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闡釋“性愛的地位”的時候，哲學家伯特蘭·羅素調侃道：論述性問題總會冒著受指責的危險，因為那些“道德之士”會說他“對於這問題未免太著迷了”。為娛樂性辯護好像也有類似的風險，因為娛樂文化的名聲江河日下，清高的君子們避之猶恐不及。
然而無論如何，適度的娛樂需求合情合理，是人類生活中相當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話）的組成部分；而電視，從某種意義上說本來就是“娛樂媒體”，娛樂性是電視媒介的顯著特性，娛樂觀眾是它的分內之事。
討論電視媒介的娛樂性問題之前，我們先來考察和“娛樂”息息相關的一個概念：閑暇。
從社會活動的角度，時間可以簡單地一分為二：工作時間和閑暇時間，也就是說，人們除了工作就是休息。工作和閑暇的截然兩分被現代人看做是理所當然，究其緣由，主要是我們已經習慣於把閑暇當做是補償性的替代品。我們經常聽到這種論調：工作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應該受到重視；而休息，似乎隻是由於它能夠恢複工作所造成的精神和肉體疲勞、為下一步的工作提供精力，才具有意義——“後工業化”以來，這種觀點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荒謬性。傳統的中國社會存在著某種教化—實用觀念，主張利用閑暇時間進行政治教化，否則，休閑就等於浪費時間。這實際上反映了對閑暇文化認識的偏頗、短淺，將導致娛樂休閑活動的萎縮，導致社會精神的單調貧弱，使人缺乏活力和創造性。然而，在類似理念的指引下，這個世界已經臣服於“工作神明”，隻知道不停地運作而失去了目的感。
閑暇曾經是古人最為珍視的哲學概念，更是高貴文化的根源，可惜，這種觀念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工作至上”的觀念銷蝕殆盡了。“工作至上”觀念讓我們生存的世界淪為庸俗空洞、麻木而缺乏深度和感情的所在。毋庸贅述，人的存在並不隻是為了工作，工作隻是手段，閑暇才是目的。有了閑暇，我們才能夠完成更高層次的人生理想，也才能夠創造更豐富完美的文化果實，在這個意義上說，閑暇正是文化的基礎。有論者認為：閑暇的能力是人類靈魂的基本能力，它能夠超越工作世界的束縛，進而觸及超人的、賦予生命的力量；“閑暇是一種心靈的態度，也是靈魂的一種狀態”（卡爾·霍迪語）。閑暇代表的好像是一個非功利性質的、但卻是最符合人性的世界，在閑暇之中——唯有在閑暇之中，而不是別處——人性才得以拯救並加以保存，“通往自由的大門”才會為我們敞開；否則，我們將永遠擺蕩在“工作和不工作”這兩個端點之間掙脫不得，純粹的人性一再被忽略和置之不顧。
“後工業化”時代的一個顯著標誌是：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和社會進步，人們可以支配的閑暇時間逐漸增加，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在“恢複疲勞”之餘，閑暇的主要處理方式和存在形態通常被認為是娛樂。這是一個渴望娛樂、沉迷娛樂、“被”娛樂的時代。以“2009年十大網絡流行語”為例：1.“久耕托市”；2.賈君鵬，你媽媽叫你回家吃飯；3.“哥吃的不是麵，是寂寞”；4.“嫁人就嫁灰太狼，做人要做懶羊羊！”5.“躲貓貓”；6.“不差錢”；7.“我們是有身份的人”；8.“信春哥，得永生”；9.“被就業”；10.“欺實馬”。
第一節不可或缺的娛樂
娛樂是人從功利的、受控製的勞動中解脫出來的、尋求歡快的活動。娛樂，成了生存的非勞動性延伸部分，也是心靈生活的自由擴展部分。正如藝術理論家豪澤爾所說：“娛樂、放鬆、無目的的玩耍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從心理學和生理學的角度上說，是保持旺盛精力、刺激和加強活動能力所必需的”。在娛樂之中，人的想象力、感受力、智力都得到了自由的舒展，在自由的空間裏翱翔。不言而喻，娛樂不僅僅是生理能量的恢複，或者簡單意義上的消磨時光；因為娛樂，人的素質得到提升、人的思想得到解放。
但是，我們的娛樂水平還很低下，從數量到質量都不夠。吃飽穿暖之後如何娛樂成了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娛樂是人們迫切需要而又沒能得到真正滿足的需求之一。填充閑暇時間的隻能是一些異化了的娛樂產品，包括大量的電視節目。現實如此“殘酷”，以至於有媒體提醒民眾“消費有風險、娛樂須謹慎”：
衝著張藝謀、孫紅雷的名頭去看《三槍拍案驚奇》，結果爛片一部，電影沒放完已經後悔買票進場；原以為提前一兩個月“吹”得不行的春晚無論如何也有點可看，結果，除“小虎隊”讓人懷了把舊，就是被迫看了一堆廣告；想去看看紅爆春晚的小沈陽表演正宗的二人轉，結果一堆不認識的人在台上瞎鬧騰好半天，小沈陽和他媳婦才上來演個半小時……
到商場買東西質量不過關能退換，去網購如果服務不到家還能給對方寫個“中評”甚至“差評”，可這被忽悠著去看了爛片、爛劇、爛演出，浪費時間浪費錢不說，還投訴無門，叫人心裏好一個“堵”。
更糟糕的是，仍有很多娛樂消費陷阱已經在挖坑、鋪網，等著大家往下跳了之後就數錢。
一、娛樂：人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