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在提供社會教育服務
當前，我國正處於體製改革的攻堅期，新觀念的傳播是關係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可以說，改革的曆程就是學習、借鑒、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從而取長補短的曆程。這一切都離不開教育。然而，我們的學校教育大體上還是應試性質的，生產出的一群群作為初級產品的“單麵人”，難以履行現代社會所要求的公民職責。一個人所共知的社會現實是：千百萬公民的文化水平低下正在阻礙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且，民眾正在（被有意無意地）“返盲”。於是，“電視教育”這種本來是輔助性的社會教育手段，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寓教於樂”的電視堪稱最全麵、最生動、最深刻的教科書。教育最大的效能就是讓人了解世界，也更深刻地了解自身，從而，加速人的社會化。在傳媒發達的國家，社會信息量足以使人全麵地體驗生活，促進人對生存目標及其實現手段、技能的認識，完成融入社會的旅程。廣義的“教育”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所有電視都是教育的電視，唯一的差別是它在教什麼”。泛言之，電視播放的所有節目，包括新聞、服務、娛樂甚至廣告節目，都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
我們試以政治教育為例，來透析電視媒介的教育職能。
政治不僅指的是某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某種指令體係和施政係統的運轉（當然也包含這些基本因素），而且還是（廣義的）管理係統與社會成員之間的一種互動關係，一種社會群體的結構方式，一種人人參與其中的維持社會運轉的組織係統。現代社會已經高度政治化了，政治無疑是社會生活中特別重要的部分。然而，普通民眾仍然對政治運作所知甚少，往往敬而遠之。在中國的社會民主化進程中，民眾迫切需要政治啟蒙，需要“知政”，然後參政、議政：
知政最便捷、最經濟的渠道大概莫過於“看電視”。這時候，電視媒介的政治教育功能表現為：創造全新的政治信息環境，幫助人們去認識、理解政治事件和政治問題，豐富見聞、積累經驗，獲得政治活動的技能；另一方麵，培養參政議政的熱情，全麵提升公民的政治社會化程度。
通過電視，人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政治的過程、體係、儀式、規範等等，並且，形成和豐富自己的政治認識和政治觀念，為下一步的政治行為作準備。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說：電視應該成為中國市民社會的催化劑。
三、建構多元化的電視文化
新世紀的中國電視文化，不應該是平均化、單一化、模式化的“大眾”的文化，而是一種多元的豐富的現代文化。這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文化，它不僅是那些數量上占優勢的大眾的文化，而且也是那些在數量上並不占多數的大眾中的若幹小眾的文化另有論者指出：電視媒體應該為各類觀眾提供更多的文化選擇，而一窩蜂地追逐商業和泛娛樂，其實是剝奪了對精英文化有需求的那部分觀眾的正當需求。；它不僅要滿足受眾宣泄、鬆弛、好奇的娛樂性需要，也要滿足人們認識世界、參與社會、變革現實的創造性需要；它不僅要適應受眾已經形成的主流電視觀看經驗和文化接受習慣，而且也要提供新鮮、生動的和前衛、邊緣的文化經驗，以促進人們的文化接受水平和能力的不斷提高。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素質的提高，電視文化的多元性不僅是一種公益需求，同時可能成為一種產業需求——這一點，在國內外的文化產業運作中已經有許多經驗，這些經驗正為我們提供了對電視文化多元前途的信心。
建構多元的電視文化，要求我們自覺匡正那種長期影響我們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單向哲學思維模式，而代之以科學發展觀要求的，在以人為本前提下的全麵、辯證、發展的哲學思維：
既要防止把影視藝術簡單地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以政治方式取代審美方式把握世界，又要防止把影視藝術簡單地從屬於經濟，以利潤方式取代審美方式把握世界；
既注重影視藝術與市場聯姻後帶來的文化增殖、財力增加和文化成為綜合國力重要組成部分的正麵效應，又注重防止片麵的利潤誘惑和拜金主義、技術至上主義等帶來的對影視藝術的不良影響；
既注重市場選擇功能和自娛、互動形式對提升觀眾參與程度的積極作用，又注重防止其中可能產生的誤導與遮蔽——傳達民意偏差，迎合低級趣味；
既注重文化產業價值觀以各種創新要求和相應的名利回報給影視藝術創新帶來的新的動力源的積極作用，又注重防止市場導致娛樂至上、作秀時尚和影視藝術的泡沫化、浮躁化、淺薄化，以至降低國民素質和審美情趣……
所有這些，都源於哲學思維上的自覺與創新。我們必須自覺地從這個根本上下工夫，去推動中國影視藝術為繁榮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和諧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小而言之，如果電視文化隻以“娛樂”示人、滿足於娛樂世人，這個電視化的社會恐怕將會“毀於我們所熱愛的東西”。按照尼爾·波茲曼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