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少學者則對山頂洞人之謎回答得更幹脆。他們認為：山頂洞人頭骨從形態觀察上講有著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征，如鼻骨較窄，有鼻前窩以及有下頜圓枕等。可以肯定，山頂洞人是蒙古人或黃種人的祖先。他們頭頂圓橫，前額比較飽滿，眉脊已不明顯突出，臉型和鼻型已與現代黃種人接近，吻部也不再向前伸出，下巴已經明顯長了出來，比起他們的老祖宗“北京人”來，山頂洞人可以稱得上是“五官端正”了。
河姆渡人
德國大思想家黑格爾，從曆史哲學的角度闡述了地理條件在人類曆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名著《曆史哲學》一書中明確提出了“曆史的地理基礎”這樣一個概念。他講到了大海和陸地，講到了人：
大海給了我們茫茫無定、浩浩無際和渺渺無限的觀念；人類在大海的無限裏感到他自己的無限的時候，他們就被激起了勇氣，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從事掠奪，但是同時也鼓勵人們追求利潤，從事商業。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卷入無窮的依賴性裏麵，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為的有限的圈子。……這種超越土地限製、渡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洲各國所沒有的，就算他們有更多壯麗的政治建築，就他們自己也是以海為界——像中國便是一個例子。在他們看來，海隻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
人們曆來相信這話。但是，河姆渡人的活動給了黑格爾論斷以重重的一擊。亞細亞人，特別是中國人，不能“超越土地限製”嗎?不!亞細亞人，特別是中國人，“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嗎?不!
生活在距今約7000年的河姆渡人，他們是中國水作農業的代表。那裏出土的稻穀的外形、顆粒大小都已經接近於現代栽培稻。對河姆渡人來說，土地應該是他們的命根子，但是，他們卻“超越土地限製”，走向了更廣闊的天地，走向了世界。
河姆渡人生活的地方，地處江南的寧紹平原。這裏河湖交叉，是著名的“水鄉澤國”。解決水上交通成為他們生活上最重要的事務。船，是這裏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在當時條件下，木製船隻的製造大約已經有了相當的水平和規模。
從河姆渡出土的房屋建築形式及結構看，它的建築技術上水平已相當的高。在木結構的交叉連結上，河姆渡人開始突破捆紮式，那采用榫卯工藝，其中有柱頭榫、柱腳榫、梁頭榫、帶梢釘孔榫，以及平身柱的透卯、轉角柱互成直角的卯和企口板。這些榫卯製作精巧，結構科學，而且能根據構件的不同受力情況進行處理。這是我國建築史上的奇跡。而這種奇跡般的建築技術，除了用之於房屋建築外，必然為造船業的興起和發展創造條件。從種種跡象看，當時的造船業是有一定規模的。
雖然我們至今還沒有發現河姆渡人製作的大型船隻，但我們卻發現了河姆渡人製作的木槳，有槳必有船，那是十分肯定的。
1973年，在河姆渡晚期文化層中，發現了一件用整塊木料加工而成的木器。上部截麵略呈方形的柄部已殘斷，下部如柳葉形，中間厚而外側稍薄，兩側並不對稱。殘長為16厘米，寬53厘米，厚15厘米。從製作方法、形狀及使用後磨損狀況看，這顯然是一支船槳。
1977年，又在河姆渡出土了6支船槳。都是用整段木頭加工而成的，十分的堅固。柄部粗細適中，斷麵有圓形、方形兩種。槳葉多呈扁平的柳葉狀，且自上而下減薄，製作精細。其中一支殘長有92厘米，另一支殘長有62厘米，其他大、小不等。
但是，我們敢斷言，這些還不是河姆渡人的代表作。他們走出大陸，走向大洋大海，需要的將是更精巧、更有分量的鴻大製作。
在遺址中，發現了河姆渡人製作的兩件模仿的陶舟玩具。一件為方形體木舟玩具，另一件舟體看起來好像半個月亮，俯視略呈菱形，兩頭稍尖而微上翹，頭部下還附有穿孔小耳，形態逼真。這兩件精美的陶舟藝術品，反映了河姆渡人與舟的密切關係。
在河姆渡人遺址中，有大量水生動物遺骸。這些水生動物，不僅有生長在內河的，還有生長在大海中的鯨魚、鯊魚。他們能出海捕鯨、抓鯊，不隻說明他們造船和捕魚能力的高超，還說明他們有著一種與傳統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別樣的文明。正如張自成、錢治在《複活的文明》一書中指出：“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為我們展示出一個與中原風格迥異的早期海洋文明。”
中華文明源流
的確，所謂自古以來的“大一統”，隻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美麗的夢，而編織這一夢境的始作俑者則是被尊為中華史學之父的司馬遷。
子承父誌，司馬遷要編一部中華民族的進化史，可是，首先使他苦惱的是“太古”時代史料的缺乏、紊亂。楊朱認為：“太古之事滅矣，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五之爭或隱或顯，億不識一。”他一連用了“若存若亡”、“若覺若夢”、“或隱或顯”三個不肯定形容詞，目的無非是要把“太古”曆史時期從曆史序列中抹去。這是一種對民族的始祖抱虛無、迷惘、玩忽的消極態度。這時，司馬遷站出來了，他是有責任心的，他要從無頭緒中理出頭緒來。
司馬遷跑了許多地方，“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江，南浮江淮”，但還是不行。三皇五帝的傳說紛紜得很，也講不清。經過幾度反複，他決定一筆把“三皇”抹掉，獨獨突出“五帝”，而“五帝”中的第一帝就是黃帝。黃帝打敗了炎帝，擒殺了蚩尤，“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嚐寧居”。黃帝為五帝中第一帝，後四帝是“黃帝二十五子”中的某子某孫某玄孫。五帝之後的虞、夏、商、周，也都是黃帝子孫，這樣一來，大一統不就順理成章了嗎?
人們一直相信司馬遷為當時人和世代子孫編織的這樣一個美麗的夢。
可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夢，在20世紀以來的百年考古麵前顯得不怎麼站得住腳了。
就拿舊石器時代的文化來說，它像滿天星鬥，撒落在祖國的大地上。元謀猿人、藍田人、北京人、和縣人、鄖縣人、鄖西人，這些直立人分別在不同的方位、不同的地域、按照不同的軌跡發展著，說是某種文化之源，可能他們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源。西侯度人生活在山西省南部芮城縣西北隅的中條山陽坡，他們生活在距今180萬年前。他們來自何處?可能就來自當地的一種類人猿。元謀人生活在雲南北部元謀盆地東緣，生存年代距今約為170萬年。他們的生命之源何在?可能就是當地一種纖細型南方古猿演變而來的。山西的西侯度人，與雲南的元謀人相差約10萬年，他們之間很難說有什麼傳承關係。還有更古一點的巫山人，也不見得與元謀人、西侯度人有什麼源流上的糾葛。這樣看來，在幾百萬年前，中華古土上的人就表現出多源態勢。
後來進入智人階段，有馬坦人、大荔人、長陽人、許家窯人、丁村人，有柳江人、資陽人、山頂洞人、河套人。他們之間有的有些許的傳承關係，但更多的是各為源頭，獨立發展的。
大約在公元前1萬年，人類進入了地質上的全新世時期，地球上的最後一次冰期結束了。人類拿起了新石器，過起了定居生活，向社會更高的文明度迅進。
從河南許昌的靈井文化遺址，到陝西大荔的沙苑遺址，到山西北部懷仁縣的鵝毛口文化遺址，到山東滕縣的北辛文化遺址，到河北武安縣的磁山文化遺址，到黃河南岸的裴李崗文化遺址，到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遺址，到浙江餘姚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到位於杭嘉湖平原的桐鄉羅家角文化遺址，到西安半坡文化遺址，到東北興隆窪文化遺址，到甘肅臨洮的馬家窯遺址文化，到廣東曲江縣石峽文化遺址，到福建閩侯縣曇石山文化遺址，到西藏東部昌都縣的卡若文化遺址，它們之間有的有著某種文化傳承關係，有的則自有源頭。自古並非大一統這一事實，現在已經是昭然若揭了。
遼西的紅山文化是令人震驚的。在遼寧喀左縣東嘴紅山文化遺址連續發現的距今五六千年的祭壇遺址，牛河梁女神廟和積石塚的發現，“金字塔”式大型文化建築遺址的發現，都令人不得不承認它是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起源地。另外，良渚文化的發現，尤其是瑤山良渚文化祭壇、反山大墓、彙觀山大墓的麵世，徹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認識上的傳統格局。三星堆古遺址的發掘更令世人震驚，其中有著無數的國寶。其中有被稱為世界銅像之王的青銅大立人像。青銅大立人像通高262米，頭戴回紋筒冠，身著右衽龍袍，兩手虛握，誇張為環狀，站立於神壇之上，曆數千年而栩栩如生。讓世人除對當時青銅鑄造工藝水平驚訝萬分外，還對其獨特的美學表達能力歎為觀止。其他如青銅神樹、鈍金權杖、玉邊璋、玉牙璋等，都堪稱世界一絕。環視祖國大地，東、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門檻之時，就絲毫不遜色於中原文化。中華文明的多源，可以說是已經成為定論。
當然也有專家認為，“多源”與“一元”是不矛盾的。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初這段時間，黃河流域擁有了比其他地區更優越的自然環境。氣候溫和，降水量相當於現今的長江流域，黃土高原土壤疏鬆，水土無流失，這樣，生產力就跑到了其他地區前麵，文明程度也高些。其他地區的文化為華夏地區的文化所影響、改鑄、吸納，漸漸地形成了起於多源而以華夏文化為中心的“一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