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場滑稽戲，人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笑、為什麼不再思考。
奧威爾預言的世界比赫胥黎的容易辨認，生活經曆足以讓我們認識監獄，並且知道要在大鐵門即將關上的時候拚命反抗。但是，誰會拿起武器奮力反對“娛樂”呢？
反過來看，如果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波茲曼同時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新聞、社教、文藝、服務類節目都心甘情願地淪落為娛樂電視的附庸。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複始，那麼，這個族群、這個社會就已經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在劫難逃。
當然了，從根本上看，要建構起多元共存、健康發展的電視文化，有賴於整體社會文化的豐富和提高。
四、公共電視製度勢在必行
當前主要有三種電視所有製：政府（國營）電視、商業電視、公共電視，三種製度各有利弊，沒有哪一種堪稱完美。國內的電視媒體被戲稱為“官辦、商營、公共麵目”，本質上屬於政府電視。
政府電視的弊端已經有目共睹，本書不擬贅述，筆者想要強調的是：假如長期隻有一種電視所有製，無論是政府電視還是其他，必將弊病叢生。
政府電視、商業電視、公共電視不妨類比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和非經濟因素，在成熟的經濟體係裏麵，“一個都不能少”。單一的經濟形態是不完善的，單一的電視所有製同樣不完善；我們需要三種（或者更加多元的）經濟形態共生共榮，同樣需要三種（或者更加多元的）電視體製共生共榮。多元化不一定健康、繁榮，但是，健康、繁榮必須多元化。
在當今中國，社會效益應該包含兩方麵的意義：一是宣傳、捍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國家的法令法規，確保意識形態的安全；二是服務公眾利益、守望社會、傳承文明、娛樂身心、提供方便等等。但是，在許多媒體員工心目中，“社會效益”往往隻有第一層含義。——因為我們往往隻強調傳媒業是“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這當然是正確的），而很少強調“同時也是公眾的耳目喉舌”。久而久之，宣傳教育的功能在強化，服務公眾的意識在淡化。
在大力發展民主和法治的中國，構建公共電視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一個進步而文明的國家，應當努力營造公私分明、自由和責任界限清晰的社會；一個現代法治國家，也必須有一個良好的媒介環境，使傳媒與國家、社會和公共領域良性互動。傳媒應當明確和維護自己的社會角色，成為公眾的信息平台和公共論壇。“公共電視勢在必行”，它的理念就是：在信息爆炸時代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近些年，國內的大眾傳媒（包括電視）在“不經意”間已經開拓出初具規模的公共領域。其一，圍繞社會熱點問題，開始較為集中地設置議題。其二，提供越來越多的參與渠道，搭建起各種聲音表達的平台，而且，參與者的身份和敘述風格日益多樣化。其三，公共領域產生的公共輿論的作用越來越大，在相當程度上打破了所謂的新聞禁區。業界內外形成的合力甚至能夠直接改變社會生活的某一層麵，例如孫誌剛事件，例如西安寶馬彩票事件。
然而，我國媒介的公共領域仍然處於初創階段，不僅規模小，影響力也有待提高。更為嚴重的是，體製問題往往導致電視媒體“人格分裂”，徒勞無功地自問“我是誰”，不明白自己“姓政府”還是“姓商業”還是“姓公共”“事不關己”之時，高舉“衛護公共利益”的旗幟招搖過市；否則投鼠忌器，甚至狼狽為奸，與之“共謀”。例如，對於灰色的醫療廣告，眾多電視台一邊泛泛地口誅筆伐，或者冷嘲熱諷發生在其他媒體上的“故事”，一邊照單全收、照播不誤。如果我們有效區分政府電視、商業電視和公共電視，讓政府的更政府、商業的更商業、公共的更公共，至少能夠防止電視的社會美譽度繼續下滑。
創辦公共電視，不是要取代政府電視、商業電視，而是為了糾偏、補缺，實現電視所有製的多元化，從而，充分維護民眾的認知權利和表達自由，開發電視作為大眾文化工具的巨大潛能。反過來看，在當前的世界範圍內，為什麼公共電視的發展並不如人意？主要因為它企圖超脫於市場（經濟）和權力（政治）之外，直接尋求與公眾的結合。顯然，現實基礎相對欠缺，又不契合大的製度環境。於是，運作不靈、生命力不夠旺盛。
毋庸諱言，辦理公共電視從一開始就是一件迎難而上、“戴著鐐銬跳舞”的事情，主要是因為它負載量大、兼顧麵廣。相對於政府電視或者商業電視，它必然會遭遇更多、更複雜的體製上、機製上的難題。
當前，國內關於公共電視體製的討論逐漸走向前台，概念性思辨和框架性方案精彩紛呈。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寫明，要“深化文化體製改革，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基本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係”——在內地試行公共電視服務的時機，基本上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