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後者而言，人的行為是以利益最大化為導向的，製度給人們帶來的報酬遞增決定了製度變遷的方向。諾思接著指出，在一個不存在報酬遞增和完全競爭市場的世界，製度是無關緊要的；但如果存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市場時，製度則是重要的，自我強化機製就會起作用。
路徑依賴對製度變遷具有極強的製約作用，並且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如果路徑選擇正確，製度變遷就會沿著預定的方向快速推進，並能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來從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動，促進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這反過來又成為推動製度進一步變遷的重要力量，雙方呈現出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局麵。如果路徑選擇不正確，製度變遷不能給人們帶來普遍的收益遞增，而是有利於少數特權階層，那麼這種製度變遷不僅得不到支持，而且加劇了不公平競爭，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和經濟衰退，這種“鎖定”局麵一旦出現，就很難扭轉，許多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麵教訓深刻。因此，製度變遷的國家必須不斷解決路徑依賴問題。
以諾思為代表的製度變遷理論具有開拓性的貢獻，引入我國後迅速被接受，許多學者用此理論來分析中國轉型期中的經濟改革和製度變遷；在媒介研究甚至更具體的出版研究領域，該理論也多有應用。
二、出版業轉型的製度環境
製度環境是一個國家的基本製度規定，是一係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與分配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基礎規則，它決定、影響其他的製度安排。三十年來的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體製的巨大變化，構成了轉型期中國出版業發展的製度環境，它決定和影響了出版業製度變遷的方向和路徑。從此角度說，出版業製度變遷是製度環境變化的必然結果。
1.經濟：由計劃經濟體製向市場經濟體製轉型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製建立於20世紀50年代，在該體製下，由政府製定的國家計劃不僅控製著整個宏觀經濟運行，而且覆蓋到企業和居民個人的微觀經濟活動。這種體製嚴重壓抑了企業生產和經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不能適應人民消費需求的多樣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地暴露出它的缺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提出了“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調節為主的方針”；1987年黨的十三大又進一步提出要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製；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召開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明確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的目標；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把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建設目標之一。經濟體製變革遂從局部的修補性改革演變為持續的經濟體製轉軌。
從新製度經濟學角度看，市場是“一套促使各項交易順利實現的製度體係”，市場經濟就是在市場製度的體係內，利用市場機製調節資源配置的經濟模式。對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不是簡單的產權和管理方式的改變，它蘊含著深刻的製度變遷和社會變革。在我國當前的體製轉型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是一個囊括全社會的、巨大而統一的行政等級組織，政府是資源配置的唯一主體。中國的市場化改革的主要目標是要提高經濟的市場化程度，適當限定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隨著經濟體製的市場化轉型，中國經濟逐漸展開了全方位的轉型，主要包括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經濟發展路徑從封閉到開放，經濟結構從城鄉二元化到一元化發展，經濟形態從短缺到過剩轉變。從物質生產層麵看，出版業和一般的產業一樣，其產品具有商品屬性，所以在中國經濟體製改革後不久，出版業也開始了商品化改革，繼而進行了集團化、企業化、資本化等改革。總的來看，經濟轉型推動著出版轉型，並為出版業轉型提供了外部市場環境和道路、方法上的借鑒。
2.政治：由極權政治向現代民主法製政治轉型
1949年後中國建立的經濟體製事實上是蘇聯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的移植。與這一體製相應的政治結構就是極權主義的政治體製，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黨在一切領域實行排他性的一元化領導；國家權力無限製地對社會每一個領域形成全麵控製，社會空間幾乎不存在，整個社會都被“國家化”，出現所謂“全能主義國家”；國家的權威體現為領袖個人魅力和能力，其合法性基礎是意識形態教化和施政業績，國家的統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人治”；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動員及“大民主”的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