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大師認為“禪”不僅是蒲團上的靜坐，而是超越一切的框框，所以禪不再是以調身、打坐為唯一修行的功課，禪的主旨是在“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定與慧的修行關係——有說“先定發慧”，有說“先慧發定”，惠能大師則說：“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其次，又以燈與光來比喻定慧之間的關係：“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有光，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複如是。”（《定慧品》）
◆淨土念佛修行法門——一般僧俗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西方。《壇經》說：“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又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舍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疑問品》）惠能大師認為吾人本性之中即具有西方三聖的慈悲喜舍及平等真心，所以主張吾人在現實生活中能實踐五戒十善、慈悲喜舍，當下即是西方，現生即到極樂淨土。
《壇經》中超越傳統佛教教義而具有革命性的學說，俯拾皆是，促成了禪在中國燦爛輝煌的發展，乃至成為今日安定社會人心的重要法門。因此，《壇經》的高度曆史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三、《壇經》的各種版本
《壇經》的版本，從曹溪原本到敦煌本，曆代以來經過多次的增刪修潤，版本不斷地改編和刊行，內容和組織多有出入。因此，現代對於《壇經》版本的考據和研究者相當多。其中，日本的宇井伯壽所作的《壇經考》、關口真大所作的《禪宗思想史》（1964）、柳田聖山所作的《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1967）及我國學者胡適所作的《壇經考》（1930、1934）與《神會和尚遺集》等，都曾提出相當的見地。
佛光山於1989年也曾以“《六祖壇經》之宗教與文化探討”為主題，舉行國際禪學會議，來自美國、澳洲、法國、中國香港、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二十多所大學的教授和學者，熱烈地發表他們的研究論文，集成《佛光山國際禪學會議實錄》付梓刊行。1994年12月，佛光山“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編印的《禪藏》，結集《壇經》等禪宗重要典籍，將之分為四部五十冊，作標點、分段、注解、校勘等，方便大眾閱讀了解。
《壇經》的版本，可歸納為五種：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德異本、宗寶本。
1．敦煌本：是近代從敦煌所發現的寫本，約成立於780—800年間。現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題為“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共一卷。
2．惠昕本：近於敦煌本，晚唐僧惠昕參考古本改編刪定而成。編定的時間，約在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據《郡齋讀書誌》、《文獻通考》所載，惠昕所編共有三卷十六門，現存二卷十一門，為南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晁子健於蘄州所翻刻，流傳至日本，由京都堀川興聖寺再行刻印。今言惠昕本，即指日本京都堀川興聖寺藏本。
3．契嵩本：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契嵩禪師發現了古本《壇經》，依此校勘，由吏部侍郎郎簡出資刊印。契嵩本與惠昕本相距約八十九年。從敦煌本不分卷、惠昕本的二卷十一門，到契嵩本的三卷十門，《壇經》所具有的品目模式，大致確定下來，為後代一般流行本所沿用。
4．德異本：元代僧德異深感《壇經》為後人刪略太多，失去六祖禪法的原貌，因此花費三十年的時間，遍求古本，終於在通上人處覓及古本。於至元二十七年（1290）刊印此古本。
5．宗寶本：至元二十八年，廣州報恩寺僧宗寶得到三種《壇經》版本，見其互有得失，於是將三本合校成一本，全一卷十品。明太祖洪武五年至成祖永樂初年（1372—1403）頃，刊行《大藏經》，將宗寶本編入大藏，因此宗寶本就廣泛地流傳下來。
至今對於《壇經》的版本、內容等，雖然多有爭論，但是“宗寶本”一直是明代以來最為流行的版本。
四、《壇經》的修行觀念
《壇經》在中國思想史上，深具影響力，它所揭示的修行觀念，為佛教傳統修行方式注入活水，促使禪宗蓬勃發展。今略舉三點說明如下：
1．隨緣不變的無住修行：《壇經》的《行由品》說，惠能大師承受衣缽後，到了曹溪，又被惡人尋逐，為了避難，他隱遁於獵人隊中，過著與獵人為伍的生活。他時常隨宜為獵人說法，獵人則令他看守羅網，每當他看見禽獸落網時，便將它們統統放生。到了吃飯的時候，便以菜蔬寄煮在肉鍋中，但隻吃肉邊菜。這樣的生活，惠能大師隨緣安住了十五年。一天，當他思維出世弘法的時機因緣已經成熟了，便毫無眷戀地走出隱居的生活，而到廣州弘法利生。
惠能大師不論身處寒暑冷暖、榮辱苦樂、貧富得失、是非人我中，都能保有一份“隨所住處恒安樂”的曠達和寧靜，這種隨緣不變的“無住生活”，充分地流露出禪者人間化的性格，也破除一般人對於禪法神奇玄妙的迷思。
2．心無憎愛的無念修行：《般若品》的無念修行法門說，無念並非百物不思，而是“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也就是麵對一切境界不起喜惡愛憎等念頭。
如何能無念呢？惠能大師說，隻要能清淨自己的本心，使六識出六根門頭，於六塵境中不染不雜，無滯無執，來去自由，解脫自在，即名“無念行”。又《定慧品》說：“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因此，惠能大師說：“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卻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卻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腿臥。”這種自我觀照，反求諸己，自我實踐，不向外求，自尊自律的無念生活，自然能使內心清淨，無玷無染，如月映千江，如日處虛空。
3．僧信平等的無相修行：《疑問品》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六祖認為在家、出家都不是成佛的必要條件，所以無須在虛妄假相上分別，但以“自淨其意”為修行的要務。因為修行無非在淨化自己的人格，淨化人格，即不須有時間、處所、身份的分別，隻要在日常生活裏，行住坐臥中，返觀自照，體悟自性，在在處處無不可成佛。
《壇經》以“無念、無相、無住”為修行法門，主要是使人人能“明心見性”。因此，若能依此而修，對於世間的善惡好醜，乃至人我的恩怨情仇，言語的觸犯諷刺，彼此的欺淩紛爭，能一並視為虛空幻相，則不會想到報複酬害，淨土即在目前。
五、《壇經》的見性成佛
《壇經》的主體——六祖於大梵寺升座，演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授無相戒”，揭示世人皆具足有菩提般若的智慧和自性三寶，確立了南宗禪“佛不向外求”的特有旨趣。
惠能大師在“即心是佛”的基礎上，高舉“見性成佛”的幢幡，直截了當地要我們從自己的身心中“見性成佛”，不假他物。六祖惠能把脫離苦海、去迷得悟的責任回歸給修行者本身，樹立了禪者自信自尊的典範。
在《機緣品》說：“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皈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皈依。”又說：“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
六祖種種苦口婆心、殷勤地誨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旨在令我們覷透妄想塵勞的幻影，肯定吾人都有個無非、無癡、無亂的自性真佛。
《壇經》的見性，首先要見到眾生與道相違的分別妄念，如《疑問品》說：“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破除障自本性的結縛，直入“外離相，內不亂”的禪定三昧，見到宛然本具的菩提自性，爾後自修、自行，自成佛道，登上頓悟的大法船。
六、惠能的行誼法難
六祖一生的行誼和遭逢的魔難，可說是一紙難以書盡。他不隻是學佛修行者的模範，更可以說是冒險犯難、追求成功者的老師。六祖的一生，是鼓舞人們向上的勵誌史，具有寧靜致遠的人生意境。今以下列四點，略說六祖的行誼：
1．求法具有大行力：惠能大師得到慈善人士安道誠的布施，遠從南方的廣東前往湖北的黃梅縣，整整走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如此千辛萬苦地跋山涉水，終於來到五祖弘忍的法堂。這時，不僅沒有得到五祖的一句安慰，反而被恥笑“獦獠身怎可作佛？”如果惠能大師不具有普賢菩薩的大行力，怎堪受得起如此的謾罵和恥辱？
2．迫害具有大悲力：惠能大師的一生，沒有被種種的迫害給打敗，因為他麵對惡人，不以為他們是惡人，反而生起如母憐子的大悲心，無怨地承擔種種的迫害。惠能在三更時分聽五祖說《金剛經》時，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當下漆桶脫落，見自本性。得法後，最初受五祖門下數百人的嫉妒，一路追逐著他，想要搶回衣缽；從黃梅來到了曹溪，為了衣缽的緣故，又被惡人尋逐，最後擇於四會，避難於獵人隊中。
七十六歲圓寂入塔後，他的金剛不壞肉身也多次受到傷害。綜觀惠能大師的一生，如果沒有具足觀音菩薩的大悲力，如何能麵對毀害時不但不在意，反而茁壯他的道業，增強他向道的信心？他的大悲之力，如水般柔軟曲折，任是溪湖川海，無有憎愛分別，含攝融和。
3．隱遁具有大智力：大師一生幾次混跡人群，韜光養晦，以待機緣。他入柴房，劈柴舂米，共八個多月，雖然日日勞役辛苦，但是在他心中常生智慧，肯定佛法和世間的生活是打成一片的。
八個月的隱晦自泰，受到五祖的印證，並傳與衣缽。為了避開惡人的逐害，又藏於獵人隊中，經一十五載，以隨宜說法，但吃肉邊菜，來隨緣自在生活。
兩次的隱遁，如果惠能大師沒有具足文殊菩薩般若智力，如何了達因緣時節的甚深法義，如何能夠處處心安，處處淨土呢？
4．弘法具有大願力：《行由品》記載，六祖“一日思維，時當弘法，不可終遁”，於是他離開獵人隊，到了廣州法性寺，因為發表風幡之爭的高論，得到印宗法師的禮遇，並在此由印宗法師為其剃度受戒。
六祖從二十四歲（661），往黃梅參禮，付衣法，令嗣祖法，中間南歸隱遁十五年，直到三十九歲（676），遇到印宗法師，為師薙發，可以說得法十六年後，才得以出家開法。一生在廣、韶二州弘法度眾近四十年，引起了廣大的回響。雖然嶺南地處蠻荒，但頓教法音遠播四方，不隻是影響到一般的社會大眾，也令皇室尊崇敬重。在詩人王維寫的《能禪師碑銘並序》說：“九重延想，萬裏馳誠，思布發以奉迎，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後、孝和皇帝並敕書勸諭，征赴京城。禪師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子牟，即魏公子牟。戰國時人。常心存朝廷，曾說：“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大師一生以弘法為家務，本分地做好一個禪門的行者。皇室的恩寵，他視如浮雲，一心係念把南宗頓教分燈千億，令人人開佛知見，認識自身清淨具足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