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實際上，這兩個意義都有缺陷。人的需要，特別是成年人的需要，不是一個一個產生的，即便兒童，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的各種需要也有不可逆轉性。剛出生的嬰兒當然沒有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但這定義也是狹義的。而這些需要一旦產生以後，就不會小時。一個被拘捕的犯人，最渴望的當然是自由，最不願發生的當然是被結束生命。然而他的需要也是多階梯同時性的。他不但要吃飯，而且要人道主義待遇。人道主義待遇就不僅是最低階梯的需要了。
人的需要在一個時空單位以內，隻能一種，那也不確。隻有滿足了低級的需要才能產生高級的徐婭萍，又不確，至少不能作為普通規律看待。戊戌變法失敗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跑了，譚嗣同也可以跑，甚至可以說他“跑”的條件比誰也不差。但他不跑，不但不跑，連躲都不躲。如果說，譚嗣同是天生謬種，自己找死，那是對先人的汙蔑。中國俗話說的“螻蟻尚貪性命，為人豈不求生”。但在譚嗣同看來，擺在他麵前的，有比避免死亡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凜然不懼，就在家中恭候了。臨刑的時候，依然無懼無畏，還要寫詩抒懷，“我自橫刀向天笑”哩！
人生隻有一次，因為隻有一次才彌足珍貴。中國人本不相信天堂地獄之說。就是相信也是半信半疑的居多，終不如佛教徒和基督教徒那般虔誠。正因為如此，中國人戀生惡死的情緒才來得尤其強烈。然而，在民族興亡的緊要關頭，不怕死的中國人真是數不勝數。革命老人們回憶當年遼沈戰役，回憶此前攻堅四平的戰役，真是無限感慨在心頭。四平簡直就是一個血染的城市。而唯其是血染的城市才更有血染的風采。中國解放戰爭中有一位盡人皆知的英雄董存瑞烈士。董存瑞死的時候年紀輕輕，但他在戰爭麵前，選擇了死亡。而且他沒有為這死亡憂傷，更沒有為這死亡痛苦。他以自己的生命換來戰鬥的生理，他的死也就顯露出了春天的顏色。
如果有人說，你所舉的這些例子都與死有關，“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是民族危急關頭，雖有代表性，都是極端代表性，其實，比這更平常的例子同樣多有。
美國有一篇小說，雖然題為“危急關頭”，卻不是民族危亡的時刻。不但不是民族危亡的時刻，連戰爭的影子都看不到。書中女主人公桑德拉被一位權勢者強奸了。遭強奸是大壞事，但也沒有壞到如中國舊時代那樣，非得自殺殉節不可的程度。桑德拉腦子裏也根本沒有生命節與不節的破爛玩意兒。她去了警察局，去了法庭。她渴望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洗刷恥辱、但沒人替她作主。得到的卻是更多的恥辱。比如法庭上對方律師的提問，簡直比被強奸更其恥辱。於是她立意報複，後來她成功了。請讀者原諒本作者，因為需要的緣由，對那些精彩的情節，一字未提。引這故事梗概的目的隻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當一個人被複仇氣氛籠罩的時候，她會食不甘味，睡不安枕，愛情也被拋到後麵去了。這個時候，她一心要恢複的就是自己的尊嚴，自己的人格。這現象應該是有代表性的，而且馬斯洛的階梯理論，尊重需要在第幾個層次即第幾個階梯呢？第4個階梯，一個受辱的人一下子就跑到第4個階梯了。
也許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她畢竟有飯吃，食不甘味，不還是吃了嘛？睡不安枕，不還是睡了嗎？如果也餓得兩眼發蘭，恨不能易子而食，她還會時刻不忘自己人格的尊嚴和想法恢複這平等嗎？
那麼，就讓我再舉一個例子，而且是前麵不久剛剛舉過的例子。講到需要階梯的時候，曾舉國重耳流亡，吃介子堆大腿上肥肉的事。但他流亡久了，挨餓不止一回。有一次，餓得走不動，看見一個農夫在地裏吃飯，請叫人去討一點來填填肚子，可那農夫不給，不但不給，還戲弄他，拿一塊土塊送給他吃，這一下，重耳或了，他手下脾氣大的人要打那農夫，他也不管。可孤偃現實不同意打人家，還說，給一塊土塊，很吉利。自己的主人之所以挨餓，還不是因為逃亡在外嗎？倘或有土地作根本，還能餓得向農夫乞討那一點殘美剩飯嗎！土地乃立國之本、農夫不與飯食與“土地”，真是大吉大利，說不定就反映了上天的意誌。於是重耳馬上高興起來。就把饑餓丟在一邊，恭恭然與天叩頭感謝上天去了。公平地講，重耳沒有吃到飯，肚子還是餓的，而餓的需要正是最基本的需要，這個需要沒得到滿足，他怎的就轉到別的上麵去了呢？因為人的需要是共時性的。雖然不能一時間樣樣突出，卻可以瞬息轉換。話說回來，重耳高興一陣兒之後，他的肚子還是氣咕咕叫的。說評書的藝人，常有兩句套話，叫作“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表一枝固然可以表一枝，但沒有“表”的那一枝它就不開放了嗎？
人的需要階梯的共時性的含義是，它同時共在，但有強弱表現不同。
一點， 關於需要主體的補充。
主、客體關係問題，曆代哲學爭論的基本問題之一，也是現代哲學特別關注的問題之一。現代哲學派別，包括美學派別，倫理學派別，社會學派別中，強調主體意識的流派很多。重於心理學派、則大部分都把重點放在主體的研究上，不過從研究者那一麵看，主體也就成了客體。
強調主體的重要性，不是否定客觀世界的作用，也不是否定實踐的作用。沒有客觀世界也就沒有人，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請您在太陽上坐一分鍾，看看感受如何？沒有實踐 特別是社會生活實踐也就沒有主體價值的存在，更不消說主體價值的實現。否則，培養物理學家就不需要上大學， 讀碩士，念博士的費工夫，隻消去深山老林裏和東北虎作伴就行了。但主體的作用卻是重要。人的社會本質的重要性，前麵已經說過了。就是大腦的加工廠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不然，為什麼人家張賢亮有那麼多靈感，你史仲文就不行呢？為什麼愛因斯坦有那麼多創造性發現，你張三、立嗣、王五、趙六就不行呢？為什麼智多星有那麼多神機妙算，你黑旋風李逵就不行呢？當然，本質上還應該歸於實踐。但加工廠的作用不能忽視。就算和張賢亮、愛因斯坦、智多星吳用先生實踐差不多的人，比起靈感來，可就差得遠了。魯迅先生有那麼多偉大的文藝作品，若論起勞動實踐，他就比不過阿Q兄弟；說起醫學實踐來，他又比不過林巧稚；比起讀書的多與雜，恐怕也比不過陳寅恪。陳寅恪先生讀書多且深，說“書都讀完了，沒的讀了”。把大腦比作加工廠，真正比得好，然而，都是加工廠，質量就不同。不要說加工火箭，航天飛機那樣的廠子，就是做罐頭的廠子，也有優劣之別。都經營涮羊肉的飯館，又有幾個能比國人家東來順的？
馬斯洛其實也注意到了人的需要的主體性差別，比如他在講人的需要的那篇著名文章中就有這樣的一段話。他說：“如果我們為了舉例說明問題而隨意分析一下數字的話，那麼，一般平民在生活需要上大約能滿足80%，在安全需要上滿足70%，在愛的需要上滿足50%，在自尊的需要上滿足40%，在自我實現的滿足上則滿足10%。
自然，馬斯洛這個例子，不是在認真作過實地調查和統計分析上才講的，有些隨意性，盡管如此，這隨意性決不是異想天開胡說八道，畢竟還是有些影像作根據的。如果我們承認他的這個例子有點道理的話，那麼，我們要問：
第一，“一般市民”的滿足分配情形如此，那麼，非一般市民，他們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第二，一般市民這個概念的建立基礎是市民？它中間各種人的差異性究竟有多大呢？
第三，即使一般市民的需要分配如此，這樣的分配是令人滿意的即無法改變的嗎？
不消說，因為主體本身的素質差別，因為客觀環境對主體影響程度的差別，因為這二者相互作用產生的總體差別，對他們每個人來說，需要階梯的序列排列和類型差別也是非常大的。
謝安是好人，李逵也是好人。謝安接到謝玄打來的報告，說淝水之戰已經取得勝利的時候，他正在下棋，順便守把那個報告丟在一邊，等到棋下完了，棋友問他，那表上了寫了什麼事呢？他才從從容容地說，小兒已經破敵。這件事，要是換成李逵，怕早就跳到忠義堂前大叫大嚷起來，說不定已經八壇老酒入肚去也。
平兒是好人，晴雯也是好人。晴雯發現墜兒偷了東西，急得發瘋，雖在病中，也忍耐不得，叫過墜兒，抓住她的小手，便用“一丈青”一通猛戳。平兒也遇見過這樣的事，而且所丟的東西還要貴重得多呢？她怎麼樣呢？“俏平兒情隱蟹須鐲”。神不知鬼不覺這件事就算了了。
彭德懷是好人，梁漱溟也是好人。這兩位都是仗義執言不屈不饒的英雄好漢。但梁漱溟與毛澤東爭論，講的是“我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而彭德懷老總受到屈辱之後，便龍吟虎嘯，大吼一聲：“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好人與好人相比，差距尚且如此，好人或與壞人相比，差別之大，可想而知。“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唯其如此，人的不同，也許才是最大的不同。
（2） 感悟階梯
未言“階梯”，先論感情。感情之為物也怪，雖然頗有些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卻有很大的推動力量。
感情有優劣之分，也有盲目與自覺之分。盲目的感情衝動，會給個人甚至給國家帶來種種不良後果，但完全沒有感情衝動，又會變得死氣沉沉。感情的自覺，需要理性作指導。許多事業的成功妙就秒在情、理之間，然而，談何容易。有人說，理性的久遠，猶如千年古塚中的白骨，感情的活力卻是妙齡少女麵上的春紅。青春少女麵上的春紅自然比不過塚中白骨更留存救援，然而一分春色值千金，自有其價值存在。理性與情感，各有各的用處，仿佛戀愛中人之於塚中白骨，即使能夠確認那一塊就是秦始皇的骨頭，也未必是能引起興趣，而對戀人麵上的羞澀，卻千迥百轉，難下心頭。
盲目情緒如果成為社會性思潮，十分危險。就像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那個樣子，造成的傷害可就大了。多少青年，熱血沸騰，下定決心，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誰反對毛主席就堅決打倒誰”，“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好狂好熱。然而，你要說都是假的，給人逼出來的，恐怕不合乎實際。要說人人都有一本理論在頭腦中其作用，更不符合實際。十四、五歲得娃娃，上街就要革命，一革就革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頭上，就算中國的中學生，個個都是神童，能有多少理論？何況那是的說法，天才隻有一個，而且幾百年才出那麼一個，哪兒來這許多神童呢？當然，“十年動亂”的發生不能全歸咎於盲目的情緒這一點上，但沒有那樣同仇敵愾的情緒作動力，個個都能冷靜地考慮問題，那麼，就是有100個“四人幫”，要蓄意誣陷好人製造混亂，怕也無濟於事。
社會思潮不去說它，就社會個體而言，也常常有這樣的情況，理論上通了，情緒方麵轉不過彎來。“你說的對，我想接受你的意見，照你的辦，可就是情緒轉不過來，你說怎麼辦？”怎麼辦？不好辦。比如一支足球隊，如果沒精打采，再高的技術也是白搭。而情緒的調正，這裏麵有很多學問，不會僅僅因為理論上你是正確的，你就能使別人相信你，特別是使別人感到高興。
話說得遠了。簡而言之，感情欲望是一件大事。一方麵感情是有強度的，因其強弱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感情梯度；另一方麵，感情是有善惡的，又因其善惡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善惡梯度；再一方麵，感情是有諧度得，因其和諧程度的不同，而形成諧度梯度。將這三個方麵綜合的結果，就是感情結構的基本階梯。
第一， 強度階梯。
感情有強度。什麼是強度？比如說笑，笑是一種感情表現。但笑與笑不同。微笑，巧笑，喜笑，歡笑，大笑，狂笑，就是不同的程度的階梯。情感強度階梯自然不僅包括笑的強度，也不僅包括笑的強度。前麵剛剛說過，中國古人，認為人有七情，西方有人認為有4種基本情緒的，也有說有8種的。數量雖有別，類型卻想死。西方人分析情感，常與心理學、剖析學、社會學、文化學相聯係。用語規範，立論調整。比如講到情緒的漲落，講到情緒的轉變，講到情感的特征等等，大抵如此。如有一種觀點，認為大的基本情感，可以分為興奮性與抑製性兩個類型。因為造成這兩種類型情緒的發展方向不同，又可以分為4種情況，這4種情況是：
① 預示著增加厭惡事件發生的刺激導致恐懼—興奮性
② 預示著減少厭惡事件發生的刺激導致寬慰—抑製性
③ 預示著增加獎賞事件發生的刺激導致希望—興奮性
④ 預示著減少獎賞事件發生的刺激導致失望—抑製性
又如米倫森的情緒強度三維模式，也有這特點，其圖示如下：
和西方人的分析相比，中國人的分析，在規範性和實驗性方麵差一點，而在直觀性、可塑性方麵強一些。大體說來，西方人的分析往往更接近於科學分析，而中國人的分析往往更接近於道德文化。
中國人講情感，好講七情。七情的內容因記述者不同，略有變化，但基本內容大同小異。有一種說法，叫作喜、怒、哀、樂、愛、惡、欲。如果再加上一個恕字，那麼，也就可以將這8種情感化為4組。每一種情感都有本身的強度變化，而強度弱化到一定程度或強化過一定限度，那麼，它就會走向反麵，於是成為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情緒。例如：
喜本身是有強度梯度的，尚喜、可喜、小喜、歡喜、欣喜、甚喜、喜甚、喜極、狂喜，到了頭了。強化到頭，不能在發展了，其實狂喜已經帶有病態性質，再向前發展就危險，於是喜極而泣，成一付哭的模樣。到了這時還打不住，就由喜極而泣，變成真的大哭起來，原本喜的情緒也就一掃而空了。
喜的強化過了頭，就成了悲。而喜的情緒弱化過了頭，就成了怒。於是自弱極而生發，又走到另一種情緒狀態中去了，從而由弱轉強，形成怒的感情梯度。8種情緒，可以分為4組，各有一個中間轉換，仿佛溫度計上的0°一樣，超過0°，就在性質上起了變化。
（強）←喜→（弱）→○←（弱）←怒→（強）
（強）←哀→（弱）→○←（弱）←樂→（強）
（強）←愛→（弱）→○←（弱）←惡→（強）
（強）←欲→（弱）→○←（弱）←恕→（強）
如果應用心理學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將表中列在左側的4種情緒—喜、哀、愛、欲，作為舒和性情感，而將表中右側的4種情感—怒、樂、惡、恕，作為衝突性情感，很顯然，舒和性情感和衝動性情感，雖然他們內部不同的情愫之間的狀態也許是根本對立的，而作為同一類型的情感，也有之間的相應強度標誌。
情感的強度特征。不同的強度各有妙處無窮，但應用不當，又各有麻煩無窮。壞的方麵，不當怒而怒，不當喜而喜，都不好。道理易明，不說也罷。好的方麵，因為人七情六欲，又因為七情六欲各司其職，彼此不同，還因為各種情感又有強度不同，才使人的感情世界愈發多姿多彩，讓人興奮和激動。
情緒的極端發展，或者進入極端的意境，可以稱為肇禍之端，又可以醞釀成奇異的景象。有那麼一本反映遼沈戰役的報告文學，其中有一段一位老戰士回憶四平戰役情景時的談話，說的實實在在而動人心弦，這位老戰士說：
“那打仗的呀，用嘴說不明白。一條街一條街向裏打。
開頭沿街攻，人都撂那兒了。於是挖牆打洞往裏攻。頭幾天還能聽到廝殺喊叫盧，特別是國民黨那督戰隊喊得凶。狗操的，給我衝，不衝老子斃了你!後來嗓子都啞了，就那麼咬
牙瞪眼地打。”
“也吃不下飯，那煙火呀，屍體臭了那味兒呀，頭幾天別說吃飯，聞著就想吐，腦漿子都薰得疼。後來聞不出來了，也隻能喝點湯。死了那麼多人，眼睛都紅了，不睡覺，不覺困，不覺累，就想打。快打到鐵路邊時，前麵一隊10多個人，每人10多枚手榴彈開路。第二隊全是炸藥包，光著膀子，機槍掩護往上衝。什麼命不命的，不要命了，往上衝就是了。沒打死的，就算爹媽再生一次。有些電影、電視，一到了這時候，就祖國人民呀，老婆孩子呀，什麼都搬出來了。哪有的事兒呀！就坐在家裏瞎想胡編。”
英雄壯舉，千秋永在。這時候人的情感已經到了出離悲憤的狀態。所謂出離悲憤，就是已經失去自覺，悲憤己極，到了悲憤之外。出離悲憤這四個字是魯迅先生首先使用的。
那是三、一八慘案以後，魯迅先生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沒有經過那樣慘痛的時刻的人，怕很難理解先生彼時彼地的心情。四平攻堅戰也是出離悲憤。自我感覺已經沒有了，不是麻木，而是激動超過極限，火光成了白的，顯出冷的顏色。這個時候，一切都已停頓，人好象就是一個機械，一個不知死亡，不知憤怒，不知恐懼，不知危臉的機械。死亡就在眼前，卻可以視而不見，死亡就在耳邊，又可以充耳不聞。這不是江姐走上刑場前的鎮靜，也不是吉鴻昌臨終不屈大義凜然。這是出離悲憤的悲憤。感情到了這樣的強度，升騰發展，萬籟犋寂，就形成一個悲壯，再加上另一個悲壯。
同時，感情還有另一麵，即柔和甜蜜的一麵。柔和甜蜜。不等於“弱”度之弱。但柔和甜蜜又不等於強度之強，這是中性的情感，處在最合諧的情態之下。少女的春思最是這種境界的代表。林黛玉焚稿斷癡情的時刻，已經沒有這種的境界了。和賈寶玉為著幾句戲文而別別扭扭的時候也沒這種境界。這境界，不早不晚，不快不慢，就處在她吟頌“鎮日裏，情思睡昏昏”那樣的狀態。少女睛思，雖甜麵似苦，即苦而又甜，不甜不苦，亦甜亦苦，甜中生苦，苦又生甜，才是真的少女春情。
某些中國現代小說，對於男女間的性生活，最有興趣，以為沒點“床上戲”，幾乎就是絕望。任你天大本事，也別想吸引讀者。事實並非如此。古今中外，寫男女戀情，最能動人處的，並不在床第之間。《金瓶梅》刪掉一萬宇的隻賣20元，而留下那一萬字的，就能賣600元，相去何其遠哉。然而，真的讀過《金瓶梅》的，那一萬字就有那樣大的價值特別是有那麼崇高的藝術價值嗎 《金瓶梅》的真正佳處，並不在此。單以語言而論，怕沒有比潘金蓮的惡辣的語言和應伯爵的酸滑尖刻寫得最出色的了，以整部書的藝術價值而論，那些露骨的性的描寫，剛十有八九沒有多少文學價值。同樣張賢亮的小說，最有影響的，恐怕還是《綠化樹》，真正感動人的情節，也不在床第之間，雖然後來寫的《早安，朋友》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有些藝術的特色，比起《綠化樹》來，其深刻程度差了，其審美價值似也有不及。
寫男女戀情寫到極佳狀態的，在古典小說中，我最欣賞《紅樓夢》中。“意纏纏靜日玉生香”這一段。這一段可以看成警幻仙姑所謂“意淫”的代表。然而，其感人之處，卻不是別的許多精彩的回目可以比擬的。也不是《安娜 卡列尼娜》，《紅與黑》，《複活》，《茶花女》，《紅字》，《金瓶梅》，《高龍巴》，《嘉爾曼》，《裘德家的黛思》等書中的戀情可以比過的。倒是《前夜》和《牛虻》中某些情節仿佛有些相似之處。《前夜》寫戀情寫得收而勝於放；《牛虻》寫戀情，寫得曲而勝於直。前者反映了作者獨到的清醒入微的風格，後者反映了女作者特有的情致與觀察。
弱得情感也有其高妙之處。弱得極境，在於四顧無極，一片空明。強烈到極處的情感在於無所想見。隻有行動，或者死寂。而和諧到圓滿的情感則自由暢想，上天入地，大至宇宙蒼茫，小至中子質子，無一處無精神。弱到極處的情感，例如愉快的情態，在於心澄如鏡，一塵不染。仿佛一位初次登上高山，躺在山巔的巨石之上，仰麵蒼穹，但見繁星點點如金，浮雲輕颺似羽。雖欲作大想象，安能想象？雖欲作大思索，又安能思索？好像此身此心，超離塵世，進入仙境。又好像練氣功者，進入一片似思非思的空明狀態。種種心死，種種煩惱，種種愛上，種種不快，種種入情，種種生活之苦、之樂、之愁、之怨，都逃避到遙遠的無極所在。仿佛整個身心都熔化到蒼茫無極的大自然中去了。其絕妙之處，實在是坐在辦公桌前麵對紛紛擾擾的人生，所不欲想見也不能想見的。自己的靈魂，仿佛即在並無自覺解脫之中而解脫，自己的心境仿佛又在並無升華之中而竟然產生某種燦爛的升華了。
總而言之，人的情感梯度，是一個客觀存在。而且每一個梯度的存在均有它充分的理由。缺少了那一部分，都可能成為人生的遺憾。這好比一對幸福夫妻。有人說，幸福的夫妻就在於不臉紅，不爭吵。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但我要說，那並不見得好。要說好，也是“孟光接了梁鴻案”似的古典式的舊好。夫妻生活，妙在有情有趣，笑固有趣，哭亦有趣；樂固有趣，怨亦有趣；和諧固有趣；生氣亦有趣；相愛固有趣，相爭必有趣；和美固有趣，爭吵亦有趣。仿佛那些善畫美人畫的高手，畫哭亦美，畫懼亦美，畫憐亦美。種種情態，皆成妙趣。那些終生沒有經過爭吵的夫妻，她們就不知道爭吵之樂；那些終生沒有經過痛苦的夫妻，他們就不知道痛苦之樂；那些終生沒有經過哀傷的夫妻，他們就不知哀傷之樂。您想想，這些樂趣，一生一世作為夫妻竟然都沒有體會過的，是不是一個大遺憾呢？
感情有強度梯度，這是感情梯度的客觀性，人對不同的感情梯度又有不同的反映，這是感情梯度的主觀性。從人的主觀性方麵考慮，主要存在兩種梯度類型。
一種類型，曆時性梯度。所謂曆時性梯度，是指以某種感情情愫為主的感情狀態，這種狀態往往是排它的，大部分是處在情感強度很高的狀態下的情感狀態。比如憤怒。憤怒時，就不可能再愉快。不能一麵憤怒加狂，一麵嬉笑如故。這不可能。行哭行笑，是一種變態，哭時不笑，笑時不哭，才算正常。但也有破涕為笑的情況，那是沒有真到傷心處。到了哀傷情感高度情勢下，破涕為笑就不大可能了。
另一種雷係：同時性強度。這種狀態與曆時性情態相反，它一般是處在請改狀態非高強度狀態下的表現形態。所謂破涕為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因為他並不是真的痛苦到了極點，所以才能破涕為笑。這時的心境，大半是自由的、和諧的、流暢的，縱有憂怨也憂怨不多。雖有憤怒也憤怒不大。此時的笑，是自然的笑，雖然他不必非得異常快樂；這時的愁也是輕談如茶的愁，有些煩惱猶不值一論。處在這樣心境下的人，是最易觀賞文藝作品和與人交流心得的；經常能保持這種心境的人，即使不是一個十分有為的人，至少是一個十分可愛的人，縱不是一個十分幸福的人，至少是一個近乎幸福的人。這樣的人多了，蘭天黃土都會麵含幾分笑意。
很顯然情感的不同梯度會有益或有害於不同的欲望要求。興奮的情態有益於創作，冷靜的情態有益於分析，快樂的情態有益於創造，悲憤的情態有益於戰鬥。
人的欲望不同，則應該配合以相應的情感和相應的情感強度。但情感往往是不自覺的。感情梯度，種種有別，自覺控製，並非易事。那麼，對於情緒，要不要控製，能不能控製，該不該控製？
要不要控製，可以說要控製。照我國的傳統說法，人有七情六欲。七情即喜、怒、哀、樂、悲、恐、驚。國外研究，有的說有4種情緒，有人說有6種，有的說有8種，還有提出三位理論的。認為情緒可以分為三維模式。三維模式將各種情緒的維度組合成一個倒置的椎體。垂直方向表示強度，每一塊截麵表示一種原始情緒。僅僅第一維就有8種情緒，即：警惕，狂怒，狂喜，接受，驚奇，恐懼，悲痛，憤恨等等。大致說來，古今中外，對情緒的分析有同有異，同大於異。但不論將情緒分為幾種，各種情緒均應有所控製。否則，任其發展，必成禍害。比如哭，前麵說過，哭可以稱為一種心理宣泄方式。但哭也有度。親人死了，豈能不哭，怎能不哭？但一哭就哭個天昏地裏，就有些過了。哭得眼淚流盡，繼之以血，就危險了。哭不能過度。有武俠小說上說，遇到武林高手，點到對方笑的穴道，使之大笑不止，如果不及時拆解，非笑破五髒六腑，一命嗚呼不可。這個科學程度怎樣？本人一介書生，未敢道哉。但笑對心髒病有影響，那是不錯的，看見自己心愛的球隊贏了球，高興過了頭，“氣死兀術，笑煞牛皋”，一下子笑到馬克思那兒去了，也不合馬克思交道我們熱愛人類事業的本意。無論那種情緒，過度都是壞的。所以有所控製理所當然。但控製不能過頭，控製得過了頭，像封建時代臣子進宮見皇帝那樣，多一句也不敢說，多一步也不敢邁，也不行。賈寶玉見賈政就好像老鼠見了貓一樣，還有夫子情深可言嗎？還能彼此成朋友嗎？還能互相取長補短嗎？隻好形如路人。中國儒家傳統，最忌兒女活潑，一活潑就嫌亂。教育孩子，一切皆可不要，唯有聽話二字絕不放鬆。孩子一不聽話就成為天大缺點。失禮不行，淘氣不行，亂說話不行，多提問也不行。可偏偏忘記了天底下做家長和師長的，多半並不比自己的孩子和學生聰明。既不一定比孩子聰明，硬去按自己的意誌教育孩子，就會貽誤子弟。如果凡是家長和師長真的全比孩子和學生聰明，可就又不妙了，這樣一比一比退化下去，說不定哪一天，就可能真的人人長一條尾巴出來。
情緒要不要控製是一回事，能不能控製是另一回事。究竟能不能控製？應該說沒有絕對控製的方法。絕對的控製就不是控製而是扼殺，扼殺的結果，還是失控，不但事與願違，還會招出更多的反抗來。
但在合理範圍內，可以控製，使其相好的方向發展。比如現代體育比賽，過早興奮就很不好，我們看近兩次世界杯足球賽，凡在第一階段特別興奮，有超水平發揮的隊伍，進入決賽圈的機會反而少。而那些能夠控製情緒的隊，打入決賽，奪取冠、亞軍的機會就多了。體育我是外行，講課卻有些時間。大凡講課，或者講演，不能控製自己的情緒，使其與聽眾的情緒節奏合拍的，大約不會十分成功。人家那裏已經進入情況，你又不緊不慢，一碗白開水，結果又會不妙。好的講演人，能夠讓自己適應聽眾的節奏，又能夠以自己的激情感染聽眾，我先隨你，然後請你隨我，相互理解、彼此融合，那才棒呢！
還有一層，就是該不該控製自己的情感？該不該，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些情緒應該“管”，有些情緒不如任其發展，有些情緒還應該通過種種辦法，令其發泄出來。近日讀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一些長篇報告文學集，才明白那時候，解放軍的逃兵數量不少哩！他要跑，你就抓，光抓不能完全湊效。怎麼辦？就要啟發戰士的情緒，恨敵人，愛人民，知道為誰打仗。結果，很多部隊取得突出成績，逃兵也少了，戰鬥力也強了，打起仗來如虎添翼。
有些情緒，天然帶合理性，不甚控製也罷。比如戀愛這件事。張大姑娘喜歡李小夥子，張姑娘的父母就反對，說人家家境不強，條件不好，人也不出眾，貌也不驚人，甚至還有種種缺點，頭也嫌太大，腿又嫌太短，皮膚又嫌太黑，眼睛又嫌太小。總而言之，盡是不好，頭上腳下沒有一處配得上自家姑娘。李小夥子不行，王小夥子不行。學曆也高，本領也大，家境也好，前途也光芒，然而萬事皆備，隻欠東風—就是姑娘不愛他。你要說，道理是明擺著得，此人決不如彼人，你這孩子為什麼這麼拗，這麼傻，這麼不聽話，這麼不明理？著急上火，全是白費。戀愛其實就是戀情，人家感情相投，就是看上了牛魔王、豬八戒，隻要符合婚姻法規定的條件，又與別人什麼相幹？世間事本複雜，屬於感情應該當家的事情，沒必要多去幹涉。而屬於應該理性當家的事情，憑你七情皆動，氣氛如狂，到頭來還得向理智投降。
第二， 善惡階梯。
感情並非理性，但有善惡。比如人的性情，有的性情溫柔，有的性情直爽，也有的性情惡劣，或者性情乖戾。
性情的善惡並非道德的善惡，但它與道德有關，或者也可以說是道德結構中一個組成部分。當然道德之士中也有性情更好些的，也有略差些好，但大致可以得到肯定。非道德人士中，也有性情好惡之別，李瓶兒、孟玉樓、吳月娘、李嬌兒，加上那個孫雪娥，可以說個個令人討厭。但不是個個惡似潘金蓮的。由此看來，情感的優劣善惡之間，也有“度”的區別。
性情的善惡又並非政治的善惡。一些惡人，於一般道德規範也仿佛說得過去，甚至還頗有些欺世盜名的訣竅。但如果說他們所作所為都是騙局，怕又不是。他們或者確有是心，或者並無是意。不過，背時乖運，方向錯了，就成為大惡人。但惡人中騙子確實不少。中國古代人物如梁武帝，就是一個大騙子。他是非不明，治國無方，幾次以身獻佛，意在沽名釣譽，又在賺取錢財。身為皇帝，不理民事，雖終生清苦，稱大勤儉；日月早朝，稱太辛苦。然而，把國家弄亂，把人民害苦了，把江山丟掉了，最後身敗名裂，實屬理所當然。我們講到曆史的昏庸皇帝，常常以為個個都是暴君。其實暴君固然不少，最可怕的還是偽君子。他們也會今日下罪已詔；也會在失敗麵前表示痛心疾首；也會假惺惺落幾顆眼淚，故作傷心欲絕狀。然而，骨子裏卻全是小算盤，隻要自己不顧天下，把個人的一點虛名看得比天下事更重要，把自己的利益毫不猶豫地放在民族利益至上。這樣的人，憑你性情如何，皆為惡人。而且越是常常裝出一付大忠大勇大虔大誠樣子的，還越令後來人痛恨。仿佛西漢王莽，未篡位之時，道德之名，名滿天下；一條長舌，動天下萬人心。然而，他給國家帶來大災難，給人民帶來大痛苦。身敗名裂之日，長安百姓，人人爭食其肉，瞬息之間，成為一副枯骨，落一個極不光彩的下場頭。
感情並非善惡並非科學的善惡。科學是高尚的事業，也是艱難的事業，科學史上的是是非非，本不能一時定論。就是最有國際影響的諾貝爾獎金還有發錯的時候哩！誤把錯誤的研究成果當成偉大的發現。以真理為謬誤，以謬誤為真理，這種情形，世間在所都有。科學事業，又是一項實驗的事業，未經實驗驗證，就不能確定其正確與否。何況說，就是在某種條件下經過實踐檢驗，換一個新的環境，都又未必正確了。所以牛頓的定律曾經是“聖經”一樣的正確，而隨著科學研究範圍的擴大和研究對象的改變，他就不那麼正確了，或者爽直些說已經不正確了，所以才要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科學事業本質上既然是實驗的事業，那麼，實驗者感情的優劣就是第二位的了。曆代科學家中，常常有些怪人，生活古怪的有，性情古怪的有，習慣古怪的有，人際關係古怪的也有。甚至性情乖戾，行為有悖常理，常常暴跳如雷，仿佛暴君一樣的大科學家也是有的。然而，科學的意義在於人類。所以，任你怎樣的科學家隻要取得了新的科學成果，就會受到曆史的尊敬，和人民的尊敬。而他本身種種缺點，慢慢就失去可厭可惡的一麵，而成為可親可愛的一麵，為後世傳記作者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如此說來，情感的善惡與道德的善惡不同，又與政治的善惡不同，還與科學的善惡不同，很顯然，在這些比較中，後者都是更重要更具有決定意義的，那麼，情感的善惡就是無足輕重的事情了。要性情乖戾就性情乖戾好了，要暴跳如雷就暴跳如雷好了，要情感變態就情感變態好了，要粗俗不堪就粗俗不堪好了。大科學家有了不快的情緒也不防來一通惡罵，就好像劉四爺那個樣子，國家總理有了別扭也不防大叫大嚷，像潑皮牛二的那個樣子，大學教授有了不痛快也不防汙穢滿口，象虎妞大娘子和潘金蓮女士那個樣子。工廠廠長有了脾子，也不防借酒澆愁，酒沉打煞無辜者，象弊同鄉燕人張翼德那個樣子。工人老大哥有了情緒也不防伸手就搶人家東西，打人家夥計，甚至人家來講理，他還不如人家玩命，象黑旋風李逵那個熊樣子。真要這樣，這地球不消說要買的人口負擔，不消說同樣要命的環境池染，就憑這一群沒出息沒教養沒自覺沒理想的人類，就把地球給氣死了。地球死了，還有饒舌如我輩等等之人類乎？
你說說，感情的善惡歲不等於道德的善惡，都與道德善惡有關，雖不屬於政治的善惡，又與政治的善惡有關，雖不等於科學的善惡，卻又與科學的善惡有關。不然，有誰見過言行舉止粗俗如牛二的道德家。先秦諸子固多，牛二一般的代表人物，一個也沒有；就是楊朱也絕不會因為要搶人家的一口刀，就把自己變成一堆臭肉，一痛“臭罵”的。又有誰見過，偉大的政治人物是如同黑旋風李逵那樣動輒濫殺無辜的，或者幹脆象鄭屠戶那樣一付惡霸嘴臉，或者象賈桂那樣一副奴才心腸的，更是一個也沒有。他們的情感類型可能不同，善惡傾向卻十分相近。有誰見過科學家們成為潘金蓮式或者王熙鳳式或者虎妞大娘子式的。她們古怪固然可能古怪，然而，性情古怪卻大半無意傷人。例如諾貝爾，例如牛頓，例如笛卡爾，例如愛迪生，他們在很多的情況下，傷害的還是自己。他們因為鑽研科學鑽得入了魔，有些不似常人；自覺不自覺間，為人類和科學事業作出許多重大的常人不能接受的個人犧牲。
感情有善惡，善惡的梯度可以分為十等八等。這樣說恐怕太過瑣碎，又有生硬割裂之嫌，倒不如執其兩端，以求其宜、善惡的兩端，善的一段在於愛，惡的一端在於“害”。然而“愛”的形式又有兩種極端表現，一個就是“愛”，一個就是“恨”；“害”的形式也有兩種極端表現，一個就是“害”，一個叫作“捧”。畫一個圖，大抵是這樣的：
盡管如此，愛依然是主旋律，愛是人間感情中最美好的感情。這就是為什麼世界千變萬化，愛永遠具有魅力的原因。自然，愛與愛有不同，原始社會的愛，放在奴隸社會就不通。林黛玉賈寶玉的愛放在現代化社會又不通。今日看新版多集電影片《紅樓夢》更感到還是魯迅先生講得對，林黛玉似的愛情，大約原始部落中的非洲人是看不懂的，未來的人們也不懂。“未來”不久的如我輩的人們，處在現在的心境下，看賈寶玉林黛玉式的愛情生活，實在看不出什麼快感來。不如看《卡桑德拉大橋》和《神探亨特》來得更有共鳴，更多快樂。就是稱為人類永恒主題的母愛，其實也不是一個永恒的題目，或許到某一天，母親也會在人類曆史上消失，要知母親二字確切含義，喊需要查人類曆史大辭典的。個中理由，我在《家庭關係學》一書中已經多有敘述。
這就是說，愛作為人類文化的一個精靈，她不是永恒不變的，但愛作為一種人類美好的情感，雖千秋萬代都永不消失。而且越是文明，還要愛得越深，愛得越好，也愛得越美。
虎妞大娘子與駱駝祥子也有愛情，不過她愛得太過自私，因此已經失去愛的本意，變成本能的腐朽的醜陋的東西。但一般到話劇舞台和電影屏幕上，稍加點染，又成新趣味，虎妞大娘子也變得可愛多了。以原著而論，祥子不愛虎妞，卻能夠善待虎妞，這固然與他的社會生活和思想局限有關，卻最終沒有失去一個好人的形象。如果祥子也很虎妞一樣，你罵我也罵，你混我也混，甚至我比你更混，祥子就自己殺死自己的善良形象，而成為劉四爺二世了。
講虎妞講得多了，愛看我書得讀者怕要提出抗議，情您的虎大娘子休息去吧，那是什麼年頭的事了，你還總在津津有味地說她。好，不說就不說。現代文學人物，捷克斯洛伐克著名作家米蘭 昆德拉抗議算一位吧，法國現代大哲學家薩特先生抗議算一位吧。以《西線無戰事》揚名世界的雷馬克先生可以算一位吧。中國現代作家中寫《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張賢亮也可以算一位吧。看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讀者，大約沒有不被書中主人公托馬斯的形象所感動的，但他不是一個超人，他有愛國心，也有義憤。蘇聯入侵捷克，他憤然出走，然而終於因為愛作家的妻子，又輾轉歸來。他好風流，雖愛妻子，也愛他人；他有高超的藝術，但丟掉了這職業仿佛並不可惜。他因為愛國而成為飽受屈辱的一代人的代表，然而怨恨之餘，還能自得其樂。因為這種種情形，他不能成為一個超人，但超人離我們太遠，真的超人形象反而不能給我們同樣的心靈震顫。托馬斯是一個好人，卻不是一個偉人，盡管不是一個偉人，卻有著很了不起的愛心。僅僅為此，他就是一個可愛的人，我們可以說，我們並不十分敬重他，但他可以成為我們中的一個，成為我們的朋友；而且我們也沒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責怪他，我們這種，又有那一個比他更強呢？薩特的小說，是最好講人性的，講人性不但講人性的善良，也講人性的醜惡，或者說，他所講的人性中的醜惡給人印象還要更深些。然而，薩特不乏愛心、他的人物也不乏愛心。他的許多小說，如《惡心》，如《牆》，如《理智之年》，讀過了，有感觸，無激動；甚至對書中人物有些冷漠和反感。但日後慢慢想來，卻又覺得那仍然是我們中的一群，雖然因種種客觀條件的差異或存在許多文化圈子的隔膜，心靈還是相通的。現代人嘴裏，愛已經不能時髦了，於是就把她植根於心內。看花的人固然常常是歡快的，然而又常常失之浮淺，看根的人，仿佛索然無味的，然而深刻。將愛植根於心頭的便不願掛在嘴上，甚至不願在行動上受其束縛的，他的愛雖然其貌不揚，然而愛得老辣，愛得深沉。雷馬克的《凱旋門》，我喜歡，男、女主人公，也都喜歡。雖然都有些玩世不恭或性格變態的，但那不是他們的本性。一個遭受嚴酷迫害的人，依然沒有一點變態行為的，也許沒有，有也近乎神仙。然而，他們還有許多深入於土壤的花根，就憑著這根，他們活著，還要留給人間以愛，也還要希望人間有愛人。張賢亮的書在現代中國作家中，是屈指可數的，近40年代出現的作家中，堪為祭酒。他的《綠化樹》，或可能不朽，我以為能夠不朽；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大醇而小疵，也有強烈的震撼力量。男主人公是有些性變態的，他曾經失去過作愛的本領。然而，本領沒有了，“愛”並沒有完全消亡。仿佛手腳沒有了，並不見得不能生活一樣。甚至於能夠以殘官之軀表現出悲壯的行止。既仿佛民間傳說中的羅通盤腸大戰，又仿佛武二郎單膀擒方臘。
總而言之，人類沒有愛不行，但沒有恨也不行，恨是愛的影子，影子雖不關痛癢，沒有它有時也會萬分狼狽。
而恨有兩種，一種是對醜惡勢力的痛恨，因為沒有大熱愛，方始有大痛恨，就好像恨希特勒，恨日本侵略者，恨惡霸地主劉文彩，恨醜惡不堪的“文化大革命”一個樣子。
還有一種恨，就是因愛而恨。因為愛得深，才要恨的切。這情形最易表現在情侶之間，還猶常表現在戀人之間。對方一句話說重了，就受不了。氣得哭，吵嘴，不理不睬，關在房子裏生悶氣。寫這種情形寫得絕妙絕倫的，還得屬《紅樓夢》。在一切中國古典小說中，講愛情講到新的曆史水平，沒有比過《紅樓夢》的；然而講愛情，講到經常吵架，有些竟吵到尋死尋活的，嘔吐的嘔吐，砸玉的砸玉的地步的，也沒有比得過《紅樓夢》的，這正是《紅樓夢》的不凡之處。現代人寫情人爭吵，美國人的《愛情的故事》中的那一對也有代表性，同是美國人寫得《吵架》中的那一對也有代表性。《卡桑德拉大橋》中的那一對又有代表性。中國作家似乎不通此道。一打架，就離婚，這有點太那個了。要麼就相敬如賓，成了木偶，又有點太那個了。還有就是忍辱負重，仿佛也有點太那個。再有就是你氣我，我就給你來個亂打亂鬧，還是有點太那個了。我近年來看文藝作品不多，講吵架能寫到似真情動人的，要屬三毛女士。她教荷西學外語，荷西學不好，她就說他，這荷西偏不服，還罵我們可愛的三毛女士是“傻瓜女人”，於是一場大鬧，鬧得天翻地覆，聰明賢惠的三毛一怒之下，連頭發都剪了。好像“文命”其間所謂牛鬼蛇神被踢掉半邊頭發狀。事情過去了，又和好如初了，三毛女士講理由，說了一句話，她說：“離開父母家那麼多年了，誰的委屈也受下，隻有荷西，他不能對我凶一句，在他麵前，我是不設防的啊！”僅僅是因為“不設防”嗎？這不過是一種委婉矜持的說法罷了。什麼不設防，您老人家是愛荷西愛得太深了。因為愛之彌深，所以，憑你多小的委屈，就受不住。於是大哭大喊，大鬧起來，連往常的斯文與柔美全給扔爪哇國去了。
總而言之，深深地愛著愛過和恨著很過的人們，你們要有這個準備，先留下三缸眼淚，以作洗麵之用。
愛是善的極端，“害”是惡的極端。所謂“害”即損害他人，或者損害群體，或者損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害國害民，自然是罪不容誅，這個不用說了，就是坑害他人，也是非常惡劣的情感。自古以來，總有一些人堅信不打擊別人，不能提高自己的宗旨，總不相信別人有善心，因為自己原本就很少善心。行事待人，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為自己是爬慣狗洞的，所以總疑心人人都會爬狗洞。
情感的惡性發展，導致罪惡行為的出現。但作為一種感情況態，似乎還沒有那麼嚴重，不過既然端爪己見，不免叫人掛肚牽腸。
惡的情緒屬於破壞性情緒，而破壞性情緒，大約每個人心上都存在一些陰影，所區別的，不過是或大或小而已。兩個朋友、因事成“仇”，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在當事人說來，固然有些激動得不得了，而在冷眼人看來，不過些許小事，之所以因此小題而大做，都是因為平時昔時過於親密的結果。物極而必反，反成怨人。所以，所謂因事成仇，也可以說是因愛成仇。這個倒也罷了，天有不測風雲，月有陰晴圓缺，不好便不好，又待怎的？但往往在這時節，隱藏在當事人心扉的破壞性情緒便暴發出來，記恨自己過去瞎了眼睛，早知現在，何必當初。現在恨上心頭，真有一把刀子把他給宰了的心思，把朋友給宰了，哪怕是把800年前的朋友給宰了，這念頭也可怕。實際上，一萬個有這樣說法的人，有9999個，不過發恨罷了。可惜這樣的發恨，反映的卻是一種極端的消極情緒，這情緒經久不散，就會引出禍端。
破壞性情緒，在所都有，夫妻吵架，不是打人，就是辱罵。也不打人，也不辱罵，先就拿家俱出去，男同胞先把茶杯摔了，女同胞更不示弱，你摔我也摔，看誰怕誰？摔來摔去，一邊摔，一邊還有些心疼，心疼又轉化為怒火，於是火上澆油，情況更其惡劣起來。也有不打不罵不摔的大丈夫和大娘子，打人沒力氣，罵人不雅訓，摔東西又心疼肝疼，拿了那樣都舉起來帥不下去，一肚怒火沒處發泄，於是便自己和自己過不去。借酒澆愁，一醉方休，一醉不能方休，便天天泡酒館，終於好端端的一個男子漢，成了醉醺醺的爛酒徒。
破壞性情緒就是“害”，而“害”的形式多多。手段亦多多。形態雖然各異，本質卻是一個，就是損人利己。有人好大小報告。誰傷害本大人，非和你過不去不可，寫一封匿名信，讓你一輩子說不清楚。這樣惡劣的人生，雖有人形，實不配稱人。如果處在法製健全的民主社會倒也罷了，若處在朱元璋那樣的年代，或者西方宗教裁判所橫行無忌的年代，或處在“十年動亂”那樣的年代，或處在一切沒有法製，沒有人生保障，沒有平等關係，沒有社會公正的年代，那麼，一封誣告信，甚至一個小報告，就足以置人於死地。甚至讓你死了都不知道怎麼死的？甚至讓你直到死以為那寫誣告你的人是一個大大的閃人呢！胡風冤蒙的時候，就很吃了他昔時以為朋友作家舒蕪的虧。舒蕪為著與他們這些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把他們寫給他的私人信件都統統公布出來，以此證明他們反黨蓄謀已久，雖表現革命，實包藏禍心。胡風遭了遇，他的朋友遭了殃，甚至與他並沒有多少瓜葛的人也跟著不明不白地遭了殃。舒蕪沒有遭遇，反倒成了好樣的。然而，不幸得很，就是這位決意與反革命分子堅決劃清界限的舒蕪，也終於逃過初一，逃不過十五，沒隔幾年，自己也成為革命的對象。舒蕪當時揭發胡風，什麼動機？好像能說清楚，又好像說不清楚，舒蕪是否一個人懷著“害人利己”之心的小人，現在也似乎清楚又似乎不清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自覺不自覺地做了極左思潮的幫凶，害得自己的朋友坐了幾十年鑒於，至少在自己朋友受苦的時節自己又推了他們一把，使他們更快地落入早已布置好的陷阱。
或者舒蕪本意是好的，那就是在不自覺的情形下，人家也可能產生惡的害人的情感和行為，產生自以為無害而實際上很惡劣的情感行為。
或者舒蕪本意就是不好的，不同的動機促成了同樣不好的結果，那就是徹頭徹尾的情感和行為了。
這就是說，惡的情緒有自覺與不自覺之分，即使處在不自覺狀態，那情緒依然是惡的，因為他還會以這種情緒作掩護而坑害無辜的好人。
在善、惡兩個極端之間，還有一個很寬的中間地帶。中間地帶不僅是無善無惡，善惡難辨，常常是有善有惡，處在善惡之間。一般的惡作劇，其實人人都可能有些。一般的破壞性情緒。一般人也都有些，所謂“一般的”，這三個字是說這行為、這情緒還沒有發展到特別惡劣的地步。
情感的善惡，常常相無依存，所以古人雲隱惡揚善為君子，隱善隱惡為小人。此無他，因為每個人心中都有君子與小人兩種成分。
在中國漫長的古代曆史文化進程中，人性善，人性惡是一個爭論未休的老話題，鼎鼎大名的孟夫子就主張人性善：名氣小些而學問絕不算小的荀子就主張人性惡。其實，人性善惡常常依附於社會的善惡，人既不生活在真空，善的惡的都受些影響，加上曆史文明的進步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許多昔日的“好東西”，文明環境一邊，就變成可惡的了。王夫人愛賈寶玉可謂十分真誠，要是生在西漢，準是班大姑一流人物，偏偏“生當末世運偏消”，愛來愛去，把兒子“愛”得成了光頭和尚。
善惡情緒的鬥爭幾乎無所不在，人就在這鬥爭中不斷選擇自己。
第三， 諧度階梯
感情強度講的感情激烈梯度，“善惡”講的是感情的道德梯度，“諧度”講的則是感情的和諧程度。
感情的和諧程度，不是從兩端開始，推論中間，而是從中間開始，推論兩端。好比一個溫度計，先找出0°，然後向上，向下，確定溫度的寒熱。和諧是一個泛義詞，也有程度即梯度之別，還算和諧，一般和諧，比較和諧，十分和諧，極其和諧。還算和諧就已經不和諧了，極其和諧近乎於靜止狀態。那麼好，就確立一個和諧到極度的靜止狀態，將其為感情的諧度的出發點。由此向上下兩個方麵發展。一個方向，向破壞和諧的方向發展，不甚和諧，不和諧，很不和諧，矛盾暴露，矛盾衝突，矛盾激化，發生裂度，等等。一個方向向著超越和諧程度發展，由和諧而生愛，愛也是一種非和諧形式，至少具備了動態和諧特征。
感情的善惡有優劣之分。壞的感情招人人討厭。比如當初埃及有一位國王，性好偷竊，他的好偷竊實與物欲無關，不是為了嫌利，也沒有犯罪危險。好學雞鳴狗盜之徒，全在尋求感情刺激。這習慣令人人皺眉，個個討厭。我們生為凡人，沒這愛好，也沒這福份，一旦作案，準給抓起來。但凡人，自會有凡人之間的可憂可懼之事，比如性好小便宜，你說他這就是品德問題，似也不確。他在其他許多道德規範方麵表現也是好的，你要說他因為智商太低，二傻子一樣，好歹不明，隻知道見飯就吃，卻又不是；他聰明得緊哩！他要說他經濟困難，困難到不得不貪點小便宜，其實他還是一個正經的富裕戶，不說小康之家，至少錢袋有物，不羞不澀。但他就是吃不得虧，最喜小便宜，便宜不必大，有點就好，便宜不必多，搶到就樂。這樣的人，不用說，是有點令人不快的。感情的諧度與此無關。就它本身而論，無優無劣。衝突也有衝突的意義，宣泄也有宣泄的意義，和諧自有和諧的意義，情愛就有情愛的意義。其實，諧度的本旨連這個都不是，它主要反映的是幾種不同的性格。
所謂幾種性格，就是現代青年幾乎人人有所耳聞的4種不同氣質。這說法源於古希臘一個名叫希波克拉底的醫生。現代科學家巴普洛夫，對此又從實驗心理學的角度，給以驗證、研究和發展。在希波克拉底那裏，人的氣質與性格是由身體中的含物質的和諧程度決定的，如膽汁型，多血質型，粘液型和抑鬱質型。巴普洛夫則認為是由高級神經活動本身的差異包括無條件反射與條件反射差異決定的。它的這四種類型是：1.強而不均衡型；2.強的均衡的靈活型；3.強的，均衡而惰性型；4.弱型。打個比方，4種類型的人在相對的環境下，可能有很大的表現差異。有研究者舉例子說，比如4種類型的人同去看一場歌劇，而且都因為相同的原因遲到了。要知道外國劇場的規矩，遲到了是不能隨便進取的，要等到幕間才能入場，於是第一種類型即膽汁型的馬上就是一場爭執，他要和服務員解釋，自己並非遲到，是劇場的鍾快了。據此，他應該進取。而他即使沒有在幕間走進去，也絕對不去影響別人—他不知道他已經影響別人了。因為他的神經活動是強得。所以他總喜歡按著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又因為他的高級神經活動是不均衡的，所以他又常常對自己的行為不能正確認識，甚至不能自持。
第二種類型即多血質型的人看到這情況，不免暗自發笑，他覺得這是在沒有必要，已經遲到了還賴什麼？難道劇場的表還不如你手上的表更準確嗎？就是你的表更準確，解釋也白費。與其白費口舌，不如瞅一個機會，就自己溜將進取。—這類型的神經活動特點靈活的，所以他辦法多，而它的神經活動又是均衡的，所以他對自己行為也具備比較強得控製疏導能力。
第三種類型即粘液質型的人，他會對這種局麵報之緩緩一笑。他自然不會去爭吵，沒那情緒，也不會去鑽空子，是在說他既美那麼機靈也不想那麼機靈。—因為他的神經活動係統是均衡的，所以他不躁；因為他的神經活動又是惰性的，所以他不忙，不忙不燥，就踱著方步到門外逛商場去也。
第四種類型的人碰到這種情況，馬上垂頭喪氣，因為他慣常就容易自己和自己使性子—因為他的神經活動係統相對於他的人屬於弱者，弱者既不願與強者去爭，又不願與智者去爭，還不願與霸者去爭。於是，他馬上對自己產生了情緒：倒黴事全讓我趕上了，於是一語不發，扭轉了頭，回家睡覺去了。
其實，這樣的例子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比如您去參觀，去旅遊，去公園三步，去市場排隊買菜。常常會遇到特別熱心者，也會遇到特別聰明者，還會遇到特不通融者，以及遇到自我孤獨者。熱心者（膽汁型）走到那裏全帶著一股“風”，他們喜歡聊天，喜歡讓煙，喜歡見義勇為，也喜歡惹是生非。不認識的人見麵也熟，熟人見麵更加親熱得冒蒸汽。然而，您最好不要趕上他肝火特旺的時候，如果這個時候偏偏與這樣的人在一起，那麼，十有八九就有好戲看了。聰明人（多血質型）自然好接觸，然而親人。我們旅行在外，常常遇到這樣的女同胞，她有事求您幫助，熱情極了，既會說又會道，甚至一付楚楚可憐的樣子，然而，一旦您老人家把她要辦的事情辦了，她馬上和您有了距離，—她又有新的計劃醞釀，斷不會笨頭呆腦再和您浪費她寶貴的精力。多血質的人碰到弱型者，那麼他們合不來，遇到膽汁型則大半相得益彰。膽汁型遇到弱型者，可能更見其俠肝義膽，遇到多血質型又常常要見義勇為，甚至產生頗浪費而魯莽的愛情。而惰性者自有自我保護能力，他不需要膽汁型的俠肝義膽，也不會象多血質型的人那樣常常有幾分聰明甚至帶點幽默地去利用這俠肝義膽，但他也不願意幫助別人。任憑你再多說好話，禁不住本相公佛心似水，“我自巍然不動”。
感情的強度雖無優劣之別，但應用於不同環境和不同交際對象的時候，卻又有利與不利之別。作為先天性神經基礎，他常常不處於決定性位置上；而作為與其他種種情感相相和的因素，卻又自有其不容忽視的合成劑作用。
到此，我來總結幾句：
第一， 感情梯度，包括強度階梯，善、惡防梯，諧度階梯；
第二， 感情梯度的建立，在於這三種階梯的重合程度；
第三， 三種梯度的重合結果，又會產生更強或更弱的感情效應；
第四， 以每個梯度都有9個刻度算，如果兩組梯度相組合，就有81種組合形式，如果以兩兩組合形式而放大到三組範圍，就有243種組合形式。
第五， 認識感情階梯的意義，在於利用這機體以為健康的合理的人生欲望服務。
（3） 期望階梯
考慮階梯之前，先說幾句人的期望值的差異問題。
期望的思想形式和最高表現，就是理想。而理想各有不同。過去講理想，說無產階級為一方，資產階級為一方，無產階級的理想是真理想，資產階級的是假理想；真理想可以實現，假理想不能實現。
現在看起來，這說法太過簡單化了。理想的形式很多，資產階級內部，也有諸多複雜的理想追求形式。盧梭的理想和洛克的不一樣，然而還算大同小異，和拿破侖的也不一樣。和薩特，和海德格爾，杜威的理想差得就更大了。理想在發生衝突，不但自己和自己在衝突，自己和戰友也在衝突，衝突中還有借鑒，借鑒中又生融合，融合中又生分化，確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敵，敵中有你”，“我為敵用”，“敵為我用”，“各取所用，轉換生成。”
僅以社會程度而言，資本主義有幾種模式？一種？兩種？三種？至少不止三種。美國是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沒有君主，不要皇帝，想當初有些皇帝的影子，後來也給丟到大西洋去了。英國則有皇帝，好像沒了皇帝就活著不得勁。雖然消失過幾載，很快就恢複了皇位，成了君主立憲製。法國人好激動，大起大落，三個帝國，五個共和國，隔三差五，仿佛在蕩秋千，但大革命餘威不絕，新觀念日益強大，看來，以後是再也不會搞什麼君主立憲之類的把戲了。日本人也是一種模式。日本沒天皇不行—至少他們中的多數人自己認為不行。但天皇時有權利，時無權利，這也和英國人不一樣。況且日本文化受中國文化影響大，受西方文化影響也很大，中西交彙，日本崛起，就其民族心態而言，好像儒家資本主義，或者修正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模式如此，那麼，社會主義呢？社會主義有幾種模式呢？不知道，不全知道。至少從目前情況看中國的做法就與別人不同，我們稱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別人好像沒這麼講。但這特色二字，仿佛顯示了一種模式，即使沒有這麼明確的認識，事實上中國的模式和外國的，如蘇聯、越南、朝鮮，就有很大不同。同是社會主義，各有選擇，這選擇表麵上看並不影響共產主義理想的最高願望的一致性，而在實際上，因為模式差別很大，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乃至對共產主義理想的理解已經有了很大區別。
未講個人欲望的期望階梯，先講一通社會理想，離題遠了些，但社會是一個大範疇，個人欲望的實現離不開它，個人期望值的確立也離不開它，所以，雖是題外話，卻是題中應有之義。
就個人期望值的階梯而言，也有很鮮明的個體差別。首先是期望值的方向有不同，你向東，我向西。你一心想的就是發財，我這裏還有共產主義。這就不同。又有階梯高低不同，既有階梯，即每個人的欲望值中，都不隻是單一的，僅僅一個階梯。一個階梯，就不能稱為階梯。但最高的階梯，卻不盡一致。即以馬斯洛的動機階梯理論為例，有的人的最高期望值可能就定在自尊這個檔次上。有些人，則他們要高一個檔次，另一些人甚至還要再低一個檔次。期望值的階梯差異，有綜合性反映，還有具體目標性反映。比如同是科學家，有大誌向者，意在攀登新的高峰，也有小誌向者，隻是希望應用別人的研究成果，還有無誌向者，意在撈個高職稱，以便每月多帶幾個貨幣給夫人。自然，這有品級的不同。即使不考慮無誌向者，這裏說的“小誌向者”，在他們自己心中又何嚐不是大誌向呢？記得我認識一位軍人，曾是我的領導，一日和我閑談，談到他自己初入伍時，見到連長隊前訓話，衣著整潔，儀態威嚴，肩章金光閃閃，白手套耀眼分明，心裏好不羨慕。於是我說，一個軍人把當連長作為誌向，太小。應該當師長、當軍長的願望才行。我說這話，覺得平常而又平常，但他瞪著兩眼，直盯盯看著我，不說話。我覺得不對勁，趕緊解釋說：當然我不是說我，說我想當師長、軍長，而是說那些有本來當師長、軍長的人。但他依然不說話，還是瞪著兩眼，直盯盯看著我，使我大尷尬。半響，突然道出一句“這還了得！”拂袖走了。這句批語我至今想來猶莫名其妙，怎的了不得？什麼了不得呢？在我年輕體健有閑心關心這事並非還拿這句話當回事的時候，我也曾問過自己的朋友們，請他們不吝教我。結果，有人搖頭，有人苦笑，也有人替我大擔心，說：“想當軍長，不成野心家了嘛？”想當軍長就成了野心家，那就是說那些當了軍長的都是從來沒有這念頭的了。不想當，偏讓你當，想當的，就不讓你當，這個才對。這才能避免野心家。真不明白這是什麼邏輯？好在我一輩子也沒當軍長的福分，不想它也罷。很顯然，期望價值中最高階梯的差別，就反映了欲望主體的文化差異，道德差異，才能差異，社會地位差異和身體健康狀態等等各種差異特別是各種因素的綜合性差異。
期望階梯也有曆時態與同時態兩種存在形式。
曆時態形式，從高向低開始。這一點和需要階梯的理論存在方式是截然相反的。按照馬斯洛的需要理論，人的需要是從最低層次開始的，第一是聖餐，第二是安全，第三是“愛”，第四是自尊，第五是自我實現。而期望階梯的存在方式，與此則好相反，它不是以最低階梯開始，而是從最高階梯開始。
比如填寫高考誌願，總是先從第一誌願填起，而第一誌願永遠要高出第二誌願、第三誌願的。沒有那個蠢人，先從第三誌願開始的。又如初到新單位，領導好問，想幹點什麼？其實這是客氣。不過你應該回答得婉轉而認真，而首先回答的內容就是最高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