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爭議促使我們進一步地思考：在某種程度上，方言節目是否昭示著本土文化的覺醒？但這種覺醒如何才能不違背中華文化的整體性，不損害大眾媒體的公共性呢？
歸根到底，可否存在和發展方言節目、如何運用方言播報（新聞），關鍵在於“度”的把握。對於媒體的“社會公共空間”功能的開發，方言新聞功莫大焉，可謂獨辟蹊徑。然而，這個空間也是相對封閉的、狹窄的，假如聽任它“以偏概全”，不利於整體社會的協調發展。怎樣把握“度”，力求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呢？筆者認同這種觀點，“我們需要大力推廣普通話，也不壓製各種方言，必須處理好語言的規範化與多樣化的關係。可以結合媒體的語言使用和受眾的收視情況，進行問卷調查，做計量研究，看看哪些節目可以使用方言，哪些節目必須使用普通話”。
具體到“用方言說新聞”，必須協調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問題。首先，形式服務於內容，新聞是內容、是主體，“用方言說”是形式、是手段，不能喧賓奪主、形式大於內容。《阿六頭》的主持人安峰就認為：“單純用方言不能提高新聞節目的水平……節目的賣點還在於新聞的選擇上。”反過來看，內容也要貼合形式。“用方言說”，本身“說”就對新聞進行了口語化的處理，再加上用方言“說”，就更是口語加上俗語了。為了契合這種表達特點，方言播報節目在題材選擇上應該傾向於社會新聞，重大的時政新聞不是不能選，而是不適宜選用。“方言欄目幹脆就辦成社會新聞欄目，讓其具有獨特的魅力，成為新聞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不也獨具風采嗎？”
小結：新聞娛樂化的意義與問題
電視誕生之初，就被當做文化娛樂的工具，電視業也被認為是娛樂業的一個分支。電視新聞是隨著電視的發展而產生的，而隨著電視新聞的發展，它成了“立台之本”，代表電視台的身份和地位——標示出“新聞事業”的屬性。就美國而言，如果沒有新聞，電視可能已經被歸類於娛樂事業了——那時候，聯邦通訊委員會審批電視頻道的依據和標準是：能否提供新聞節目。換一個角度看，電視新聞和娛樂在理念、性質、特色、風貌等等層麵雖然判然有別，然而，二者的淵源關係根深蒂固、源遠流長，所以，新聞娛樂化風潮的（屢次）來臨也在“情理之中”。
如前文所述，娛樂化的新聞在內容題材上偏向軟新聞或者盡力使硬性新聞軟化，在表現形式上，強調情節化、戲劇性，走新聞故事化之路。無論如何，這種“軟新聞”自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合理性，其意義在於：堅持（回歸）電視新聞的本性、超越“傳統”的傳播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