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電視說書”，門庭若市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講壇》出人意料地迎來了它的拐點。
閻崇年慷慨陳詞《明亡清興六十年·寧錦大戰》本章中的截圖主要源自各攔目的網絡視頻，下文恕不一一注明。
2003年，作家劉心武登上《百家講壇》，講說“新解《紅樓夢》”，收視率大為改觀。從學術上來說，劉心武的“新解”是“舊解”，是把一本文學性的《紅樓夢》還原為曆史中或曾有過的現實故事。正因為它是舊解，而且仍有牽強附會之處，理所當然地遭到紅學界的猛烈抨擊。然而，平心而論，劉心武的過人之處和精彩之點，並非對《紅樓夢》似新實舊的學術性解釋，而在於他用了一種文學性的解說方式。他把解釋過程設計成偵探小說般的故事，把一個個的懸念放在那裏，吸引觀眾情不自禁地想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聽得欲罷不能。換句話說，劉心武把學術性的知識講課變成了文學性的電視說書——這才是成功的關鍵所在，他像一名點鐵成金的當代“巫師”，迅速聚集起旺盛的人氣。
新解《紅樓夢》之所以火起來，張法認為原因有四點：一，作為文學家的說書才能；二，對講演內容的小說式解釋方式；三，講解的是經典名著《紅樓夢》；四，以學術的名義在講。前兩點非常重要，抓住觀眾注意力是受到歡迎的前提條件——也是他和以前講課的學者之間的本質區別。但後麵兩點對劉心武的成功作用更大。他講的《紅樓夢》，很多人或者讀過小說、或者看過電視劇，至少都知道這本書的偉大，當有人來講這本書的真諦，說明我們以前雖然看了，而且以為懂了，其實並不真懂，這有多麼大的吸引力！如果劉心武講一部大家根本不知道，也不關心的二三流作品，會有這樣的收視率嗎？同樣重要的是：劉心武是站在國內最權威的電視媒體——中央電視台的以學術為招牌的《百家講壇》上，以學術的名義講演的。當大眾聽得津津有味的時候，自以為得到的不僅是一種文學性的審美享受，而且以為得到了一種學術的知識——發現自己也聽得懂“學術講座”，普通百姓內心升騰起來的快感，恐怕遠遠超過了聽“說書”得到的愉快，因為他沉浸在“自己也很高雅”的幻覺之中。人們不僅需要觀看通俗性的文藝節目來獲得感官享受，還要從高雅的欣賞活動中獲得“自我提升”的感覺。同樣是“說書”，相對來說，這一幻覺隻有學術性的《百家講壇》才能帶給他，而非《曲苑雜壇》們。當劉心武把學術講課變成文學說書的時候，完成了《百家講壇》“舍魚而取熊掌”的決定性轉折。
2004年5月，清史專家閻崇年主講的《清十二帝疑案》在《講壇》剛一播出，便受到觀眾的熱烈追捧，收視率一路飆升，持續在科教頻道一周收視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是什麼定格了觀眾的遙控器”？時任《講壇》製片人的萬衛認為：在“戲說”充斥熒屏的同時，觀眾探究曆史真相的願望變得更為強烈，而在這時，有魅力的主講人以不斷設置懸念的獨特方式“正說”曆史，自然吸引了人們的視線。由此，在牢牢守住學術底線的同時，《講壇》開始了一次針對性極強的調整。調整的方向就是“架橋”——架一座讓專家、學者通向大眾的橋梁。
如果說2003年的劉心武用“新解《紅樓夢》”標示出《講壇》的轉型方向，那麼，2004年的閻崇年則以《清十二帝疑案》將這轉型又推進了一步——從名稱就能看出這是一個說書的題目。有論者指出：《清十二帝疑案》的特色就是它把懸念作為一個重要的因素……一個“疑”字帶來了關注度；因為懸念的使用會對講座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結構帶來很大的衝擊，使觀眾始終處在一種探求的心理層麵，始終處在選擇答案的抉擇當中，這點是吸引觀眾很好的手法。摘引自《央視百家講壇〈清十二帝疑案〉的熱播初步打通電視傳播學術的“腸梗阻”》一文中，央視總編室研究處王甫的發言，另一方麵，閻崇年先生的演講雖然依照史實，但隻是用史實來說一個個的偵探故事。可以說，在所有的主講人當中，閻先生較有學者模樣，台風端正。而且，在不少章節——尤其有關袁崇煥的幾節，宣揚了“大寫”的人生觀、價值觀，慷慨激昂、正氣凜然。以《清十二帝疑案》為例，“釋疑”是其著力點。在《乾隆帝弘曆》一章中，他列出了以下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