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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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用火
“北京人”的發現，真正可以稱得上是世紀大發現。
1929年，時年25歲的中國古人類學家裴文中主持起了北京房山縣周口店的考古發掘工作。在發掘中，他驚喜地得到了一個完整的北京猿人頭蓋骨化石，一下震驚了全世界。要知道，在當時，全世界所有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骨，隻有“爪哇人”“尼安德特人”和“海德堡人”。
1936年，北京周口店地區的發掘達到了高潮。中國另一位著名古人類學家賈蘭坡主持的發掘活動，接連發現3個較完整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又一次使世界為之震驚和激動。
從地下發掘出的石器及動物化石可以推知，“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當時的周口店一帶草木繁盛，有著大量的湖泊和沼澤。在湖泊和草原上，生活著種類繁多的動物和植物。我們的“北京人”經常靠捕獵水牛、羚羊等動物為生，偶爾也能捕獵到劍齒虎和其他大型動物。除此之外，許多植物的根莖及果子也是他們的食物來源。
如果將“北京人”的遺骨加以複原，他們的相貌大致是這樣的：前額平低，眼眶上緣有兩個互相連接的粗大眉骨，像屋簷一樣遮蓋著眼睛。腦殼很厚，大約比現代人厚一倍。腦容量平均為1000多毫升。他們的肢骨已具有現代人的形狀了，在使用上臂時幾乎和現代人一樣運用自如。他們的下肢雖然還有些屈膝，但已經能直立行走了，甚至可以快速地奔跑。
那麼，“北京人”是怎樣生活的呢?尤其要緊的是，他們能不能使用火呢?
原始人捕獵為了解開這個謎，科學家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采集“北京人”用火遺跡過程中，人們看到了厚達幾十厘米到幾米的灰燼層，看到了燒過的樸樹子、木炭、燒石、被烤的石器，看到了燒過的鹿角及其他各種動物骨骼。樸樹子被燒後呈灰白色；燒石和被烤的石器上布滿龜裂紋和斑駁的痕跡；燒過的鹿角有裂紋；燒骨數量最多，除與燒過的鹿角一樣有多種色澤外，還有發出藍色和藍綠色的。通過這些，我們大致作出這樣的結論：
第一，“北京人”估計還沒有能力摩擦生火，但他們懂得引進自然火種。引進自然火種所用的燃料有：大量的草本植物，此外還使用樹枝作柴，帶有油脂的獸骨也常用來作為燃料。
原始人用火第二，“北京人”不僅懂得引進自然火，還懂得控製火、保存火。“北京人”居處的灰燼不斷增加，在第四層灰燼厚度達到4米，這已經足以說明他們能夠控製和保存火了。
第三，“北京人”使用火的一大成果是熟食。大量樸樹子的發現，本身就證明他們在烤食植物種子。被烤黑了的各種動物骨骼更是證明他們將肉食品也烤熟了才吃的。當然，火除用以熟食外，還可用以禦寒、照明，洞口點上火，還可用以防禦野獸侵襲。
“北京人”用火的被證實，一下把人類用火的曆史提前了幾十萬年。
可是，在種種證據前，還是有人提出異議。有人從洞穴的一個角落裏采集到少量樣品，說明這僅僅是自然火，不是保管和使用的火。
為了證實北京猿人的確會使用火，從2001年10月開始，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沈承德等人另辟蹊徑，利用地球化學方法——元素碳進行使用火的研究。火燃燒後都會留下某些“蛛絲馬跡”，除了常見的碳屑外，還有碳絲、微晶石墨和炭黑等，這些都屬於遊離碳，肉眼一般看不見，通常被人統稱為“元素碳”，元素碳極易和其他顆粒物相互吸附在一起。沈承德認為，“元素碳可以作為一種示蹤劑，來顯示北京猿人究竟是否用過火”。
研究的結果顯示：所鑒定的大部分土樣和動物骨頭的碳含量都比較高，比天然火燃燒要高出一到數個數量級。沈承德長期在瑞士進行古人類學術研究，看到實驗顯示後說：“這麼高的濃度，隻可能是就地產生，很可能就是‘北京人’用火後留下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劉東生對這一研究方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指出：“對於周口店猿人地點用火遺跡的研究，元素碳可能是一種最為有效的方法。”
恩格斯認為，人類學會使用火，是比蒸汽機的發明更偉大的事件。這樣看來，“北京人”僅此一項，其對人類的貢獻就非同一般了。
我國農業起源
關於農業的發明權問題，是古來人們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典籍中，有許多關於農業起源的傳說。有的說是神農氏發明了農業，有的說是烈山氏(亦稱厲山氏)發明了農業，還有人說是炎帝之子名“柱”的那個人發明了農業，周人則相信是他們的祖先棄發明了農業，《史記·五帝本紀》則說黃帝“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從而發明了農業。講法雖然很不相同，但都承認中國人民自己的祖先發明了農業。
在諸多神話傳說中，神農氏發明農業的傳說故事最有意思，也最能讓人信服。
關於神農氏的傳說故事很多。清馬驌《繹史》卷四引《周書)雲：“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斧斤，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晉王嘉《拾遺記》卷一雲：“炎帝(神農)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漢唐地理書鈔》輯《盛弘之荊州記》：“神農生於隨縣北界厲鄉村，內周圍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一井則眾井皆動。”
神農為了發明農業，吃盡了千辛萬苦。《淮南子·修務訓》雲：“神農嚐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晉幹寶《搜神記》卷一雲：“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述異記》卷下謂：“太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嚐藥之鼎存焉。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世本》雲：“神農人身牛首。”
應該說，史籍提供的關於神農氏發明農業的種種資料是十分珍貴的，神話故事中的一些說法和一些情節，又剛好與考古發掘相契合。
第一，尋找種植植物的種子。
神話故事提供了三種可能性。一是“天雨粟”說，上帝從天下起粟雨來，神農“遂耕而種之”，於是以粟為種植的主糧。二是“丹雀銜九穗禾”說，此丹雀看來是一隻神雀，它銜來了良種“九穗禾”，於是，“帝乃拾之，以植於地”。三是“嚐百草”說，在神農發明種植前，所有植物都屬於“百草”之範疇，神農通過“嚐百草”，選出了良種，“耕而種之”。
三種說法中，以前兩種為虛妄，多神話色彩，與實際難符，而第三種說法是實事求是，也是與曆史事實相符的。在沒有發明農業之前，什麼可食，什麼不可食，什麼可種，什麼不可種，不太清楚，要研究，要嚐味，要選擇，看來，人類最後選定的一些農作物，是長期實驗的結果。
黃土地區土壤持水和保肥能力都比較低，但有較好的毛細作用。這兩個條件製約了農業起源過程中選擇馴化作物品種的方向。中原地區的原始人看到大量野生狗尾草的祖本，將其采集、選擇，一步步培育成自己的主糧粟子。這一點已被考古發掘所證明，半坡的出土物中就有大量的粟子，顯然是剛從野生狗尾草馴化過來的。
南方地區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南部的神農氏們就采集當時也許遍野都是的野生水稻祖本，進行馴化培植，使之成為南方人的主食。湖南澧縣夢溪鄉八十當遠古文化遺址發現的兩粒半古稻，屬於14萬年前的物品，這正是處於野生水稻祖本和現代水稻之間的正在馴化的水稻。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明智而有生命力的。
第二，“耕而種之”。
種植植物意味著對植物進行管理、看護、培育。關於神農氏的傳說中，說神農有田一頃二十畝，內穿鑿井九口，用以灌溉和護理。當然還會有其他的一些看護和管理手段，隻是沒有寫出來罷了。
原始人對馴化中的植物的看護，可以參照一些少數民族的方法。鳥獸的侵害是原始農業的大敵。有些少數民族地區用籬笆把植物區圍起來，或派人看守。廣西十萬大山地區的瑤族農民在地上插一根竹竿，上頭掛有穿孔的竹筒，微風吹來，呱呱作響，禽獸聽而生畏，就不敢前來吃莊稼了。這些方法原始人應該都用過。至於鑿井灌田，更是重要的植物馴化護理的方法。
第三，農業工具的發明和改進。
神農“作陶冶斧斤”。陶冶，指陶器，製陶技術，它是與農業、定居同步的。可以說製陶技術的發明，是人類進入文明時期的一個重要標誌。凡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都有製器工場和陶器。
至於“斧斤”，那應該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一種農業工具。《詩·齊風·南山》：“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可以指把荒野中的樹木砍伐掉，也可以指把樹木分解開來作柴使用，都離不開斧。而這斧，正是神農氏發明的。
這一點已在原始人居住的遺址中得到了證明。在當時條件下，離開了斧要砍伐樹木簡直是不可能的。在裴李崗和仰韶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許多的石斧，一般都取材於礫石，比較厚重，呈梯形和長方形，兩麵磨刃。除少數直接操作外，多數裝有木柄。普列漢諾夫認為：“石斧最初是沒有斧柄的。史前考古學得確鑿地證明，斧柄對原始人來說是一個相當複雜而又困難的發明。”我國的先民到仰韶文化期已經攻克了這一“相當複雜而又困難的發明”，這在世界上無疑是先進的。
神農“為耒耜鋤耨”。除對馴化植物進行護理外，土地的耕作是最為重要的，於是神農氏在實踐中發明了“耒耜鋤耨”，使土地能為植物提供更多的養料和生長條件。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密縣峨溝北崗遺址、河北武安磁山遺址都距今八九千年，當時耜耕技術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在火耕時期，盛行用一種尖棒播種，在此基礎上，經過不斷改進，發明了耒耜。耒有單齒和雙齒之分，耜與耒相似，隻是耜冠是板狀的。在浙江餘姚河姆波還發現過木鏟，發現了大量骨耜，石耜就更多了。耒耜的發明和改進，大大提高了農業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裴李崗和磁山等遺址已經出土了精致的石鐮，呈拱背長條狀，通體都磨光，刀刃部有細小的鋸齒，柄部較寬，且往上翹，下部有供拴繩用的缺口，說明石鐮安有木柄。這一發現說明鐮刀使用的曆史十分古老。還有一些地方發現有蚌刀作隨葬品的，可見鐮刀不隻有石製的，還有蚌製的。
我國是古老的農業大國。無論是神話傳說，文字典章，還是地下發掘，都證明我國早在八九千年前就進入了農業社會，至於作為農業發明者的神農氏，恐怕不會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
稻穀起源
有一種傳統的觀念，認為稻米有兩種基本亞種，一種是秈稻，被稱為印度稻；另一種是粳稻，被稱為日本稻。另有一種非洲稻，那是秈、粳齊全的。一提到水稻，人們就會想到這三地是其發源地。
是這樣嗎?曆史是無情的，也是最雄辯的，多多少少的地下發掘資料證明了，水稻發源於中國，至少中國是水稻的發源地之一。
較早時，人們認為華南地區是我國稻穀的發祥地。在廣東省曲江縣著名的石峽遺址中，發現了為數相當可觀的稻作農業遺存。石峽下文化層中有些火燒過的草拌泥(牆壁塗料)中，或灶坑邊燒過的硬土塊中，都有許多稻殼和稻草碎屑。有的灰坑中還發現有零星的炭化稻米。有九座墓葬中隨葬品中有稻穀或稻米，發現時已與泥土凝結在一起成為團塊。根據鑒定，這些稻穀和稻米均屬於栽培稻，包括秈稻和粳稻兩種亞種，而兩種中又以秈稻為主。鑒於許多籽粒不夠充實飽滿，且大小不一，反映當時品種不純，種植技術也還比較原始。
據此，相當一段時期，人們普遍認為嶺南的兩廣地區是水稻發源地，長江流域的水稻品種和水稻種植技術是從嶺南傳播過去的。
華南大部分地區處於北回歸線以南，氣候炎熱，幾乎全年無冬，雨量充足，天然食物資料十分豐富。當時野生的稻類植物可能到處都有，人們完全可能通過采集走向種植，事實上也已經走向種植。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那裏，其他可口的食物，包括水果，漫山遍野都是，華南人為什麼偏偏會偏愛於水稻?要知道，培植水稻比起采擷果品和種植果樹來，要困難得多。就是說，作為遠古時代的華南人來說，沒有迫切必要發展稻作農業。偶爾或少量種植一些，是可能的。石峽遺址的先民就可能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試著種植的。
這當然隻是一種揣測，但這種揣測被後來大量的長江流域的地下發掘證實了。
浙江餘姚的河姆渡文化遺址發掘使人驚訝，在其第四層4000餘平方米的範圍內，普遍存在著稻穀、稻殼、稻草的堆積，最厚處有1米以上，經過換算，稻穀總量高達120噸以上。稻穀經鑒定，屬於栽培稻秈亞型種中晚稻型水稻。這證明，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在這塊土地上的先民已經學會了大量種植水稻。
後又在長江流域發現了新石器中期的城背溪文化和彭頭山文華。
古蜀文明消亡
三星堆遺址是距今5000年至3000年的古蜀文化遺址，遺址內存在著三種麵貌不同而又連續發展的三期考古學文化，第一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相當於距今5000年；第二期為距今3700年上下，約相當於夏商之際；第三期距今為32OO年，相當於商代中晚期到西周早期。三期文化是一脈相承的。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遺物中，有大量玉質的璧、圭、璋、琮，這些都是祭祀用的禮器，還有作為犧牲用的動物骨渣和象牙。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遺物中，有應為辟巫模擬像的青銅人像。其中青銅大立人像通高262米，頭戴回紋筒冠，身著右衽龍袍，兩手虛握，誇張為環狀，站立於神壇之上。銅像麵部表情肅穆，端莊威嚴，極具王者風範，而龍袍上兩條飛龍，雖經數千年仍栩栩如生。三星堆還出土了不少青銅麵具，最大的縱目麵具寬138米，高065米，眼睛呈柱狀突出165厘米，耳朵張開為扇狀，似為“千裏眼、順風耳”。另外還出土了神靈怪異的青銅神樹，樹高384厘米，分為三層，每層有三條枝，每枝站一鳥，鳥下踩火輪，與傳說中的扶桑樹完全相合。鳥為金鳥，火輪即太陽。其造型之奇特，結構之複雜，裝飾之華麗，內涵之豐富，在先秦植物造型中首屈一指。
在三星堆出土的先民遺物中，有一些金器。金器的含金量達85％以上，其餘含量為銀，雜質含量僅為03％，顯示了十分高超的冶金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條純金權杖，長142厘米，上刻有三組以魚、鳥、人為內容的細致紋飾，這可能是古蜀國國王的權杖。
這些都昭示了：在中原文明和荊楚文明發祥的同時，早在大約5000年前，在西蜀地區，已經有了高度的文明，到商帝國時代，西蜀也不是什麼“蠻夷、落後之地”，它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完全可以與商代青銅文明相比美，二者隻在伯仲之間。
然而，這一切又留給人們諸多的謎。
謎之一：三星堆遺址居民的族屬為何?目前有氐羌說、濮人說、巴人說、東夷說、越人說等幾種不同看法，多數學者認為岷江上遊的石棺葬文化與三星堆文化關係密切，其主體居民可能來自川西北及岷江上遊的氐羌係。
謎之二：“巴蜀圖語”代表什麼?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號被人稱為“巴蜀圖語”，它代表著什麼呢?專家們莫衷一是，有的認為是原始文字，有的認為是族徽，有的幹脆認為是圖畫，還有人認為是某種宗教符號。三星堆人宗教觀念十分鮮明而強烈，現今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以至於銅器，都與宗教活動有一定聯係。據此，不少專家以為是宗教符號或族徽。
謎之三：三星堆文化來自何方?也就是說這種文化的源頭在哪裏呢?
一種看法是：三星堆文化受其他地域文化的一定影響，但從主體而言，它是卓然獨立的，自成體係的。三星堆一期文化是這裏最古老的文化，從成都平原出土的玉器為證，它受到了長江中下遊地區某些文化的影響。在商代，三星堆已發展成為高度發達的青銅文明中心，它代表了長江流域文明的最高成就。作為長江上遊地區古代文明的傑出代表，它比黃河文明還早，這一發現，再一次證明中華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三星堆文化與黃河文明有著或直接或間接的聯係，是黃河文明的一種傳承。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看了出土玉、石、陶各類器物的照片後稱：“這些器物證明了：古代西蜀曾與華中、華北有過文化接觸。”一些專家認為，中原文化與西蜀文化雖然遠隔萬水千山，但我們不能低估商人的能力和商域的規模，通過商業交往，中原文化完全可以滲入西蜀地區。著名曆史學家李學勤從三星堆兩座器物坑若幹青銅器的考察出發，主張：“以中原為中心的商文化先向南推進，經淮至江，越過洞庭湖，又溯江入蜀地。這很可能是商文化傳往成都平原的一條主要途徑。”依此說，商的勢力和商的文化的影響已達成都平原。
一種比較公允的看法認為，三星堆文化與岷江上遊新石器文化有關，與川東鄂西史前文化有關，還與山東龍山文化有關。結論是：這一文化是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融合的產物。
謎之四：三星堆古蜀國政權與中原王朝的關係怎樣?關鍵在於：三星堆古蜀國是一個附屬於中原王朝的部落軍事聯盟，還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已建立起統一王朝的早期國家。絕大部分專家認為，說古蜀國附屬於中原王朝，現在還缺乏文字資料和考古學資料的佐證，從大量出土文物的個性特征看，它極有可能是一個相對獨立並已建立起王朝的早期國家。其宗教意識十分濃烈，宗教形態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靈崇拜三者的兼而有之。
謎之五：古蜀文明和古蜀國為何突然消滅?
從發掘情況看，古蜀文明至少存在和發展了二三千年，而且文明程度在同期的中國和世界上都應屬於前列的。但是，後來又為什麼銷聲匿跡了呢?不少學者提出了荒災說、戰爭說、瘟疫說或自動遷徙說等說法，但都略嫌證據不多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