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旗袍本身的價值並未因之貶低。恐怕因為慈禧太後穿過，它所隱藏的皇家之風、王者之氣——或者說貴族格調，似乎至今尚未完全湮滅。畢竟，它曾經傾國傾城，裝扮過整整一個王朝的婦女——除了慈禧之外，還有珍妃，還有紫禁城內寂寞無名的三千宮女，還有大大小小的福晉（王爺的妻子）、命婦（有封號的官員的妻子）、格格（皇族女兒的稱號）……估計連賽金花之流的娼妓，也靠穿旗袍附庸風雅。
清亡以後，旗袍並未立即煙消雲散。肖伯青回憶1924年元宵節去鼓樓前大街看花燈，看見不少的旗人婦女：“穿長旗袍，梳大板頭，麵部擦了胭脂粉，長身玉立，端莊大方，雜在人群中看燈看花。這時辛亥革命雖已十餘年，但旗人婦女著旗袍的風氣，仍存在於民間。”而旗人婦女很容易分辨，“她們穿著旗袍，下邊是天足，上邊是常梳著大板頭，就像《四郎探母》中鐵鏡公主梳的那種發式。或隻腦後梳上兩塊黑緞子糊的板，好像蟬翼似的……尤其是王公命婦家的婦女外出，總是塗脂抹粉，穿上盛裝的。”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將軍將退位的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從這一天起，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頭的婦女了……北京幾百年來旗人婦女梳大板頭的風氣，到這時根本絕跡了。說來也奇怪，北京街頭梳大板頭的不見了，穿木頭底鞋的沒有了，而旗人婦女穿的旗袍卻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來了。很快地從北京流傳出去。20年代中葉起，婦女穿旗袍已風靡全國，不僅各大城市婦女穿裙子的少了，都穿上了旗袍，連鄉村婦女也穿上旗袍了。”看來旗袍的生命力真夠強的。恰如白居易筆下的離離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且越演越烈。
在我想象中，“五四”前後北平的女大學生，通常穿著丹士林布料的單色旗袍，再加上雪白的毛線圍巾、輕便的黑布鞋。譬如魯迅所悼念的劉和珍君以及他的學生許廣平，譬如死後葬於陶然亭的才女石評梅，譬如楊沫小說《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都是如此打扮。她們有時在長安街上撒傳單，有時又夾著書本坐在人力車上，去上課或去自由戀愛。那是早春二月啊。我在歲末的梆聲中幻覺著這一係列新女性清純的背影。她們使旗袍變得樸素了，也變得更有思想了。
後來，新月派女詩人林徽因，以及會演話劇的貴婦人陸小曼，都穿過這種經過“改良”的旗袍，使風流才子徐誌摩（當代的唐伯虎）大為傾倒。穿旗袍係圍巾的“林妹妹”（徽因），曾陪伴誌摩與前來北京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合影。林徽因的旗袍，已進人中國的新詩史了。
旗袍曾是老北京的特色。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它卻大出風頭。上海的時髦女郎，極具匠心地修改旗袍的風格，既保留了國粹，又顯得洋味十足。旗袍，似乎迎來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花樣年華”。在征服了紫禁城之後，又風靡了十裏洋場。
讀張愛玲的小說，即使塗去作者的署名，你也能判斷出：那絕對是穿新式旗袍的上海小女人寫下的。意境的華麗自不用說了，甚至連文字，都像旗袍上的針腳一樣縝密而又周詳。我沒找到張愛玲穿旗袍的照片。但我想，這滬上的一代名媛穿旗袍的造型，應該不比張曼玉遜色。至少，她會使旗袍顯得更有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