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們應該注意到：娛樂，尤其是所謂“純粹的娛樂”（絕對純粹的娛樂並不存在，下文另行論述），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至少它作為“減壓閥”能夠釋放社會以及人們自身的壓力。所以，它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默許甚至支持也是自然而然的。有論者略帶調侃地寫道：娛樂節目作為減壓閥，通常是這樣一步步發揮作用的——觀眾通過娛樂節目躲進一個虛幻的空間，放鬆神經、平靜心情，減輕和緩釋現實生活中的壓力；進而，在虛幻空間和現實空間的比較中，獲取相對的安全感、優越感甚至卓越感、英雄感，聊以自慰並且暫時替代性地“滿足”了內心深處的欲望；最終，“阿Q式”地認同既有秩序、接受現實生活、回歸主流社會。壓力釋放、心緒平複、顛覆秩序的欲望被消解，既有的秩序和主流價值觀得到維護。這樣看來，娛樂不僅是娛樂，還承載著穩定社會的職能。
如果說，電視娛樂化是公眾需求和文化工業的“共謀”，那麼，至少在國內的娛樂電視界，這種共謀關係似乎難以為繼了。觀眾邊看邊罵、邊罵邊看，必將忍無可忍、“始亂終棄”。另一方麵，被看作既得利益者的媒體，因為“唯利是圖、不擇手段”很久了，進退維穀：想要“繼續發財”呢？黔驢技窮；企圖洗心革麵、脫胎換骨，卻又已經斯文掃地、積重難返。
四、“電視癮”：愛恨交加的牢籠
利用休閑時間看電視取樂，主要是為了“超越平凡的生活”。日常生活既沒有驚濤駭浪，也罕見蕩氣回腸，頗為單調、無味，令人苦悶、疲累，而媒介可能發揮安撫、慰藉的作用，又可能增添一點色彩與滋味。媒介散布於日常生活中，就在人們的周遭，即使未被使用，也形同一種承諾——能夠為我們導引出一個更綺麗的世界。或許很多人覺得這個承諾往往太虛無，隻有一些廉價的知識和娛樂，但是，它至少還是在那兒，似乎總是代表著某種未來的可能性。每一次轉換頻道就是發出一次新的訴求，據說隻間隔十幾秒鍾據2002年的數據，平均每個觀眾晚上換台的頻率是77次，暫停觀看某一個台的時間是17秒。“人們如果不能追求到手滿意的，就會滿意於追求到手的”（蕭伯納語）。事實上，廉價的知識和娛樂同樣能夠填充我們的閑暇時間，同樣讓我們樂不可支、欲罷不能。
“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如果看電視沒有節製，可喜可愛的它將變得可惱可恨。富有娛樂性的電視吸引著我們、滿足著我們，也讓浸泡並且沉溺其中的我們產生情感上的依賴，就是所謂的“電視癮”、“電視病”——過量地看電視以後更加的空虛、失落、自卑，但是，卻難以自製地一次又一次打開電視，終於淪落為“沙發土豆”，甘願畫地為牢、待在電視賜予的小天地裏麵“享受安寧”。正如波德裏亞說的“超現實成了我們的生活”一樣，電視時代的娛樂精神也成了我們的鴉片，成了奴役我們的東西。
電視被比喻為自來水，“就像一打開自來水的龍頭，水就會流出來一樣；一打開電視機的開關，它就會把外界信息送到家裏來”。於是，觀眾在不知不覺中接納了這個“家庭成員”，從思想到言行都受到電視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電視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藤竹曉認為，這意味著：第一，看電視的行為日常化了，看電視的生活變成了生活方式；第二，我們通過看電視的行為來確認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確認了電視世界所描繪的生活方式，正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們通過電視感知並且接受的生活方式，不僅是屬於自己的，同樣也是屬於他人的。
我們試圖經由電視來聯通世界，結果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電視幹脆置換為我們的世界：電視“在延展性、廣闊性、不穩定性、乏味性和普遍性上和日常生活相一致”，所以，二者盤根錯節地交織、糾纏在一起，“還有人能夠逃脫得了電視的控製嗎”？不僅如此，試圖通過看電視來“超越平凡生活”的人們，最終將無奈地發覺：電視化之後，“現實生活”的邊界已經模糊了，它既是真實的又是虛擬的，混沌一團包裹著我們，超越或者升華根本就無從談起。也許，“虛擬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有預言說：千年之後人類將“存活”在計算機和網絡之中……但是，至少在現階段，我們還是應該對“虛擬現實生活”抱持清醒的批判態度。我們隻能沉沒於其中或者說陶醉於其中而不能自拔，就像不能揪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麵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