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黨的十六大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強調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指出“發展文化產業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徑”，要求“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此後，文化體製改革全麵提速，2003年6月全國文化體製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對全國文化體製改革試點工作進行全麵部署。
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提出文化體製改革目標是：要“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製”；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要“深化勞動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製度改革，加大國家投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經營性文化單位要“創新體製，轉換機製，麵向市場，壯大實力”；要求“健全文化市場體係，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體製。完善文化產業政策，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促進各類文化產業共同發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依法規範文化市場秩序”。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了“深化文化體製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重要命題，這也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現“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提法。《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強調文化體製改革要以體製機製創新為重點，增強微觀活力，健全文化市場體係，依法加強管理，促進文化事業全麵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的總體實力。
2007年，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上從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戰略高度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要在時代的高起點上推動文化內容形式、體製機製、傳播手段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2009年9月26日，為貫徹落實十七大精神，在重視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的同時，加快振興文化產業，充分發揮文化產業在調整結構、擴大內需、增加就業、推動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結合當前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新形勢和文化領域改革發展的迫切需要，國務院製定並發布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其中的規劃目標明確提出了下一步文化體製改革的主要任務：完成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製，文化市場主體進一步完善，活力進一步增強，文化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較好發揮。
出版業作為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製度在三十年中基本沿循著文化體製的改革而變遷。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後，隨著文化體製改革的加速和文化體製改革目標、原則、指導思想等方麵的確立，出版業改革才得以快速推進。
第二節 當代中國出版業製度的源流
一、新中國出版業製度的兩個來源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出版製度是在全麵學習、移植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製度的背景下，在繼承中國共產黨的出版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它具有兩個重要的經驗來源，一個是外部的，一個是內部的。外部因素是前蘇聯的出版業製度，它生成了中國出版業製度的導向性機製；內部因素是戰爭時期的出版業製度，它是新中國出版業製度的內源性基礎。
1.前蘇聯出版業製度的影響
如何管理全國的出版業，對於剛剛獲取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還缺乏經驗，所以向蘇聯學習就成為一種曆史的必然。出版界的老前輩王仿子說過：“學習蘇聯是當時曆史進程決定要走的一步。正如毛澤東同誌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書中談的‘一邊倒’。除了向蘇聯學習之外，沒有別的榜樣可供選擇。”“建國後出版發行體製仿照蘇聯的模式，可以說是曆史的產物。”作為學習的結果，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所確立的出版業製度在許多方麵體現為對前蘇聯模式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