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不僅是個人生活中的常見活動、人類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是人的本能、人的天性，是與生俱來的、物質需要之外的精神需求——一項重要的人權。隻有深刻認識娛樂的合法性和重要性，才能正確看待這個娛樂世代的來臨，才能享受閑暇、發展娛樂。
人類在自身的發展曆程中創造了娛樂傳統，在生理、心理、智能、精神感受等方麵發展著娛樂。
工業革命以來，娛樂顯得日益重要。大而言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同步發展給人類生活平添了巨大的張力。一方麵，工業文明對未來作出的“幸福”許諾使人越來越眼花繚亂；另一方麵，精神生活上的危機讓終極的、道德的焦慮成為迫在眉睫的實際困境。這種矛盾處境使人們空前地緊張、脆弱和神經質。——娛樂作為逃避焦慮、痛苦的手段，對於當代人來說，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義。小而言之，機械化勞動的組織狀態越來越強，分工越來越細，因而，“流水線”上的勞動者也越來越工具化、機械化、平麵化、刻板化。勞動者在勞動之中，似乎物化成了普通的生產資料，而且隻是“小螺絲釘”，像機器人甚至機械手。這樣子的勞動者顯然存在嚴重的人格缺陷，甚至“無法作為文明的人類而存在”亨利·福特開始製造“T”型廉價汽車的時候，一個單元的生產分為7882個工種。福特在自傳裏說，“我們發現：有670種可以由缺腿的男人幹，2637種可以由一條腿的人去幹，2種可以由沒有胳膊的男人幹，715種可以由一條胳膊的男人和10名男瞎子來幹”。總之，專業化的工作不需要一個“全人”，隻要人的部分肢體或者器官。再沒有比這更生動的證據，說明過度的專業化把人如此殘忍地當牛作馬了！
正是休閑娛樂保障了人類生存的完整性，使人們在閑暇之時“贖回”了在工具化、機械化、平麵化、刻板化的勞動中被壓抑、失落了的那部分自我——一個容光煥發、自由舒展、生機勃勃的自我；“休閑娛樂有助於個性的完善，有助於社會總體文化的發展”。麥克盧漢曾經有同樣的表述：在歡樂嬉戲中，我們又恢複了整體人的天性；而在工作和專業生活中，我們隻能用上整體人的一小部分天性。
在當代這個“後工業”的電視時代的文化環境中，娛樂活動滲透到了生存活動的各個方麵：人們通過縮短工作時間、增加休息日來進行娛樂，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包括電視傳播）來豐富娛樂的內容，並且借助電視傳媒對現實生活（從政治、經濟宏觀層麵一直到日常性的衣食住行）加以娛樂化改造。如果說，在傳統的文化環境中，娛樂好像日常生活中的插曲，是一種奢侈性的享受，那麼娛樂現在已經日常化了；如果說，娛樂曾經主要是個人化的、零散的，那麼現在它逐漸地社會化、公眾化了。——於是，娛樂性成為當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特點，當代文化正在轉變成娛樂文化。以娛樂為中心的當代文化遠遠不是一種理想的文化形態，實際上，它往往被批評為平麵文化、快餐文化等等。—筆者注。沉浸在娛樂文化中的人們好像更加需要輕鬆和娛樂，來紓解日益強化的社會勞動以及日益緊張的競爭關係帶來的身心壓力，維持人的身心平衡。因此，娛樂被看做是社會運作的潤滑劑——對強製性的勞動形成一種調劑和補充，滿足人類生存的全麵需求，“娛樂成為人之所以為人的必要途徑”。
那麼，人們日益增長的娛樂需求在當前得到滿足了嗎？應該說還沒有。恰恰相反，人們反而好像越來越不滿足。事實上，普通民眾的休閑方式比較單調，層次也比較低下。一份調查顯示，我國大學生的主要休閑活動是：打遊戲、室內閑談、休閑閱讀、上網聊天等等，主要停留在“消磨時間、擺脫單調”的低層次上，而高層次的（創造性地、積極地、投入感情地）參與行為發生較少——這與大學生精力充沛、意氣風發、渴望新奇、勇於挑戰的精神麵貌是不相符合的。大學生的狀況是這樣，其他人群呢？恐怕是等而下之。
想想看，我們偷工減料、敷衍了事地對付掉工作等等，匆匆忙忙奔回家，卻製造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消遣。我們竭盡心力、借助種種“奇技淫巧”來打發時間，消磨工作、睡覺、吃飯等等之餘的大塊時間，美其名曰享受生活，其實呢？恐怕隻是沒事找事，就是為了把自己重新拋擲回到繁亂、嘈雜之中去。今天的社會往往被稱呼為“消費社會”，也許，人們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時間，成了最奢侈的消費品；人，成了最終極的消費品。“消遣”，與其說娛樂，不如說是愚弄了我們自己——
先輩們過去常常在巴爾幹或者波蘭的村寨裏，伴隨著絲竹管弦的樂曲歡舞，而他們的後代卻整天坐在辦公桌前與電話和打字機為伍，嚴肅認真而又索然寡味。晚上，他們喝上幾盅，再聽一點流行音樂，自以為在尋歡作樂，其實，他們所尋找的不過是乏味工作之餘瘋狂而不完全的解脫。他們把工資用於身體的消費，而身體中的靈魂早已變賣為奴隸。
“奴隸”尚且能成功地“逃避了自由”，那麼這些常常抱怨“無聊”的人，顯然遠遠沒有完成這一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