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內容淺了。無論是高深的經典、複雜的人物還是遙遠的曆史，統統簡化，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古人逸事、曆史趣聞成了賣點。
我看這個欄目的時候，常常覺得台上的要麼變成了蒙學教師，要麼變成了田連元的弟子，台下的則相應地成了黃口小兒或村夫村婦。台上的唯一任務就是讓台下坐滿，台下的唯一資格就是為台上的教授學者抱屈——為什麼講台上不放塊驚堂木。
《百家講壇》的改革告訴我們，這裏的民族不能承受嚴肅、真實、沉重、深刻、高雅與神聖，這裏的國民隻配與消遣、造作、低俗、扭曲、逃避和犬儒為伍。
《講壇》作為國家重要的傳播窗口，它不僅沒有立足於提高國民的精神，反而成為一個品位不高、世俗無聊，忽悠大眾的場所，它濫用自己的權威，扮演了一個不高尚的角色；它是一個沒有社會和文化擔當，隻為民眾進行“搔癢”、“按摩”的“美容院”。王兆勝認為，《講壇》一方麵視野不夠開闊，缺乏整體設計，更缺乏一個“形而上”的精神高度，實際上處於較低的文化層次上；另一方麵，在主講人的選擇上，缺乏慎重的態度，有時候近乎兒戲。於是，給人的感覺是“你方下台我登場，爭獻小技歌且吹”。“曆史和經典的通俗化、普及化，我讚同，但關鍵在於，是降低學術水平來將就公眾的水平和興趣呢，還是幫助公眾逐漸提高欣賞和理解能力，來增進對曆史和經典的了解呢？……希望電視傳媒本身，也要提高它們對知識的鑒別能力，提高宣傳和傳播的水準”。
也許因為供不應求，難免“摻水”，閻崇年演播的節目亦然。另外，不少講座無可厚非卻也乏善可陳。例如2008年3月4日16：30央視4套播出的那一期，一位教授絮絮叨叨著李清照的兩首《如夢令》，十幾分鍾過去了，筆者仍然莫名其妙。
《講壇》早期收視率低迷的時候，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情，後來的收視率飆升，也不一定是好事——收視率的上升，隻是從一個側麵說明：它已經由一個公共電視節目轉變成了商業節目。《百家講壇》一開始是鳳凰衛視中文台《世紀大講堂》的模仿者，試圖走“學術電視”之路，然而，因為電視體製和“末位淘汰”、收視率等評價機製的製約，中途改弦易轍——從社教“變臉”為娛樂。對於科教文化類節目，一個國家電視台應該采取某種保護措施，而不是把它們完全推向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作為公共學術平台的央視《百家講壇》，應該有學術委員會，並吸收觀眾參與選題論證，要對學術講座係列有規劃，以利於整體提高公眾人文素質，不能以收視率為標準來選題”。
另外，說到《百家講壇》的文化影響，有些人的觀點更加激烈：
如果注意到《講壇》的產業化運作方式，我們對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來，“文化奶媽”商業化操作的後遺症非常明顯：首當其衝的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場定選題定人選，完全工業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納入程式化的規範裏，長此以往必將形成惡俗的風氣。其次，為了標新立異，對原著發揮離譜，靠過度解釋吸引大眾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曆史拆解成逗樂子的庸俗段子。
《百家講壇》的興起，標誌著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新說書運動”正在展開，這是有關古典的時尚消費，雖然贏得了媒體和公眾的青睞，但是並不能拯救傳統文化，相反加速了傳統文化經典的垃圾化。
如此廣度、深度和熱度的“傳統國學大傾銷”，如果傾銷的產品“貨不對板”，則危害之大、積弊之深、正本清源之難也是空前的，最終受損的正是整個中華文明的精髓和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