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以來的情況如何呢？隻要考察娛樂節目中的兩隻主力軍——電視劇與綜藝節目，看看它們在全部節目中的播出與收視比重，就可以知其大概。
“娛樂之聲”在中國大陸回蕩，大量電視節目“按照市場化原則”，以“滿足受眾需求”的名義炮製出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它的口誅筆伐同時鋪天蓋地而來，批評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電視幾乎被指責為社會文化庸俗化的罪魁禍首。
2006-2008年，廣電總局至少召開5次會議，製定下發10多項規定，組織全國廣播電視係統全麵開展“抵製低俗之風專項行動”：
一些節目低俗、庸俗、惡俗，嚴重背離了黨的宣傳方針，弱化了廣播影視的喉舌作用，削弱了廣播影視的宣傳效果，損害了廣播影視的社會公信力和影響力，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和不良後果。我們要充分認識抵製低俗之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切實加強宣傳管理。相關言論詳見國家廣電總局網站（www.sarft.gov.cn）上登載的王太華、趙實等人的“會議講話”。
“堅決抵製廣播電視節目泛娛樂化和低俗、媚俗、庸俗傾向”，已經關係到“政治使命感和責任感”了。
回過頭來，我們來聽聽“民間的話語”，它們恐怕更加直白：
喋喋不休地耍貧嘴，千篇一律的大俗套；讓專家操練幼兒園遊戲，讓學者回答燈謎般的問題；沒完沒了的廣告外加片頭片尾字幕，剩下一丁點正劇時間又滿是虛飾與矯情。
電視劇等等娛樂品用各種野性的、媚態的乃至於肉欲化了的媒介暴力算計觀眾，以提供消遣和娛樂為誘餌，使人墮落到各種拜金、拜物、拜欲和畸變偶像崇拜的陷阱而不能自拔。這種“惡性娛樂化”的幽靈正在熒屏上頻頻亮相、愈演愈烈，電視文藝節目的“惡性娛樂化”傾向正在傷害著我們的文化和民族精神。
文娛新聞的低俗化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大公害，每一位編輯和記者都有義務和責任為此付出努力，而且我們必須努力，否則會愧對於這個時代和民族。
低俗化被分了類：低俗的女色、低俗的獵奇、低俗的隱私、低俗的暴力、低俗的拜金、低俗的炒作、低俗的調侃、低俗的“性”聞……具體表現為：以“性”為看點，狂打擦邊球；以殘忍為噱頭，發掘人性之惡；極盡窺探之能事；以惡搞、整人娛樂觀眾；顛覆傳統，挑戰道德，發掘“醜聞”、“醜態”；以奇裝怪行、言語無忌吸引眼球；以巨額獎金刺激收視，高舉名利大旗，宣揚尋歡作樂的生活方式。——在類似的描述中，娛樂，全麵陷落為“愚樂”、“誤樂”，媒介生態的麵貌恰似一幅怪異、荒誕的“行樂”全景圖。
3.電視批評隔靴搔癢、蒼白無力
隨著電視事業的蓬勃發展，電視文化研究已成為“顯學”。但是，它至今陷於困境之中——領域新、論題大、內涵少——不能自拔。實際上，電視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引作用非常有限，在電視批評領域也是如此。
有論者指出：中國的傳媒業怪象迭出，“反”什麼就“濫”什麼，而且越“反”越“濫”。這一兩年，反對假新聞，假新聞泛濫成災；反對低俗化，低俗之風愈加蔓延；反對炒作，炒作之風越刮越盛，以至於“假新聞、低俗化、新聞炒作”成為全民公害。在各門類的批評之中，電視劇的批評應該算是“最為活躍、最現生氣、最顯水平、最起作用、最具威力、最有影響，最是被創作者、傳播者、接受者、宣傳者、經營者、管理者所看重”的，然而，總還有“缺席、失語”的嫌疑；“遭到過批評的呢，有些人根本就不把批評放在眼裏”。
批評並沒有完全盡到鼎新革故、激濁揚清的職責，這一評價機製多少失效了。我們常常看到這種情形：批評和創作（或者說製作、生產）各行其是，評論者和製播者互不買賬；轉而，被收買、被利用；發展到近兩年，貶損、攻擊式的“批評”甚至“創造性地”運用為商業炒作的奇招妙術，例如製作方雇請一班人“惡評”、“惡搞”自己來造勢——真是“多年來從未目睹之怪現狀”！
反過來看，電視批評自身也存在許多問題。首先，眾語喧嘩的評論聲中，良莠不齊，少數評論甚至被嘲諷為“弱智”。即使具備一定的價值、意義，部分批評也有著這樣那樣的欠缺。常見的主要有兩類。其一，簡單化地為從業者指點迷津——諸如：剖析通俗、低俗之別，批斥“克隆”歪風，說明“良性娛樂”才是金光大道並且闡釋其長效機製，等等；其二，道德勸諭。國內新聞界的聲譽並不高，從業者也有自知之明。1995年6月，北京、上海、杭州、廣州四城市進行了一次針對新聞從業人員職業道德問題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僅有21.67%的公眾認為我國目前新聞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較高，大部分公眾認為（很）有必要開展新聞職業道德教育。那麼，伴隨著“道德勸諭”，幾年過去了，情形好轉了呢還是每況愈下？“防火防盜防記者”、“狗仔隊”之類的說法以及“紙餡餃子”、“茶水發炎”之類的事件，近年來頻頻登場，由此不難推測出業界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