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體製在建國初期起到了它應有的曆史作用，特別是適應了國家政治整合和大推進式現代化趕超戰略的要求。但從20世紀50年末期到“文革”期間，此種體製的缺陷和危機就逐漸暴露出來了。
1978年，當中國經濟開始商品化、市場體製轉型後，建立在計劃經濟之上的極權主義體製就失去了經濟基礎，自然對原有政治體製提出了變革要求。1980年，鄧小平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重要講話，表明中國在啟動經濟體製改革的同時，也在思考政治體製的改革。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思路，並提出了繼續改革和完善政治體製的任務。中共十三大對我國的政治體製改革進行了全麵部署，規劃了政治體製改革的藍圖，把政治體製改革作為獨立而緊迫的任務提到了議事日程，並提出了近期政治體製改革的主要內容和長遠目標，這標誌著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全麵啟動。改革的核心，還是直指我國政治體製的“總病根”，即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問題。1992年春，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標誌，中國經濟體製改革明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取向，進入深層次改革階段。中共十五大對政治體製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和任務。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從而使兩個文明建設發展成三個文明建設，並提出：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深化政治體製改革，指出了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的最終目標。
政治體製轉型必然要求國家意識形態和公眾政治參與方式的調整，建國初期所形成的以政治意識形態為中心的出版業和出版活動，逐漸從政治和政黨的依附地位中脫離出來。出版業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定位，出版的文化屬性和產業屬性先後得到承認，出版物種類迅速增加，出版業的發展空間不斷擴大。
3.文化：由單一的事業體製向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協調發展轉型
新中國成立後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在借鑒蘇聯文化體製的模式基礎上，中國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點的社會主義文化體製，即公有製一統天下的所有製結構，由此確定了文化行業的“事業單位”屬性。隨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的建立，文化行業的經營管理也開始按計劃經濟的模式運作。同其他事業單位一樣，文化行業的經費按主管部門核定的預算，逐月或逐季撥付，統由國庫開支；基建和增添設備的費用，另行申報，專款專用；生產資料按計劃調撥，生活資料按計劃供應。出版業和傳媒業在經濟上依賴國家撥款，按行政級別配備資源，審批製度高度集中。
這種文化體製基本上是為適應當時的曆史情況建立起來的，對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發展曾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它也存在政治統領文化、政事不分、管辦合一、忽略文化生產和傳播的規律等嚴重弊端。
1979年10月，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為後來的文化體製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積極推進文化體製改革，完善文化事業的有關經濟政策，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催生了文化產業概念。
1996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發布，指出“改革文化體製是文化事業繁榮和發展的根本出路”，強調文化體製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發揮市場機製的積極作用，要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理順國家、單位、個人之間的關係，逐步形成國家保證重點、鼓勵社會興辦文化事業的發展格局。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發布，提出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深化文化體製改革，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管理體製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製，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