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的勸告
東漢和帝時，朝廷同意西域都護班超返回內地，派任尚接替。任尚對班超說：“君侯您在外30多年，我的見識短淺，希望能夠得到您的教誨！”
班超說：“我年紀大了，智力不濟，您屢任要職，我班超怎麼比得上！一定要我提建議，我就進獻一點淺見：到塞外駐守的官吏士兵，本來就不是什麼孝子賢孫，都是因為各種罪過而被遷到塞外屯墾戍邊的；我們與之打交道的西域蠻夷，也不是孝子賢孫，他們心如鳥獸，難於歸依，易於叛離。而您的性子嚴厲又急躁，水至清無魚，為政苛刻達不到與下麵和諧的效果（察政不得下和），所以應當采取寬鬆簡易的態度，不過是寬容小過失，把握大綱要罷了。”
班超走後，任尚私下對親信說：“我以為班超一定有奇策，不想今天聽他一番話，卻如此平常。”沒有接受班超的勸告。
任尚最終斷送了西部邊疆的和平，正如班超所說的那樣。任尚的結局很慘，被指控虛報殺敵數量和貪贓枉法，在鬧市斬首，財產遭到沒收。（《資治通鑒》卷48、50）
以自然定人事
東漢時，章帝下詔說：“二千石官員應大力勸勉百姓從事農桑，除非犯有該當斬首罪的案件，其他案子一律放在秋後審理。各部門要審慎任命官吏，提拔溫和善良之士，排除貪婪奸猾的小人，順應天時節令，清理冤案。”又下詔說：“《春秋》重天、地、人‘三正’，而慎‘三微’，‘三微’是‘三正’的開始。現頒布法律：隻能在進入冬季的十月判決罪人，到了十一月、十二月，終止判決。”（《資治通鑒》卷46～47）
東漢安帝時，司徒魯恭上書說：“以往製度規定，立秋之日才開始審理輕刑案件。但自從永元十五年以來，將時間改到了孟夏四月，而州刺史、郡太守便在盛夏時節傳訊農民，拘捕、審訊、拷問、核實，各個環節連續不斷。這種做法，對上違背天時，對下傷害農業。考查《月令》所說‘孟夏四月判決輕刑’的含意，是說對於罪行輕微並已定案的犯人，不可以使他們長期遭受關押，要及時判決。我認為，如今的孟夏四月判決製度，可以照此施行；而其他案件都應該定在立秋開始。”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資治通鑒》卷49）
東漢靈帝時，中郎將張奐主張與羌人和解，建議采取招降策略。他曾說：“羌人和漢人都是上天所生，不能趕盡殺絕，山高穀闊，不能無人居住，血肉汙染原野，傷害和氣，招致天災。”（《資治通鑒·卷56》）
南北朝時，北魏太原王爾朱榮喜愛打獵，不分寒暑，驅使士兵列隊包圍搜索獵物。太宰元天穆對爾朱榮說：“大王您已經建立了豐功偉業，四方安定無事，正應當改善治理，休養民眾，順應季節行圍打獵，為什麼一定要在盛夏時節驅逐鳥獸，傷害和諧之氣呢？”（《資治通鑒》卷154）
唐朝太宗時，有關部門建議在二月的吉日為皇太子舉行冠禮，請求賜予兵備儀仗。太宗說：“二月耕作剛剛開始，應當改為十月。”太子少傅上奏說：“根據陰陽曆書，二月為好。”太宗說：“吉凶禍福在於人。如果什麼都遵從陰陽，不顧禮義，能夠得到吉祥嗎？依循正理而行，吉祥自然就會到來。農耕時節最為繁忙，怎麼好在這個時候勞師動眾耽誤農事？”（《資治通鑒》卷193）
一支箭與一捆箭
南北朝時，西疆有個部族叫吐穀（yù）渾，有位首領叫慕容阿柴。阿柴有20個兒子，病重時把弟弟和兒子們召集到病榻前，指定堂弟慕容慕璝（guī）為繼承人。隨後命令每個兒子獻上一支箭。
阿柴從中拿出1支，叫他的弟弟慕容利延折斷它。慕容利延一下就把它折斷了。阿柴又把剩下的19支箭合在一起，叫慕容利延再折。他用盡力氣，也不能折斷。
阿柴告誡大家：“你們知道嗎？孤單則容易折斷，合起來便難以摧毀。（孤則易折，眾則難摧。）你們應當同心協力，然後才可以保國寧家。”說完就去世了。
繼任的慕容慕璝富有才略，安撫了來自秦州、涼州的失業民眾，以及羌族、氐族等五六百個群落，興盛了自己的部眾。後來被北魏任為大將軍，封西秦王。（《資治通鑒》卷120）
一笑泯恩仇
南北朝時，北朝的東魏與南梁互通友好。東魏任用魏收兼任中書侍郎，編修國史，自此東魏的國書上總要寫上這樣一句話：“料想彼境內安寧平靜，此間平安祥和。”梁武帝複信時，保留原話，僅僅去掉了一個“彼”字。於是魏收起草國書便確定了這樣的用語：“料想境內清明平靜，如今天下平安祥和。”梁武帝接受了這一格式，把它寫在國書上。（《資治通鑒》卷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