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土色土質分析，這裏的地層可劃分為16層：1～6層分別為現代耕土層到東周層，8～16層分別是從商末周初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其間第7層是一個厚20～50厘米的富含水分的淤泥層。這一淤泥層中出土有貝殼、水生物化石等，這就完全有理由作出這樣的假想：一場洪水一夜之間使古蜀文明突然消亡。
人類馴養家畜
神話中的伏羲是充分神化了的。他的形象就很特殊，有的說他“龍身而人頭，鼓其腹”，是雷神的化身。有的說他是雷神之子，“蛇身人首，有聖德”。據說，他是人間很多物事的肇始者，尤其是“取犧牲以充庖廚”，說明他是人工飼養動物的始祖。
這位人工飼養動物的始祖是何許樣人?一直是個謎。有些畫家把他畫成騎在虎背上降伏猛虎的英雄，看來那隻是種想象。實際上，伏羲“伏”的並不是猛虎之類的巨獸，而是豬、雞之類一直延續了幾千年的家畜。
人類之“伏羲”起於何時，成於何地?遠古時代的考古發現作了絕妙的回答。
伏羲必是新石器時代人的代稱，那是毫無異議的。在舊石器時代，人們處於“遷徙往來無常處”的狀態中，就不可能豢養任何家畜，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生產的發展使建立定居的村落有了可能，磨光石器的使用，陶器的發明，使遠古人類的狩獵能力有了不小的提高，狩獵所得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有所盈餘，於是把這些暫時不吃的捕得的動物豢養在住宅裏或住宅旁特定的地方，久而久之，便有了馴育家畜的習慣。人類馴育家畜大概已有了六七千年到一萬年的時間。
在諸多動物中，首先馴化的是豬。家豬的前身是野豬。野豬烈性甚強，生長於森林之中，出入於草原之上。野豬是雜食性哺乳動物，體肥而腿短，大嘴前長有兩根大獠牙，極具衝擊力和殺傷力，對人也很有威脅力。但是，豬在各類動物中有它的優勢：其一，體態肥胖，肉量大，捕殺一頭可供應相當多的肉量，這在原始社會時期是極重要的；其二，豬是雜食性哺乳動物，營養價值高，這一點原始人在吃豬肉過程中一定是體會到了的；其三，豬繁殖快，一次可繁殖十數頭，這對人類來說是很重要的。正是這些利益上的原因，人類冒著野豬野性發作上的危險培育起家性豬來了。《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野豬和家豬無大分別，隻是家豬的獠牙不若野豬發達。”獠牙退化的過程，就是豬馴化成功的過程。
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山東滕縣北辛遺址中，發現有很多橢圓形或不規則形狀的坑，在這些坑中不隻一次地發現了成堆的豬頭骨。在一個深約12米、底部凸凹不平的坑中，接近坑底處集中堆放著6個豬下頜骨，其上還用石板覆蓋了起來，可見是十分珍視的。在磁山遺址，在裴李崗遺址，都發現了家養豬的蹤跡。
北方的伏羲們注重於養豬，南方呢?南方的伏羲同樣十分重視養豬。在河姆渡遺址，普遍發現了豬的骨骼化石。在遺址中，我們還發現了形態畢肖的陶塑小豬呢，這進一步證明了豬與人們生活的緊密關係。
除豬之外，狗是較早被馴化的動物了。《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認為：“狗是最早的家養動物，至少在一萬年以前就成了人類的夥伴。”
從生物學上講，狗的近期祖先是狼。但是，早在人馴化狗之前，家狗的前身野狗早已從狼中分化出來，野狗是狼中最溫順的一支。人為什麼最早選擇狗來馴化呢?其一，狗比其它動物易於馴化。如果獵得小狗，在6～8周之內它的行為和生理尚未充分發育，這時極適宜於馴養和建立感情，這在其它動物簡直是難以想象的。其二，狗有豐富的感情——親熱、友好、高興、興奮、悲傷、痛苦、憤怒、恐懼，都能較好地表達出來，因此狗最能討人歡喜。其三，狗能幹，它的能幹程度也是其它動物難以企及的。狗可以打獵、可以看守、可以警戒、可以牧羊、可以玩賞、可以表演、可以導向，還可以拉橇耕田，人與狗結成夥伴，這一點看來是做對了。
在磁山遺址中，有許多狗骨化石。當時，狗除了可以用來助獵外，也供人們食用。那些相當破碎的狗骨，看來正是人們食用狗肉以後又將狗骨敲碎，吸食其中的骨髓的明證。
除豬、狗外，人們早期馴養的還有雞。
在原始社會時期，在濃密的森林裏，在開闊的草地上，以至於在灌木叢中，棲息著野生的雞形目動物。它們在夜間利用自己短而圓的翅膀飛上樹頭去休息，白天則在地麵上取食、交配。雞的馴養一方麵來自對鮮美的雞肉的向往，同時又因為大而營養豐富的雞蛋也是一種可口的食品。人們養家雞，最後傾向於把雞類作為卵用雞，人們對蛋的興趣會比雞還大。
在磁山遺址發現了明顯已經脫離原雞狀態的雞的標本，其雙翅和雙腳的進一步退化也十分明顯。這是我國最早飼養家雞的明證。如果沒有什麼新的發現，這也證明人類馴養家雞已有了8000多年的曆史了。
看來伏羲氏真正是一個群體。南方的伏羲氏和北方的伏羲氏們一種動物一種動物地馴化著，經過千百年的馴化，人類馴養的動物越來越多，人類庖廚中的美味也越來越豐富了。
陶器發明
當我們來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遺址時，我們著到的是陶器，陶器，還是陶器。曆史把我們帶回到了公元前六七千年的那個時代——一個真正有所發明的時代。把平平常常的泥土，經過人為的加工，使之成陶製品，成為原始人的生活必需品，它的意義怎麼理解也不為過。
問題在於：我們的原始人怎麼想到製作陶器的呢?也就是說，中華大地上第一隻陶罐是怎麼製作出來的呢?記得革命導師恩格斯說過：
可以證明，在許多地方，也許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製造都是由於在編製的或木製的容器上塗上粘土使之能夠耐火而產生的。在這樣做時，人們不久就發現，成形的粘土不要內部的容器，也可以用於這個目的。恩格斯的這段話一直為人們所引述。其實，恩格斯是在讀了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其他一些著作後得出的結論。他的意思是在說：人們最初使用的是用植物的藤蔓編織和將樹木挖空後製作的容器，這種容器的最大缺陷就是滲水性。對怎麼防止滲水，人們一度一籌莫展。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們把容器的外層塗上了一層粘土，粘土幹後，把容器拿掉，也能起到盛物和防止滲水的作用了。正如英國的文化學家柴爾德說的：“可能是因為一隻塗有粘土的籃子，偶然經過火燒，就成了不透水的。”
這種觀點當然是有道理的。它講的是一種偶然。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反映，必然性隻能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正因為如此，我們在承認偶然性的同時，還要學會捕捉隱藏在偶然性背後的必然性。
陶器的普遍使用，意味著人們食用熟食的開始，這就使人類的智力與體力有了飛速發展。近些年來，人們對陶器出現的必然性作了認真而富有成效的研究。林少雄在《人文晨曦》一書中指出：“對於史前人類來說，對陶器器形的發明和和製作工藝，也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困難的。因為要做出第一隻陶器，必須要有以下觀念上的突破：首先要有需要保存和盛放物品的意識，因為人類最初的物質創造，莫不與人們現實的物質生活需要密切相關；其次要有一定的空間意識，即自己要創造出一個新的空間，而這個空間既要有一定的封閉性，可以盛物而又不遺漏，又要有一定的開放性，即可以放入或取出物品；此外，這個空間必須是圓形的(至少是準圓形的)，因為迄今為止的全部考古發掘，還從來沒有發現一件除了圓形之外的其他形狀的陶器。而所有這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十分簡單的問題，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並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解決的，一定要經過長期的思索和摸索。”從一定意義上講，第一隻陶器是人們長期思索和摸索的產兒。
在陶器的製作上，大致有那麼幾種：一是捏製法。就是用手把泥團捏製成一定的器物形狀，然後製作成一定的器皿。這種製作方法比較粗糙，不規則。二是貼築法。將粘濕的泥團捏成片，再一片片地貼在某一物件上，烘幹後就成了一件陶製品。三是盤築法。將泥料搓成條，從下往上盤繞成形，然後拍打、壓抹完成。這三種中最常用的是第三種。
陶器對於人類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有些專家把陶器盛行的時代稱為“陶器時代”，那也是不無道理的。
嵩山古文化
中國的遠古文明是多姿和多彩的。有學者把龍山時代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曆史狀況形象地比喻為“滿天星鬥”。然而，這“滿天星鬥”最後奇跡般地彙集到了中嶽嵩山周圍的所謂“中國”之地。
是什麼力量使人們走向嵩山呢?關鍵在於：這裏有著優越適中的地理位置，四通八達的交通，土肥水美的生態環境，四方輻輳的文明軸心。而數千年文化的一脈相承，延綿不絕，則是其無與倫比的曆史底蘊。
從考古資料看，嵩山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就是人類活動的理想地區。洛陽凱旋路舊石器文化遺址，三門峽舊石器文化遺址，說明早在數十萬年前就有嵩山人在這裏生存、勞作、繁衍。
新石器時代早期，與嵩山地區有著極為豐富的考古發掘。那時的嵩山人已經生活在精心構築的村落裏，過著以農業為經濟主體的定居生活，並飼養家畜，進行漁獵。使用非常精致(相對而言)的石磨盤、磨棒加工糧食，能夠製造多種多樣的陶器、石器、骨器。墓葬中隨葬刻符龜甲和骨笛，表明當時的嵩山人已經有較高精神生活水平。
新石器時代中期，嵩山地區人類聚落更加密集，經濟文化更加發達。人們開始用厚而高的夯土牆護衛自己的聚落，居住在地麵起建的多間一體的房屋中，使用著絢麗多彩的陶器，陶器上用黑、紅、棕等染料描繪著太陽紋、月亮紋、花卉紋、幾何紋。石器多經過精細的磨製，種植粟、稻等農作物。
新石器時代晚期，嵩山地區社會發展又有了新的成就。在考古發掘中發現了銅塊、殘銅器、熔銅坩堝，表明人們初步掌握了冶銅技術，開始邁向金屬時代。那時已發明了水井，城堡增多，在登封王城登發現了東西並列的兩個夯土城牆，麵積約為1萬平方米，城內有用人作犧牲的夯土建築。新密古城寨城址，夯土城牆尚保留在現今的地麵之上，城址麵積將近18萬平方米。平糧台古城約34萬平方米，城門旁有用土坯砌築的門房，城門路土下埋有排水陶管，城內有建築在夯土台基上的土坯排房，城內還發現了銅渣塊。在新砦文化遺址，發現了頗具“王氣”的陶禮器，有了青銅禮器和工具。
嵩山地區連綿不繼的古文化長鏈，把一個地區古代人類社會從蒙昧時代到青銅時代的發展軌跡，勾勒得脈絡清楚、曆曆在目。這對其他地區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而持續的向心力，使各地的“無數英雄競折腰”。
大汶口文化據泰山，臨大海，兼大陸與海洋文化之優勢，縱橫馳騁，北越渤海登陸遼東半島，南走黃海直下江南杭州灣。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它就積極參與中原逐鹿，大舉西進，實現了臨海文化與內陸文化的大交融，為中原大地帶來了新的發展活力。
就在大汶口文化大舉西進之時，以長江中遊為根據地的屈家嶺文化也積極參與中原逐鹿，向著原本屬於仰韶文化的南陽盆地一帶推進。據有南陽後，繼續北上，其影響直達嵩山南北。屈家嶺文化據長江腹地，扼南北通衢，是當時稻作文化的主要代表。它越過淮水上遊，直指黃河中遊，把黃河與長江兩大文化體係進行了溝通，有力地推動了中原文化的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杜金鵬先生在《華夏文明之根》一文中說：“三種不同地區、不同特色的文化在嵩山地區的聚彙與融合，亦即來自海岱地區、江漢平原、中原腹地三個人群集團的聚彙與融合，對於華夏民族、華夏文明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強勁的激化和推動作用。”
這當然是就主體而言的，其實，嵩山地區還吸收和融入了若幹周邊地區的其他文化因素，如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西北地區的龍山時代文化，東南地區的馬橋文化，還有一些來自豫北、冀南地區的文化因子。
可以這樣說，在中華大地上，沒有一個地方像嵩山地區那樣，在新石器時代後期至青銅時代早期那樣，能廣泛而大量地吸納來自各地的文化精華。這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同時，作為世居嵩山的先民來說，又必須有一種廣為吸納的寬廣胸懷。四麵八方的文化潮流，蜂擁而至，是抵拒還是吸納，這本身反映了一方居民的氣度和胸襟。嵩山先民以其特別開闊的胸襟和特別浩大的氣度，吸納了四方文化，並將這些文化投入到嵩山這一文明煉爐之中，經過彙聚、碰撞、交融、升華，逐步形成了華夏文明。
在這點上，我們應該無窮盡地感謝嵩山地區的先民們。
原始城市
談到城市的起源，一些專家認為不能不談及原始社會氏族製的村落。那時的村落，相當於一個氏族或氏族聯盟的聚居地，為了安全，為了自衛，必須要有防禦措施。著名曆史學家楊寬先生在《中國古代都城製度史研究》一書中說：“距今約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氏族村落的周圍已開始用濠溝作為防禦措施，村落已有合理的布局。”這種“防禦措施”，後來就一步步地發展成為城市。
這樣看來，城市從鄉村走來。
可以看一看西安半坡遺址，遺址略呈橢圓形，居民點南靠河流，北邊有弧形的壕溝環繞。河流和人工開鑿的壕溝把整個村落包裹得嚴嚴實實，人們可以利用這些防禦設施放心地製造陶器，在窖穴中存放糧食和舒心地生活。在河流和壕溝之間，朝東和朝西北，有兩個缺口，可以作為村民進出的通道，相當於日後的城門。
臨潼薑寨遺址的狀況也如此。氏族村落西南靠河流，北、東、南三麵被人工壕溝環繞。壕溝正東有缺口，西北沿河也有缺口，是人為留有的通道，作為村落的門戶。西部臨河邊為製陶區，壕溝以東有氏族墓地。村落中心為廣場，是氏族集體成員集會、娛樂的場所。周圍分為幾個部分，每部分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幹小住宅，門口都向著中心廣場。
在這裏，就孕育著未來的城市。楊寬先生認為：“這種以大屋子或廣場為中心的居民點布局，麵向東方的向陽通道，南邊靠河流和北邊挖壕溝的防禦措施，同時又以河流作為水源，並在周圍分設製陶區、窖穴以及氏族墓地的辦法，都是為了適應氏族集體生活的安全的需要。這種有計劃的布局，就是後來城市的萌芽。”
在村落的格局中有著“後來城市的萌芽”，並不等於說所有的原始村落後來都發育為城市。事實證明，原始村落的發展是兩極化的，一極是由原始村落發展成為未來的鄉村，另一極是由原始村落發育成為未來的城市，二者相比，發展為未來城市一極要小得多。
隻有在條件極為優越的某些地方，“城市的萌芽”才能發育成為真實的城市。
在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發現了目前我國最早的史前城址，可稱為“中華第一城”吧!城由夯土城牆、護城河、城門和城內夯土台基幾部分組成。城垣的平麵為圓形，外圓直徑為325米，內圓直徑為310米，牆周長約一千米，城內麵積為76萬平方米。城外的護城河，東南北三麵都是利用自然河道，西麵為人工河道。現存護城河最寬處達35米，深約4米。在城的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各開一城門，基本上是對稱的，在城內的最高點，也是城址中央部位，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成片的夯土台基，為房屋建築的遺存，可見當時住在城內的人還不少呢!城內還發現有道路、製陶區，城內北部有公共墓地。在長達千年的變故中，城牆幾經興廢，幾度修建的痕跡十分清楚。
屬於龍山時代的城堡有山東章丘城子崖，壽光邊線王，河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台，內蒙古包頭河善、涼城老虎山，湖北石首走馬嶺，河南安陽後崗等，其中最完整最具典型意義的要數淮陽平糧台的城堡遺址了。
這是一座正方形的城市，每邊長185米，城內麵積為3萬4千平方米，如果包括城牆部分，總麵積為5萬平方米上下。但這所城市十分堅固，牆體很厚，牆基處寬約13米，殘高3米多，頂部寬8～10米，如果加以複原，所需土方大約不小於4萬立方米，工程十分浩大。
全城坐北朝南，方向為磁北偏東6度，幾乎與子午線重合。南門較大，為正門，設於南牆正中；北門很小，又略偏西，看來是後門。這種格局明顯是精心設計的，它所體現的方正對稱思想一直影響了中國古代城市幾千年的發展，成為中國城市的一大特點。
在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中，對平糧台城堡作了中肯的歸納：
城內有較高級的房屋建築。現在僅挖掘了十幾座房基，都在東南角，看來還不是主體建築。但即使如此，也可看出這些建築的非同一般。這些房子都用土坯砌築，而且分成一間一間的，是分間式建築。一些房子用夯土做台基，房內有走廊，比一般村落的房子講究得多。由此可知城市內的居民主要是一些有地位的人，還可能相當部分是貴族，是統治者。否則他們是難以調集那麼多人力、物力的，造那麼堅固的城防工事本身說明了問題。
那麼多上檔次的建築，本身說明了人口的密集，這也是城市的標誌之一。
城內有較好的公共地下水道設施。這是人口密集的必然結果。當時供水的水源看來主要是水井，發現了5米多長的排水設施，整個長度當然不止於此。這段下水道正通過南城門，埋設在距地麵03米的深度。水道本身由專門燒製的陶管套接而成，每節陶管長35～45厘米，直徑細端為23～26厘米，粗端為27～32厘米。每節細端朝南，套入另一節的粗端。整個管道是北端即城內稍高於南端，可見此下水道是為解決城內廢水向城外排放而設置的。
地下排水管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用水量的巨大，也間接地告訴我們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在原始村落中，設置地下排水管是沒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