帝，既有本事，又有功績，不濫殺功臣，還精通文墨，實在不多。像董宣那樣的敢作敢為的直臣又可謂少而又少。好皇帝不多已經堪悲，直臣不多，更其堪悲，最可悲還在如湖陽公主這樣的貴族，實在不少。說起來，湖陽公主還要算一個好人哩！董宣殺了她的隨從，雖然也曾怒氣於天，畢竟還是轉怒為喜了；雖然它也曾自己為自己擇婿，要理直氣壯地來個第三者插足，後來聽那對象說“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也就收回成命了。要是碰上隋煬帝那樣的腐化分子，碰到吳主孫皓那樣的食人生番，碰到劉禪那樣的昏庸主子，碰到高洋兄弟那樣的缺少心肝者，才算真倒黴呢！而中國曆史上，明君屈指可數，庸庸之輩偏偏人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要王子與庶民同罪，不是醉酒如狂，就是大夢難覺。
中國古有成文法，其資格之老，可以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不是從形式上理解而是從實際方麵考察，中國主要是一個倫理—政治中心主義的文明古國，最重倫理。中國的啟蒙教育，堪稱發達，至少曾經發達。然而，自古學習儒家學說，很少顧及其他諸子，重視法家學說的，即使你重視，也沒多大好處，因為仕途隻向儒家正統開門，你學旁門左道，於你前途不利。
中國古有法製，但法製是粗線條的，而道德規範卻是細線條的。法製是軟指標，而道德規範卻常常成為硬指標。
法製所管轄的多是罪犯，大多數與犯罪無關甚至雖犯罪卻未曾告官的人，甚至告了官又通過“運動”而未曾受理得，甚至雖受理卻又被以種種理由開脫的人，都不在法律管轄之內。中國傳統道德之家，自誇門戶清白，有兩句常用語，叫作“家無再婚之女，世無犯罪之男”。跟法律不沾邊，那才是好樣的呢！
道德就不同了，它簡直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不論朝廷，行業，師生，家庭，統統都有道德管著。因是農業古國，家庭關係最為重要，而儒家道德對於家庭倫理道德也給予特殊的重視，規範之細，要求之厭，在世界文明史上即使不是僅見的，也是非常典型的。
不但如此，而且法隨德走，一旦觸犯道德，在很多情況下也就等於觸犯了法律。而真的觸犯了法律，又常能如沒事人一般。比如你上朝見駕，帽子沒有戴好，就因為找一個帽子歪戴就犯了大不敬罪，於是龍顏大怒，先把你屁股打一個稀爛，但你真的貪贓枉法，私賣官爵，甚至打了敗仗，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偏不一定要受懲罰。因為你貪心雖大，政績雖無，甚至犯了大錯誤，但對皇帝主子忠心未改，那麼，皇帝老官見了你就如同見了天津狗不理包子一樣，不覺眉開眼笑起來，丟個千八百裏的土地，仿佛也沒啥了不起似的，皇帝不問，也就算沒帳。
中國古有成文法，曆史悠久，文章皇皇。然而，所有法律，皆為欽定，就是說那都是皇帝恩準的。雖然法律上也就不可能有關於皇帝的條文了。皇帝老子高居於法律之上，要是把皇帝寫進法律，縱然說一萬句好語，也等於貶低了皇帝的身份。法律是欽定的，於是也可以欽改，縱然不改，也可以把自己置於法律之外。英國有大憲章，1215年製定的。英國建國也晚，是中華大帝國的晚生後輩，然而，講到大憲章的意義，都比中國人先進了一步。歐洲國家能率先進入工業社會，看起來個中早有曆史契機和曆史根源。
中國古代法律內容廣泛，除經濟生活之外，幾乎樣樣皆備，然而論其主旨，卻是懲罰律。
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中國封建王朝是一個大一統的嚴格的等級社會，社會各階層—不同等級在社會中的地位也是等級式的。處在較高等級上的階層對於處在較低層次上的階層有主導權、支配權、甚至人身權。反之，處在較低層次上的人對於處在較高層次的人，隻有服從權，屈辱權甚至依附權。下等人有過，必嚴懲之；上等人有過，則寬宥之；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因為各個階層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本質上，法律是站在統治者一邊對於被統治者的壓迫的合法化和條律化。
鑒於如上種種原因，中國傳統文化的欲望觀，就有了如下幾個特征。
首先，它把欲望實現的社會期望值，一大半寄托在人際關係方麵，而不是寄托在法律根據上麵。說好一點，叫作“朝中有人好作官”，說差一點，就是“人情大於王法”。中國人重道德原非壞事，因為重視道德而同樣重視人情味，更非壞事。但因為重視道德做得過了頭，把人際關係特別是與上等人的關係看得高於一切，弄成畸形態勢，就成為很壞的社會問題了。我們看中國的古代小說，不管是前人稱為名著的也好，還是一般通俗市井化的也好，在這一點上，仿佛別無二致。《三國演義》的主旨在維持劉氏天下的正統地位，而最費筆墨的則是孔明的忠君報國和關羽的義重如山。在前者幾近乎神仙的化身，然而，一見劉備就成為忠誠的犬馬，一生一世不忘報“知遇”之恩。在後者則是桃園三結義的支柱人物，對於大哥劉備，永遠不能忘記一個“義”字，義氣大如天，比天大。曹營十二年，上馬金，下馬銀，拴不住他的心。忠義雙全，水滸也講忠義，要不怎麼宋江一坐寨主，馬上下令把聚義廳改成忠義堂？對義的描寫，更強似對“忠”的肯定。梁山多少英雄，一見到義字，就金剛化佛，馬上從裏到外，一片稀軟。李逵怎麼樣，一雙車輪板斧，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真不亞張翼德之英雄也。武鬆怎麼樣，景陽崗打虎，獅子樓鬥殺西門慶，快活林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血濺鴛鴦樓，真乃頂天立地好男兒也。魯智深怎麼樣？不消說拳打鎮關西，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肝義膽，也不消說為著保護林衝，隱跡潛蹤，大腦野豬林得古道熱腸，單隻倒拔垂楊柳這一件事，倘若生在20世紀，保管寫進吉尼斯大全，為中國人在開創世界紀錄上又添上不朽的一筆。然而，他們一見宋江，個個矮下去半截。為著宋大哥的義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就是宋大哥領著他們一頭栽進宋王朝早就準備好的沸騰的油鍋裏去的時候，他們雖有怨氣，也還是一步一趨就跟著跳下去了。中國傳統文化，認人不認法，實在是一個不小的悲劇。直到20世紀60年代，還曾經演出了“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出大悲劇，而造成這悲劇的原因之一，就是個人崇拜的狂熱發展。當一支義軍隊伍，為著一個人而獻身的時候，就是他們的災難降臨的時候了。而當著一個民族都狂熱地要為一個人獻身的時候，所造成的悲劇，還要大1000倍10000倍呢！
其次，因為法律與道德相比，處在從屬的地位；因為法製意識不能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意識。因此，相對來講，中國人的法製觀紀從來都是比較淡漠的。其結果，就是人們在為難的時候，首先不去考慮法律的作用，人民在遇到麻煩的時候，也大半不去考慮法律的幫助。古代中國最大的冤案，怕要算嶽飛慘死風波亭這個案子了。然而，嶽飛臨命，所想到的隻是一個“忠”，雖死猶忠。他的後人所想到的同樣是一個“忠”字。不因為父親蒙受不白之冤而改變初衷。對著天大冤枉絕計想不到靠法律手段平反，而是耐心等待聖上的“恩典”。不這樣也不行。因為皇帝乃是法律的父親。沒有“父親”批準，法律不過一紙空文。其實殺嶽飛就是這個聖上，他已經恩典過一次了，恩典給嶽飛元帥一個“死亡”。那麼將來的恩典，會不會也同樣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嶽家軍殺一個盤幹碗淨呢？那隻有天曉得。幸而沒有；後來還真的給嶽飛平了反了。平反了，忠魂得安，萬民同慶，然而就此滿足矣。再也沒有誰想到給一切好人，哪怕是隻給那些有大貢獻的大好人，來一點點法律方麵的保證呢？沒這想法。一聽說冤案平反，早就屁滾尿流，叩頭如搗蒜，流著熱淚山呼萬歲去了。
中國傳統文化心態，不把自己的國家的安全、社會的公道寄托在法律上麵，這已經是很值得憂傷的事情了。然而，還不止此，人們還總在幻想著能有超於法律之上的正義的化身存在，便求他們主持公道，為民解憂解難。中國舊小說中，公案小說最擅長此道。而公案小說總離不開清官，清官主持一切正義，甚至不論陽間陰間，隻要他願意，就一塊管著。除去清官，還有俠客。俠客雖不是清官，卻大半是清官的朋友，或者清官手下的爪牙。他們本領奇大，手段奇高，心腸奇好，而人格卻奇低。他們沒有獨立人格，因此，他們充其量隻能解救三個被掠的老漢，五個被害的女子，要想讓他解救社會，可就燈草拐棍—拄不得了。最要命的還是這種寄希望於個別清官和俠客的社會心態，因為這種心態，本來十分聰慧和勤勞的中國人，常常先自己把自己捆住雙手，捧作案上的犧牲。
再次，因為中國經濟法律曆來是中國法律體係的薄弱環節。所以，中國人知法懂法尊法護法，並應用法律手段保護正義和自身正當權益的觀紀就很差。傳統文化下生活的大多數中國人，對於處在自己上層得階層，總是以忍為上，所謂“身在矮簷下，焉敢不低頭”，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所謂“能忍則安”，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最好的也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中國人的“忍功”，堪稱世界第一。當忍讓的中國人起來造反的時候，能把是真把人逼瘋了。而傳統中國文化下的生活的人們之所以缺少法律觀念，也和日常生活距離法律遙遠甚至自覺遙遠有莫大關係。古代中國是個農業古國，生產比較單一，而且又是自給自足的自然農業經濟，其經濟規律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也確實比較淡些。
西方則不同。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基督教國家，大多有法製傳統。從古希臘時候起，他們的社會生活模式和社會管理模式就與東方國家不同。古希臘有元老院，權利巨大。有選舉製，影響深遠。1215那個年代，西方文明並沒有中國文明更發達，然而，英國就出了“大憲章”這樣著名的法製曆史。古希臘有選舉製，英帝國有大憲章。這都是近代文明發端之前的事情了。而在近代文明出現之後，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進而把人權與法製結合起來，成為西方社會生活的一般準則和政治基礎。拿破侖一生戰功卓著，據說曾打過四十個勝仗，要知道打40個勝仗，並不是吃40個鴨梨，就是吃40個鴨梨，沒點本領怕也不行。然而，拿破侖評價自己功過，認為那40個勝仗遠遠比不過他主持製訂的拿破侖大法典更為重要。拿破侖後來當了皇帝，皇帝尚且有這樣的認識，足見東、西方在文化格式方麵確有重大差別。
傳統中國人法製觀念淡漠和中國自古是一個自然農業國家相聯係，而西方重視法製的傳統也和他們是一個以商業流通為主要經濟生活基礎的社會曆史現象有聯係。在西方生活，沒有法製觀念怕是生活不成，隻講義氣不行，隻講人情更不行。現代西方簡直就是契約的天下。任何一件事情，沒有契約都辦不成。所以美國社會律師之多，足令東方人咋舌，而律師地位之先河，猶令東方人驚奇。不消說，那種法官一生氣就把律師趕出法庭的事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但這不是說，西方人個個都是守法的模範，那沒事。如果那樣，美國就不會有那麼多凶殺案，也不會有那麼多吸毒者，更不會有那麼多艾滋病患者了。連水門事件也不會有。但是不該發生的故事在西方世界也沒少發生，以致我們簡直就應該說那也許是他們那個社會應該發生的故事了。
西方人—且不論哪個階層，違法者卻很不少。不過，他們的違法和東方人的違法也有些區別。東方人的違法，常常帶有蔑視法律，公開向法律挑戰的意味。你有規定，本人偏不聽你的規定，看你把本老爺滿足於？這種脾子，曾經盛行。而西方人的違法，則在專心研究如何逃避法律的追究。他們專門喜歡鑽法律的空子，要在法律規定的疏漏或含糊不清的地方大撈一把。因此，我在本節題目中就認定一般西方人，相對於一般東方人來說具有更強烈的投機心理。而這種投機心理，在金錢的誘惑下，常常就很快轉變為危險心理。一些人寧肯犯法坐監，也不惜代價而為之。
但這也從一個側麵說明，西方人確與中國人在文化心理方麵有不同。西方人中雖有犯法者不少，卻真心以法律作為坐監的“鬥爭”對象的。而中國人在產生犯法動機的時候，卻常常把眼睛盯在法律後麵甚至法律上麵的“人”的身上。
大致說，西方文化傳統是以法製觀念為社會生活主導的文化類型，東方文化則是以道德倫理為社會生活主導的文化類型。東、西方欲望觀念的差異，也主要的就表現在這個典型的差異方麵。
（6） 中國傳統文化重長壽，重善終，主場清心寡欲；西方傳統文化重功利，喜更新，傾向尋找生活。
中國文化，最重生命，這其實是一件大好事，至少曾經是一件大好事，而且至今尚有借鑒價值。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一聽就是歐洲的詩作。傳統中國人，把生命看得也許更重要些。詩歌之中，最能動人的部分，大約在於生離死別。生命沒有，一切皆空。中國不喜歡死，不論哪一種形式的死亡，都為吾所不取。雖講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畢竟下策。還是張翼德當陽橋頭，一聲斷喝，喝退曹兵百萬，更令人神往。還是伍子胥忍辱負重，流落吳國，吹簫適市，以待時機，更令人佩服。大約對於疆場上戰死的英雄，總是不大欽佩；而對雖打敗仗，卻能殺出重圍的英雄就津津樂道。趙子龍大戰長阪坡，懷揣幼主，直殺了一個七進七出，說起來那叫帶勁。其實長阪坡劉備是打了敗仗的，張飛、趙雲也未能扭轉敗局。而是一路狂奔，尋覓安身之地，還是劉備和孔明更高明些，利用當時時勢，向孫權借荊州以安身會上上策。中國人重生命，隻要善終，就是樂事，隻要長壽就值得慶祝。“人生七十古來稀”，到了七十高齡，憑這一點就受人尊敬。對於夭折，慘死，陣亡，遇害，統統不肯接受。時或等而下之，化為俗語，叫作“好死不如賴活著”。這多缺少人格！雖非代表性預言，但中國人重生惡死的傳統，實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但自殺的人似乎也不少。雖然沒有關於自殺人數的比較統計，想來中國人自殺的比率總有低些，即以文學家而言，比之日本人，自殺的少多了。而且中國文化一貫不能原諒自殺，恐怕隻有對屈原的態度是個例外。我們更讚成“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主張保住生命一條，以待將來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生命，自然也就重視壽命的延長。但中國傳統延長壽命的辦法，要在清心寡欲，而不在飲食營養和體育鍛煉。當然這不是說中國人根本不把營養放在心上，而是我們更強調一切合乎天然。不拔營養品看得那麼重要，也不把食物的營養分析看得那麼重要。對於體育這件事，凡長壽之道，莫不為之。中國傳統，強調“動靜結合”，而不強調“練”，動靜結合在於活動適度，或散步，或作些適當的體力勞動，或養魚養鳥，或弄些養身煉氣之道。
清心寡欲表現在吃上，就是吃飯要留三分飽。吃飯飽七分，日日長精神；吃飯飽八分，精神少一分；吃飯滿九分，難免生疾病；吃飯滿十分，壽命必不永。反對飲食過量，更反對飲酒過量。
清心寡欲反映在性生活上，主張以節欲為主，不但房事要適度，而且情感要控製。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節欲，顯然與佛教不同，也與基督教不同。前麵說過，我們的老祖輩們是一貫主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既然如此，不婚配，不進行房事，那是絕對錯誤。但房事適度，情欲適度，縱欲傷身。這樣的主張和信念，在大多數中國人中是非常廣泛也非常有市場的。即使現代人，表現在體育和文藝事業上，總認為結婚是一大裏程碑，一旦結婚就得退出比賽，或者為著參加比賽，無論如何，就是不能結婚。實際上馬拉多納好幾年前就有了一個小女兒，不是一樣在綠茵場上有種種接觸表現嗎？古巴女排，有的主力隊員也已經生產國的，依然威風不減當年。這兩年，對運動員婚姻規定有些鬆動，實在是件好事。男子漢大丈夫，或者巾幗女英雄們，泰山壓頂的形勢下都能做到臨危不懼，甚至眼皮都不眨一下的，結婚生子有啥了不起？難道因為享受幾天夫妻生活之樂，就能把金光閃閃的金牌都弄沒有了嘛？但以中國文化傳統而言，對於房事和性生活不能不承認是一貫小心翼翼的，甚至有許多荒誕不經的說明和解釋。
清心寡欲表現在物質生活上，就是不能功利心腸太熱。急功近利，必定傷身。不要說急功近利，就是說話多了，還要傷身呢？所謂“日出千言，不損自傷”。一般說來，儒家文化對於物質享受總是反對的時候多，肯定的時候少。他們的理想在於仁義道德，在於“一片冰心在玉壺”，主張一生清白，崇敬冰清玉潔。交友則講“君子之交淡如水”，為人則講“出於汙泥，一塵不染”。為官則講“兩袖清風”。兩袖清風固好，豈止為官而已。中國人講到清風、清白，最有感情。然而最好的感情，也似乎清風明月，以心上之清風化世上之清風，以心中之明月照天上之明月。欲望清淡如此，既有興味多多，亦有遺憾多多；既有妙處多多，亦有害處多多。具體內容，少時再講。
清心寡欲表現在情態修養方麵，特別反對過度的情感表達方式。大怒、大喜、大悲、大恐懼，大歡樂，都不是好事。仿佛一加打字，就成謬種。生氣本人生常事，而中醫認定怒則傷肝，小怒無傷，中怒無大傷，大怒必有大孫。所以，為君子所不取。大怒不好，大喜也不好，所謂月盈則虧，喜極生悲，往往走向反麵。喜是好事，一“大”則過。悲是壞事，一“大”更為不妙。古人形容人悲傷過度，有一句套話，叫作淚之已盡，繼之以血。您想一想，悲傷過度，悲傷到眼睛裏都流出血來，怕人不怕人？發愁亦不好，法大愁更不好，俗語所謂“一夜之愁須發白”，這句發若非誇張，就差不多走到走投無路的境地了。如此等等。七情六欲，均要適度。英雄也不妨落淚，智者也不妨生愁，君子也不妨動怒，歡愉人也不妨發笑，但又節製而已。否則便不能稱為“清心”，究其原因，大約也就是欲望過多，而不合“寡欲”之道了。
清心寡欲反映在精神生活上，就是最反對冒險。寧走十步遠，不涉一步險。這不但表現在進取精神方麵，而且表現在生活態度方麵。中國人也許是最不愛借貸的民族，以為凡是債務都算風險，也最不喜歡參加帶危險性娛樂旅遊活動的民族，以為因為“玩”，而玩死了，不僅不值得，簡直就是愚蠢透頂。尋常批評那些好冒風險的人，就說他們是在“玩命”。其實，“玩”命並非全然壞事，就算因為參加旅遊登山活動，而真的“玩”了命，也算不得多大的壞事。但儒家思想，離此十萬八千裏，竟有“千金之體，坐不垂堂”的說法。生怕屋上掉一塊磚頭下來，就此一命嗚呼，再也沒了喝臘八粥吃餡餅的口福。
和中國文化相比較，西方人仿佛更重視功利，也更重視個性。不甘於固有生活和固有生活方式。發展到極端，沒點刺激的事情，簡直就不屑於去做。據基辛格博士說，美國的國家哲學乃是實用主義。這有點道理，玩命看西方社會情況，大約幹一件事情之前，先要把物質利益講清楚，先有法度而後人情。這一點，中國人不太習慣，特別是看到父母與兒女的金錢交往，更不習慣。但他們卻習以為常。講功利又講個性，講個性重在個人能力與魅力。一個人沒有能力不能受人尊敬，沒有魅力不能讓人喜歡。不像玩命祖先那樣，最喜歡少年老成，最愛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這個他們不能理解。少年老成，還有什麼個人魅力可言。都聽老人言，怎麼超過老人？對於那種恭敬有餘，膽識不足，處世圓滑，不能自主的青年人，你說拿叫“少年老成”，他們管著叫“未老先衰”，你說他這是成熟的表現，他們說這是沒出息的標誌。東、西文化在這一點上，確有較大差距。
西方人重視功利和個性，最直接的結果是有益於他們的進取精神。他們想換換冒險，喜歡找新的刺激，喜歡遷移。喜歡調動工作。有人對比美國和日本就業人員的就業態度和管理方式，發現二者有很大不同。日本人一旦選定職業，改變的可能性很小，不是不能改變，而是社會輿論不能鼓勵改變，個人心理也不希望改變。一年換三個單位，甚至三年換三個單位，非被堪稱不良分子不可。美國的就業人員則流動性很大，此處不合，即去彼處，彼處不合，又該他方。如果一個人五年不調動，十年不升遷，也會被人看不起，認為這是一隻呆鳥，不會尋找自己的巢穴。在管理人員的升遷上，美國人不看年齡，或者不看重年齡。甚至可以說是美國是一個青睞年輕人的社會。隻要有為，不愁不能越級升遷。日本人則相反，它重視資格有時常常超過重視能力。因為它本身就反對人員流動。人員即大體不流動，則按資排輩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老者在上，幼者在下，慢慢升遷，慢慢更替，隻要堅持不懈，必有出頭的一天。西方人的進取精神，往往有時候不能為東方人理解。因為他們往往是把人與物（工作、自然）的關係放在首位的，而東方人一般則總是樂意把人、人關係放在更突出的位置上。西方人重視人、物關係，能創造者自然就成為待遇優厚者。東方人把人際關係放在首位，不免要讓從業者根據資曆層次排隊，如果那一位要跑到前麵去，馬上產生“夾塞兒”嫌疑。人們禁不住指指點點，說：“你們快來瞧呀，那小子又要出風頭了！”
西方人特別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國人，重視個性有時甚至超過功利。比如有一本影響很大的評述美國文化的理論書籍，叫作《美國精神》的，那上麵有這麼一段話：“美國人在軍事方麵也讚賞和平生活中所尊崇的那些美德；他們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也不采取雙重的道德標準。光是打勝仗並不一定贏得人們的讚許，打敗仗也不一定引起公憤。華盛頓為人們的崇仰，並不淡出是由於他的軍事才能‘斯科特是兩次戰爭的勝利者，也並不因此而為人們的愛戴；李要比格蘭特更接近於民族英雄。美國人喜歡個人品質方麵表現的英雄主義’邊疆偵察員的傳統對他們有強大的影響力。例如大膽出去，突然襲擊，長途奔襲等戰術對他們來說比打陣地戰有更大的吸引力。”這些評價，大約我們中國人是很難接受的吧！其中有些看法，簡直就屬於神會顛倒，是非不明。不消說別的。引文中的“李”即美國南北戰爭中南軍的統帥，而格蘭特則是北軍最著名的將領，後來也做了統帥的，南軍代表誰，北軍代表誰，如此是非混淆，豈非“是可忍，孰不可忍？”即使除去這些不談，這種因為對個人魅力的崇尚而勝過對功利主義的說法是否和實用主義是美國國家哲學的命題相矛盾？回答說，即矛盾又統一。功利與個性二者發生矛盾的時候，西方人也許對個性更傾心。因為隻有那些有個性能創造的人才是功利主義精神的典型特征。
中國人其實也並非不講功利的。但中國的物欲不強。重點還在穿衣吃飯層次上。也有些喜歡做大生意的人，惜乎不多，也不被重視。也有些物欲橫流的人，基本上是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前者例如載西子泛五湖，作生意發大財被中國古代上任推為行業祖師爺的陶朱公範蠡，但後人對他的欣賞主要表現在他知進知退的智者風度上，至於生意二字，不過是個點綴罷了。後者人物眾多，卻影響不良。例如《紅樓夢》中有一位王熙鳳，又愛權，又愛錢，讀書人一見就心疼。還有一位賈探春，英雄氣魄丈夫精神，也不合儒家風範。儒家傳統不主張物欲，猶怕物欲橫流。認定了與其講功利不如講君子之交淡如水更能表現自己的崇高品格。
清心寡欲也好，長命百歲也好，盡享天年也好，冰清玉潔也好，人生在世，並非為著自己的品格而來的，而是為著為人類做些事情而來的。如果能為人類文化的發展增加一些新的有價值的內容，那麼即使不能清心寡欲也罷，即使不能長命百歲也罷，即使不能盡享天年也罷，即使不能冰清玉潔也罷。都在所不惜。人生社會性動物，既為社會性動物，居然沒有為別人為社會做出一點好事的，那就生不如死。人是感情性動物，既為感情性動物，竟然沒有熱烈地乃至狂熱地愛過另一個人，也沒有被另一個人熱烈地甚至狂熱地愛過，不管怎樣，總是活得沒滋少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