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指向德育、美育、智育，它並非注定要那麼規範、刻板——也許是感性的情緒、人文的關懷，也許是生動的知識、豐富的理念。十幾年來，國內的社教節目已經借鑒並運用娛樂性的元素和手段，通過一些模糊化的操作使節目更“柔性”，而“柔性”處理過的節目也更可親、可感、可看，傳播效果更好。綜觀上文述評的三檔社教節目，我們不難發現：它們殊途同歸地選取了“故事化”作為“突圍”的路徑，而得失、褒貶主要都關聯於通俗化、娛樂化的範圍和程度。
中國人喜歡聽故事，故事化的敘事模式也是電視觀眾喜聞樂見的表達方式。事實上，“故事”熱浪已經席卷國內業界，四川衛視、重慶衛視甚至把“故事”升格為整個頻道定位的高度來推廣。2005年９月，四川衛視宣布其全新定位——打造中國最好的故事頻道；此前，重慶衛視也宣稱要打造“中國電視版的故事會”。另外，中央（娛樂）電視台的不少“新聞性”欄目幹脆以片頭字幕的形式彰顯自己的故事化創作理念，例如：“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百姓故事》）、“講出一個個新聞背後的故事”（《本周》）、“一個描述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的真實的故事的欄目”（《社會記錄》）。在實戰中，電視人逐漸認識到，隻有把特定思想、信息轉化為有情節、有起伏的故事，才能牢牢吸引觀眾的眼球，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故事類節目通常的敘事策略有：設置懸念，製造矛盾衝突，通過對過程的延宕以製造興奮點，注重細節、注重對同期聲的使用，等等。
無論是《百家講壇》、《經濟與法》還是《走近科學》，傳播效果的提升顯然得益於故事化的結構方式和形態，其中不乏可圈可點之處。然而，“故事化”無疑也損害了社教節目的品性，使“導向和教育”功能變得麵目模糊。
還是以《百家講壇》為例。
對於《講壇》的娛樂轉身，千百萬觀眾用遙控器表達了他們的關切之意，相當部分投的大概是讚成票。然而，作為全國性的文化現象，評判它的利弊得失不應該局限於收視率或者觀賞性層麵。
首先，批評的矛頭指向《講壇》欄目“寓教於樂”的品性，指向學術娛樂化對教育品質和學術精神的侵害。
教育和娛樂無疑是大異其趣的，雖然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應該寓教於樂。但是，“從來沒有人暗示過：隻有當教育成為娛樂時，學習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實。教育哲學家們認為獲得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其中必然有各種約束的介入；他們認為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要想獲得出色的思辨能力絕非易事。”換句話說，幻想通過完全輕鬆愉快的電視娛樂來完成學術教育，恐怕不夠嚴肅，也不現實。正是在這一認識基礎上，有論者指出：冠冕堂皇地把學術娛樂化、故事化、商品化，《講壇》可以說是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這種惡劣性表現在：通過電視這個大眾媒介彰顯了娛樂精神，卻忽略和淡忘了真正的學術精神，不利於國民綜合素質的提升。“在學術行政化、學術公司化的擠壓下，學術本來已經風光不再，如今，又開始了娛樂化的進程。這種進程會讓許多後來者淡忘了學術的本性，蒸發掉本來就不多的學術精神。”
考察《講壇》起死回生的過程之後，有論者歸納出它的三大變化：
第一，方向變了，從百家變成一家。丁肇中、李政道、周思源、龍應台、霍金、比爾·蓋茨這些片頭人物所代表的學科、範圍和視野成了虛設的招牌。科學沒了、外國沒了、當代沒了，隻剩下了“國粹”。
第二，講法變了。主講人千方百計地製造戲劇性，一句話可以交待清楚的事情，偏偏要起承轉合，弄出很多玄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