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地點之謎
親生母親之謎
兩後死因之謎
香妃身世之謎
盛世下的危機
在此，主講人感興趣的好像主要是“揭秘”，而不是什麼國民的思想和精神。簡言之，因為人們的看客心理濃厚，對於他人的隱私最好奇，於是，節目組就把這盤“點心”奉上，以迎合他們，賺取收視率。有論者這樣質疑：在《百家講壇》中，難道一部沉重得令人窒息的血淋淋的清史，主講人就隻能夠向民眾揭秘一些宮闈疑案嗎？顯然，如此這般地選材和表現，是考慮到商業化運作的需要。
2006年，《百家講壇》的“電視說書”從形式到內容都更加完善，收視的效果更上一層樓。如果說，劉心武、閻崇年以“探事件之秘”的說書形式為《講壇》打開了一片新天地，那麼，易中天以“探人物之秘”的說書形式、於丹以“探心靈之秘”的說書形式，把《講壇》推向了輝煌。“天下之大，解謎之作多矣，解謎之才多矣，然而誰能在央視舞台上以學術的名義來解謎，誰才能名滿天下、利滿天下”；“強勢的央視、高雅的學術名義、出色的說書人，這三者的因緣結合，終於生成了學術明星：易中天和於丹”。
在一個劇烈轉型的社會中，萬象雜呈、千人浮現，事各異貌、人各異心，究竟應該怎樣去看待各種各樣的人和事，一直是大眾心中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劉心武、閻崇年設置了事件的懸念，而又一一去解決，最後道出謎底，這種方式恰恰投合了大眾心理。易中天和於丹基本上還是沿著劉心武、閻崇年的成功道路前行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是：更幽默或者說更加口齒伶俐、更加生動活潑，而且借由自己的生活體驗和世俗化讀解（所謂“感悟”、“心得”），以學術探討或者哲學研究的名義，加入許多個人化、感性化的成分吸引觀眾、撫慰世道人心，從而，獲得更加強烈的共鳴。——於是，曾經標榜為“學術電視”然而門庭冷落的《百家講壇》，終於演變成觀者如堵的“電視說書”。
三、培訓主講人：學術娛樂化
從某種意義上說，說書與學術的差異，反映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異、傳統與現代的差異。說書差了學術，不會如此的輝煌成功，學術差了說書，也不會成功得如此輝煌。《講壇》正好把說書與學術絞纏在一起，這麼一絞纏，正好將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無心合道地絞纏到一塊，自然就獲得了成功。
從文化的含量和學術水平的角度來講，《清十二帝疑案》之前的片子要比之後的更高一些，但是從傳播效果來講，反而是後麵的越來越好。這是因為後來的《講壇》在教育功能和娛樂功能之間找到了一個結合點，搭起了學者和大眾之間的橋梁，將曆史知識和大眾溝通了起來。也就是說，它恰到好處地“把說書與學術絞纏在一起了”。那麼，如何從“學術電視”向“電視娛樂”過渡呢？——把學者改造成為說書人，就是關鍵所在。事實上，尋找適合的主講人被主創者稱為“最困難的環節”，欄目組“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對主講老師的培養上”。
《百家講壇》的一位位主講人是怎樣“淘”來的？——他們大多來自全國各大高校。“學校會推薦一些在學術上過硬的老師，然後請他們每人對著攝像機講10分鍾，這是測試老師的表達能力。通過這關之後，要與主講人研究選題。首先請他們試講自己最熟悉的課題，錄像之後供欄目組進一步研究”。接下來的關鍵環節，就是從形式到內容、全方位地對演講進行“電視娛樂化改造”，電視化而且娛樂化。製片人萬衛曾經把這個過程比喻作“培訓主講人”——培訓他們的編劇能力，把學術成果轉變成“劇本”。從審核演講稿到錄像，編導們對每一個環節都精益求精，參照“學術說書”的標準，多大的名家都得“磨”到“合乎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