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在美國國家廣播工作者協會上，聯邦通訊委員會主席牛頓·明諾如是說：當電視台開始廣播時，請你坐在電視機前，並且待在那裏，你將會看到一個廣闊無垠的“世界”——遊戲、暴力、互動節目、匪夷所思的家庭喜劇、流血和喧鬧、故意傷害、虐待狂、謀殺、私人偵探、卡通……更多的暴力、無窮無盡的犯罪、大叫大嚷的商業宣傳和誘惑。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不無沮喪地發現：就消極麵而言，明諾先生當年的“推銷用語”至今仍然適用。聽聽這樣的廣告詞，再回顧75年前的《電視之歌》如前所述，當年，為了慶祝電視的正式開播，人們唱起一支《電視之歌》：這奇妙神秘的光束，是關於我們的故事。這裏的聲音和圖像從空間傳向你，帶給你一片驚喜和新奇……，真叫人悵惘若失！
“娛樂至死”，大概是近年來最常見的媒介批評用語了，指的是以電視為首的大眾傳媒逃避社會責任，逐利而行、“愚”樂民眾。
仍然以《第一次心動》為例：2007年8月，因為“比賽環節設計醜陋粗糙，評委言行舉止失態，節目設計缺乏藝術水準、內容格調低下，演唱曲目庸俗媚俗”，廣電總局批評重慶台：對現場轉播極不負責，對現場混亂不堪局麵未作任何有效處理，任其隨意表現，放棄了播出機構的責任。實際上，《第一次心動》或者說重慶台隻是被隨機捉住的“替罪羊”，更多“千夫所指、罄竹難書”的情事逍遙法外。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重慶台的把關人恰恰是發出“收視率是萬惡之源”警示的李曉楓台長。對收視率的認識如此清醒的台長，其管轄範圍卻出現了如此惡劣的收視率狂熱，由此可見收視率的威力是多麼的巨大。
陝西台的台長和總編輯也直言：“連我們自己都在懷疑，每天送給觀眾的是精神食糧還是文化垃圾”。精神食糧還是文化垃圾？堪稱中國電視的“世紀追問”。
當前，以審醜和低俗為能事和樂事的熒屏亂象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然而，還在不可思議地繼續惡化著）。而且，越“反低俗化”越變本加厲。——製度上有問題，眾多媒體隻能自甘墮落。
中國電視即將迎來“戰國時代”，進入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時期。競爭來自國內外同行，更來自新媒體。“滾滾大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昔日成就了“電視時代”的社會環境再次轉變，尤其是電子信息技術革命強力催生了視聽文化時代的全麵來臨。新一輪的“聲色盛宴”麵前，受眾擁有更多的選擇權，隨之呈現出更多元化的消費需求，而且可能得到更好的滿足。有論者指出：沒有哪台電視機的清晰度能夠和電腦的顯示器相比，沒有哪個台的信息量能夠和互聯網一較高下，沒有哪項電視技術的更新能夠像電腦和互聯網技術的更新速度那樣遵循摩爾定律。更重要的是，數字電視倡導的“互動、自主”精神，不正是互聯網與生俱來的優勢品質嗎？——不過，電視傳媒將從此走向終結嗎？當然不會。今天的電視文化形態顯然不會是最終的形態，未來的日子裏，它必將呈現更多的可能性。
後電視時代的到來是潮流所向，“電視時代終究隻是人類信息傳播之旅上的一個路標，一個曆史的記號”。正在發生的一切意味著：傳統電視作為單一主導媒體的時代正在終結，數字化進程中的電視行業經曆著一場無從逃避的變革。
麵對變革，電視業“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角色困惑與製度窘境”徘徊在政治屬性和商業屬性之間，大陸的電視產業試圖建立既適宜於事業單位又適宜於企業單位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的努力，催生的卻都是伴隨著許多曆史遺留問題的“畸形兒”。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電視的成長需要的是一場“針對基因的”改革——革新一切不合時宜的體製和機製。
通過製度創新，監督電視傳媒及其從業人員承擔起社會責任；通過製度創新，推動電視傳媒提供豐富而且優質的社會教育服務；通過製度創新，促進電視體製的多元化和電視文化的多樣化……
製度改革之際，中國電視更加需要“堅持並且超越”，這“不僅是一種生存策略，更是一種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