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科學和心理學出現以來，受虐傾向被認為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在醫學上是病態的，在社會上是有害的。然而，在科學將受虐傾向視做一種疾病之前，宗教卻將其視為一種治療。正如一位虐戀者所說：“虐戀活動是一個治療過程……它清洗和治愈了舊傷痕，我自己設計和實施了對舊有的非理性罪惡的懲罰……一次好的活動不是以達到快感作為結束，而是以精神宣泄為其結果的。”（8uIIough et al，5n Porter et al，54）
由此看來，受虐傾向可以被當做榮格所說的“宗教本能”來認識。有學者因此認為，西方文化中滲透了虐戀行為，而所有的西方人作為這一文化的載體，恐怕在內心深處都有虐戀的傾向。受虐傾向是靈魂恢複被貶低的價值的一種方式。它是持久、強韌和能夠產生快感的一種傾向，它對性活動中的愛與美的要求，它對宗教本質的追尋，以它為病態和變態的傳統意識，它的極端性，都表明了它的價值。我們的時代將所有的痛苦都視為疾病或道德的失敗，而受虐傾向則是靈魂對痛苦的需要和欲望的聲明。
在受虐活動中，肉體的每個角落都在顫抖的狂喜的折磨中被激活。一切都達到難以忍受的敏感程度。這正是性的感覺，又是宗教的感覺。我們可以稱受虐的快感為一種想像的感性，正如著名的虐戀作家馬索克所說：“我是一個過度敏感的人，對我來說，一切都植根於想像，在那裏得到營養。”（轉引自Cowan，50）
總之，由於受虐傾向是一種自願忍受折磨的態度，它就同人的宗教感聯係在一起了。從現代的有受虐傾向的人背後，我們可以看到通過接受折磨而經曆狂喜的自鞭派傳統。性受虐傾向和宗教受虐傾向的都是一種隱喻，通過這種隱喻，人的心理表達出它的痛苦和熱情。受虐傾向是深層心理活動的一種方式。它的根源是想像，它的表達是隱喻，是靈魂的愛與痛苦的表達方式。受虐傾向的心理經驗不同於性快感的喚起和高潮，但它很像性快感，它像性交前的愛撫，興奮積累起來，直到宣泄，徹底放棄。放棄固有的防範同時完成了兩件事：它使人感到脆弱，羞辱和迷惑；它又使人感到解脫和一種脫困的滿足感，擺脫了表層事物對人性的束縛，從而使事物的真相、實質和人的個性的基本真相浮現出來。快樂原則問題有人認為，受虐傾向是對快樂原則的超越，是人類死亡本能的一部分。弗洛伊德也用死的本能來解釋過受虐傾向。他的主要觀點是，受虐傾向及自我懲罰行為，對於人性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它比施虐傾向更為危險，因為它破壞了“守護我們生活的”快樂原則的功能。
瑞克有一句名言：“人是一種有受虐傾向的動物。”（Reik，199）他引用了一位滑雪運動的愛好者的信來說明這個問題，這位滑雪愛好者在報刊上就他熱愛的運動發表感想，同時提出一個哲學問題：哲學家怎麼會認為人是趨樂避苦的動物呢？以滑雪運動中的傷痛危險與待在溫暖的房間裏看書相比，那些選擇了滑雪的人就完全是趨樂避苦的反麵。以此觀之，趨樂避苦還是普遍的人性嗎？而從斯賓塞到羅素全都論述過人的趨樂避苦的本性。羅素並且認為，趨樂避苦這兩種本性中，更本質的是避苦而不是趨樂，因此這種衝動是“推力而不是拉力”。而受虐傾向無法與上述理論吻合，因為它不僅不逃避疼痛和不適，而且恰恰相反，是要尋求痛感，痛感對於有受虐傾向的人來說是一種“拉力”，而不是“推力”。瑞克由此得出一個嚴重的結論：“受虐傾向是這樣一種本能傾向，其可能性與現實性在全體人類中是共通的，如不超過某一界限則非病態，它也不具備排斥一切其他本能的特征。”（Reik，343）按照瑞克的觀點，受虐傾向就不是少數人的變態，而是人類共有而且是人性中固有的常態了。這一推論的嚴重性在於，如果它是正確的，趨樂避苦的快樂原則就要被推翻了。
關於有受虐傾向者是否真正喜歡疼痛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有受虐傾向的人像一般人一樣不喜歡疼痛，可是為了贖罪或其他一些目標，他願意忍受這種他不喜歡的痛苦，這種觀點以瑞克為代表。另一種觀點認為他們就是喜歡疼痛本身，因為疼痛可以導致一種叫做“安多酚快感”（endorphin high）的物質。
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說受虐傾向以痛感為快感是錯誤的，受虐者像其他人一樣目的在於追求快感。對於虐戀活躍分子來說，虐戀的重心不在於忍受折磨與痛苦，而在於忍受折磨與痛苦的願望的儀式性的性感化形式，在於實現受壓抑的幻想的快樂，在於以權力差異作為欲望的標誌。疼痛本身不會導致受虐傾向，隻有疼痛具有象征意義時才屬於受虐傾向。將人與狗比較會得出隻有人才是有受虐傾向的動物這一結論。如果一條饑餓的狗必須挨鞭子才能吃到香腸，它也許能接受這一現實，但它絕不會將鞭打當成快樂的一部分。並非所有的有受虐傾向的人都是喜歡疼痛的。
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疼痛本身就能夠給有虐戀傾向者帶來快樂。柯麗菲亞說：“我是這樣一種施虐者：我對單純的身體崇拜、統治遊戲、法國女仆扮演或捆綁束縛都沒有興趣，除非這些活動與肉體的疼痛結合在一起時，我才會感興趣。”（轉引自Polhemus et al，112）不僅有些施虐者喜歡為對象造成肉體疼痛這件事本身，受虐者也有喜歡疼痛本身的。關於虐戀的最新理論對此類活動為人的身體造成的疼痛感做出了完全正麵的評價，其中最具科學背景的一種理論是這樣的：最近的科學研究發現，疼痛可以使大腦中釋放出一種麻醉劑（鴉片劑）類的化學物質，有產生安多酚快感的作用。因此受虐者是安多酚上癮者（endorphin junkie）。（Polhemus et al，115）
盡管從以上兩種觀點在虐戀者是否喜歡疼痛本身這一問題上截然相反，但是從這兩種觀點中都不能做出虐戀違反快樂原則的結論。在前一種情況中，虐戀者不喜歡痛苦本身，但是他們把痛苦當成了獲得快樂的手段和代價加以忍受，他們的最終目標還是快樂；在後一種情況中，疼痛本身就是快樂，當事人仍是以快樂為其目標的，因此他們的目標不是痛苦，而是快樂。
受虐傾向對於弗洛伊德的快樂原則來說是不是一個例外呢？從表麵上看，有受虐傾向的人似乎在回避快感，追求痛感，或者說是從痛感中獲取快感。受虐傾向是否因此超越了快樂原則呢？我認為它並沒有超越快樂原則，因為它的最終目的還是快感，痛感隻是到達快感的手段。有受虐傾向者與一般人一樣，其行為的目標都是快感，隻是途徑不同而已。受虐傾向的基本特征是痛感和快感之間的緊密聯係。它的基本概念是痛感中的快感。它的特征是尋求肉體疼痛、不適與羞辱，在這一過程中，不快變成了快樂。但這種尋求和快樂本身可以是下意識的。所謂快樂，不一定僅限於性的快樂，還有其他種類的快樂和興奮。
有受虐傾向的人為什麼會將疼痛與快樂混在一起，這一點不容易解釋。但懲罰的象征意義是理解受虐快感結構的基本點。對此弗洛伊德也曾說過，受虐狂並不是純粹的真正地喜歡疼痛，他們更熱衷於追求的是快樂。同一般人相比，受虐狂的目標（快樂）並沒有變異，隻是達到目標的手段不同，是通過另一種途徑達到同樣的目標。受虐狂是通過自願承受懲罰、折磨和羞辱，以便？得前此被否定的快樂。受虐傾向所強調的是痛苦與快樂的聯係，無論在性行為中還是在浪漫愛情中都是如此。
那麼虐戀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呢？應當說它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它的理性成分表現為，它並非真正以痛感為目標，痛感是手段，快感才是目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它還是理性的行為；它的非理性成分則表現為，它是戲劇，是人類內心動物性欲望的宣泄。現實生活太乏味，需要非理性和釋放。人要是完全現實，完全理性，會生活得很可憐，沒有色彩，所謂香草型性行為（尋常的性行為）就是這樣。理性統治了太長的時間，所以福柯把虐戀視為一種非理性的譫妄狀態，並對它做出高度評價，認為它的出現是歐洲思想史上的一次偉大轉變。
對人性中的“病態”的感覺是對人性的一種切近的深刻的感覺：它是有限的，不完美的，低下的，甚至是可羞的。這種苦甜相間的感覺，這種從“病態”中感到的深沉的快樂，甚至享受，使人接近了人性中對限度、缺憾和羞恥的深刻的感覺。人們將受虐傾向譴責為變態，其實受虐傾向是對我們自身的基本的深層人性的揭示。痛感和快感難解難分地聯係在一起，拒絕了邏輯、理性和理由，拒絕了所有那些我們將其稱為清醒意識的東西。對這種“病態”及其快樂是無藥可醫的，或許根本就不應該有醫治它的辦法。雖然虐戀活動的非理性一麵給人們造成了虐戀違反趨樂避苦原則的表麵印象，其實它並沒有擺脫開快樂原則的範疇。非理性狀態其實正是快樂的原始形態。
男女同體的境界
拉金（Purusha Androgyne Larkin）是一個虐戀群體中的傳奇人物，是一位東西文化融會貫通的學人。他在發現自己患上艾滋病後，於1988年自殺，享年54歲。拉金最重要的一個主張是關於兩性同體（androgyne）的思想，他指出：“人類學和宗教研究表明，最早的宗教都是母權製的。我們已經越過了那個階段，到達了父權製時代。現在是將二者結合起來的時候了。因此下一階段不可避免的是‘兩性同體神’（androgyne god）出現的時代，這是東方的傳統告訴我們的。它們認為宇宙的基本原則由這兩種力量構成，但二者之間是整合的與和諧的。在西方，我們總認為這兩種力量是衝突的，陰陽對立，二者總是互相仇視的。這就是所有的事都成了戰爭狀態的原因。我們有這戰爭、那戰爭，反對貧困的戰爭，反對疾病的戰爭。沒有和諧的觀念，以及宇宙整合一體的觀念。我們除了戰爭一無所有。”拉金又說，“我認為，兩性同體這一概念的確告訴了人們從曆史和發展的角度看，我們到底是什麼。這個概念本身就是男性（andros，即男人）與女性（gyne，即女人）的結合。我們其實都是兩性人（men-women），我們拒絕兩者擇一，哪怕違反文化規範，哪怕麵臨獎與罰的嚴重壓力。”（轉引自Thompson，288-290）
在男女同體的思想中，男性之間的肛交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有人將肛交形容為“表達你性格中的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最佳方式”。在上者（top）代表傳統的男性角色，在下者（bottom）代表傳統的女性角色。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有些男同性戀者的肛交活動中完全沒有角色扮演意識，而有些人拒絕肛交活動正是因為這一活動帶有傳統男女角色扮演的色彩。
在拉金看來，男女同體的思想對於男同性戀者來說尤其重要，而且這應當是他關於男女同體思想的一個來源，他說：“對於男人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在於開始被插入，既能夠接受女性角色，也能夠接受男性角色。我們（指男同性戀者）是一群拒絕既存環境的人，是一群堅持做著變成完整的人的實驗的人。”（轉引自Thompson，292）
麥金托什（Scott McIntosh）是一位男同性戀虐戀者。他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在男性的性感覺中“被動性”和“女性”也是一種享受。他說：“這當然是一種侵犯，但是有另外一種感覺，可能同女性的感覺有相似之處，是一種心理上的快樂感覺……當它（肛門）被陰莖充滿時，會產生一種充實的感覺，一種滿足感，這種感覺同男人做插入動作時的感覺完全不同。”他這樣談到男同性戀虐戀者的特征：“我們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我們沒有競爭關係。我們的關係就像是一種女性之間的姐妹關係，我們之間可以無話不談，我們永遠是朋友。”（轉引自Segal，150）
這是許多男同性戀者所擁有的共同情感經曆。一位調查對象這樣談到扮演兩種角色的感覺：“當我在上麵時，我感到強壯，像一匹強壯的馬。當我看到和感到我給他快樂時，我感到自豪，沉迷於我是一個偉大的情人的性感感覺之中；當我在一個男人底下時，我深深感到自己是可愛的，為我能喚起他的性欲感到愉快。我也會因某些原因感到自己的脆弱。”（Jeffreys，213）
還有的調查對象說，當他們做在上者時，會感到自己像所有“做插入動作的男性”一樣，產生“我是一個男人”的感覺。他的作用是“溫柔地插入他的伴？”，就像“對待女人一樣”，而他的伴？則處於“那麼脆弱的姿勢”；而“當我仰麵躺著，將兩腿放在伴？的肩膀上，感覺就像女人一樣脆弱”。（Jeffreys，213）
對於60年代和70年代在男同性戀群體中出現的那種誇張的“新男性氣質”（穿皮革服裝，騎摩托車等），圈內也有反對意見，認為它是對異性戀社會角色規範的性感化，而異性戀霸權是對人們生活的專製統治。要反對異性戀霸權，就不應因循舊有的角色規範，而應當以男女同體的觀念取而代之。
在虐戀關係中，受虐待、被侵犯、被插入被極度地性感化了。由於被插入似乎與男性氣質不符，而這一行為又在男同性戀關係中大量存在，所以一個十分合乎邏輯的結果是，在男同性戀文獻中有大量關於虐戀性關係的討論。男同性戀傾向與虐戀傾向在這一點上的重合，竟然使關於虐戀的討論在乍一看時好像完全在男同性戀的範疇之內似的。然而，心理分析理論和證據都表明：統治與屈從，快感與痛感，並不僅限於男同性戀之中，而是彌漫於全部性活動中。對男女兩性的性幻想的調查表明，虐戀幾乎是所有類型的性欲望的要素。
男女同體的思想在女性中也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一位有虐戀傾向的女性說：“在70年代末，做一個雙性戀者是違反禁忌的。但我在自己身上發現了另外一種人格，是一種既有女性又有男性的人格。”（vesta，in Thompson，270）
人們對角色扮演的虐戀關係的一個主要批評認為，它表現出兩性關係的不平等。但是虐戀關係恰恰在這一點上對外部世界最具啟發性。人們喜歡虐戀活動正是因為他們從中得到享受，因為當事人雙方的關係是非常平等的。隻是這種表演在那些不懂行的人看來好像是不平等。將虐戀關係看成是不平等兩性關係的邏輯延伸，是完全缺乏對虐戀的了解的表現。虐戀關係可以是一種最平等最有深情的關係。作為一種時尚，它有點像崩克（punk），人們一般以為崩克特別有攻擊性，可如果你深入進去才會發現，暴力在其中極不重要。他們跟光頭黨不一樣。如果虐戀不是遊戲，而是性關係中的不平等，那就是不恰當的了，然而它的確是一種遊戲。
在兩性平等或一般的權力平等問題上，虐戀都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它提出了一些不僅與傳統男權思想不同，而且與舊式的女權思想不同的觀點，例如：男權思想認為，性活動就是女性為男性服務；女權思想認為，男女應平等，應當互相服務；新觀點則認為，性活動不一定要相互給予快樂，而可以由一方完全刺激另一方，為另一方提供快樂，但是誰給誰快樂並不按性別來分配，而可以隨意決定，或可以交換角色。
再如：男權思想認為，女性隻是性行為的客體；女權思想認為，女性應當成為性行為的主體；而新觀點認為，做性客體和性對象沒什麼不好，女人可以把男人當做性對象來對待，也可以讓男人把自己當做性對象。一位虐戀者說，我向女人也向男人表明，做性對象沒有什麼不對的，這是使自己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一個組成部分。在虐戀實踐中，男人們也在學習做性對象，在這一進步過程中，也許我們該回過頭來想一想，把一個人變成對象這件事具有怎樣的含義。
另外，男權思想主張男女不平等，男性統治女性屈從；女權思想主張男女平等。而虐戀卻執著於遊戲性的不平等關係，但是它與男權思想絕對不同。其主要區別在於：在虐戀關係中，男性不一定是統治者，女性也不一定是屈從者。女權主義對虐戀最大的意見在於，在這種活動中，雙方的角色地位是兩極分化的（d1ChotomieS）。虐戀者則提出：兩極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基本的，來自人性本身。兩極分化為我們的世界帶來色彩和平衡，它給我們實現完整的自我的能力。
有一種觀點認為，虐戀是性最深的本質。究竟什麼是性的本質？這不是一個科學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觀問題。有人會認為，繁衍後代是性的本質；有人會認為，肉體的快感是性的本質；還有人會認為，心靈的愉悅才是性的本質。而虐戀關係的潛台詞是：征服是性的本質，虐戀活動中的奴役、羞辱、屈從、放棄自我，都是雙方不平等關係的表現。如果說虐戀是性最深的本質，那麼前提必須是：性的本質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統治，壓迫，是一方對另一方的臣服和奉獻。
虐戀涉及女性的主體感與客體感的問題，而這正是女權主義對虐戀感到最不可容忍的一個方麵。她們竭盡全力要加以改變的就是女性的客體地位，要為女性爭取主體地位。而這位有受虐傾向的女人公然提出要放棄主體地位、放棄自由意誌，這簡直和女權主義立場針鋒相對。馬庫斯提出了既做女權主義者又保持自己的受虐傾向的辦法――這看來似乎是不可能的――她的解決辦法是將性領域中的受虐傾向與社會領域中的受虐傾向分開。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解決方法，在我看來也是唯一正確的解決方法。用這種方法，一個人就可以既是一個男女平等主義者，又是一個虐戀者。他甚至可以既是一個平等主義者（在真實世界）又是一個不平等主義者（在遊戲世界、幻想世界）。
一位虐戀者把這種觀點表達得特別充分，她說：我不能想像生活中沒有對比，沒有平衡，沒有對立麵：黑與白，陰與陽，白天與黑夜，快樂與悲傷，得意與失意。我盡量避免在二者之間做出抉擇，我更願意兩者兼得，隻要有可能。對我來說對許多問題的最佳答案既不是“這樣”，也不是“那樣”，而是“是（yes）”。舉例來說：
例一：你要蘋果餅，巧克力糕，新鮮水果，還是要冰激淋？答：每樣都來點。
例二：這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答：我看在多數情況下兩種因素都有。
例三：做阿波羅（男性之神），還是做狄？尼斯（Dionysus女性之神）？答：兩個都做，或先做這個，再做那個。
“我覺得自己十分幸運，是個雙性戀者，對男人女人都愛。在虐戀活動中，我也是對在上者（指施虐一方）和在下者（指受虐一方）這兩種角色都愛。”（Truscott，in Thompson，33-34）
諾曼闡述了男扮女或女扮男（shamanism）的思想，他認為，這種做法還算不上是一種宗教。如果說它崇拜什麼，它崇拜的是男神和女神，崇拜的是富於創造性的男性和憑借直覺求知的女性。虐戀常被稱為以阿波羅的方式達到狄？尼斯狀態。換言之，以控製的、巧妙的和想像出來的過程達到直覺和狂喜的境界，或用左腦的觀點來引發右腦的經曆。（Norman，in Thompson，280）狄？尼斯是受虐者的保護神，戴著一個微笑的麵具。而尼采說過：“每一個深刻的靈魂都需要一個麵具。”（轉引自Cowan，125）
對於所有參與虐戀和沒有參與虐戀的人來說，重要的是狄？尼斯性與阿波羅性的對立。後者是愛情、溫暖、家庭、文明、婚姻。但狄？尼斯的性並非僅僅是另一種人體功能如排泄或吃飯。它是一種逃避，一種特殊的高境界。那種快感是一種震顫的宣泄，任何其他的滿足都不可比擬。一位研究者這樣談到虐戀活動在美國的流行：“許多美國人都知道它，這就是他們為什麼陷於性瘋狂和那麼美好的性活動的原因。”（Stambolian，in Denneny et al，164）
女權主義批評虐戀活動會增強統治與服從的角色地位分化，其實這是隻見其表不見其裏的。女權主義是主張不應當以性別為依據來決定人的角色與作用的，而在虐戀關係中，有些男人在他們的夢想中向往的是一個統治他的女人，有些女人向往的是統治另一些女人，有些男人想做另一些男人的奴隸，有些女人想做另一些女人的奴隸，有些女人甚至想做男人的奴隸。在虐戀關係的規則中，從來沒有這樣一條，規定一個人和伴？的關係是根據他或她的生殖器性質來決定的。規定是說，人們應當去探討他們自己的幻想世界，他們自己的欲望及其實現，不管他的性別和出身背景。相互同意的虐戀活動隻會增強個人自由的觀念而不是任何其他觀念，尤其不會是性別歧視的觀念。
薩特（Sartre）在闡釋熱內（Genet）作品時曾指出：“臀部是男人性格中的女性氣質的隱秘所在，是他們的被動性的隱秘所在。”這兩位偉大的作家全都讚成，被動性的定義是作陽具的接受一方。（Brownmiller，263）正因為如此，虐戀關係的雙方總是被比附於男性和女性，施虐的一方是男性，受虐的一方是女性。因此許多人以為施虐傾向就是男性的變異，而受虐傾向幾乎就是女性的同義語。也就是因為這一原因，虐戀總像是隱含著對婦女解放的反動，虐戀傾向及其理論總像是婦女解放的反題。事實上，虐戀關係中有男性施虐女性受虐，女性施虐男性受虐，男男關係，女女關係等多種形式。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說，在男性受虐女性施虐的關係中，婦女的解放取得了偉大勝利呢？恐怕不能這樣說。雖然在這種關係中常常可以發現，男性把女性當女神來崇拜，男性做奴隸女性做主人，而這似乎可以被隻看表麵現象不看實質的人視為婦女解放的最徹底形式。由此可見，虐戀與婦女解放雖然略有重迭，但基本上不在一個論域之中。
福柯還從另一個角度談過虐戀有助於解決性交中主動被動角色的權力關係問題，他在談論女人的雙性戀比男人的雙性戀更易被人接受這一現象時講過這樣一段話：“男人認為他們在女人心目中必須是主人。他們想到自己屈從於另一個男人，在愛的活動中在另一個男人之下，會毀壞他們在女人眼中的形象。男人認為女人隻有把男人當成主人時才能體驗到快樂。即使對於希臘人來說，在愛情關係中做被動一方也存在問題。一個希臘貴族可以同一個被動的男性奴隸做愛，因為奴隸天生是下等人，但是兩個屬於同一社會階級的希臘男人做愛時，就會成為真正的問題，因為雙方都不願對對方表示謙卑。當今的同性戀仍有這個問題。大多數同性戀者感到被動角色有點自我貶低。虐戀實際上有助於在某種程度上減輕這個問題。”（Fouca，ult，1988，299-500）虐戀活動中權力關係的遊戲化和開放性使人們不再因為做被動角色而不安，男人在女人麵前也不一定非做主人不可了。福柯意識到虐戀關係在這一方麵對豐富人際關係的貢獻，所以對它情有獨鍾。
綜上所述，即使從女權主義角度看，虐戀活動對傳統男權社會的傳統性別權力關係也是一個顛覆。它對傳統的異性戀規範是一個諷刺性的批評：如果在性活動中角色是可以互換的，那麼男性的權力就不是由身體結構所決定的，也不是不可避免或天經地義的了。與弗洛伊德的“解剖即命運”相比，虐戀活動中男女同體和角色互換的實踐及其理論顯然是一個進步，它更富於人性，也更符合男女平等的原則。
第二次性革命
有一種理論認為，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發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則進入了第二次性革命時期。第一次性革命的特點是重數量不重質量，人的性活動達到了身體的極限，存在著大量的性交和亂交，而第二次性革命的突出特點則是拒絕亂交，注重保持熱情和興趣，把注意力放在人的關係上，放在一對一的關係上。虐戀就是第二次性革命的產物和突出代表。第二次性革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艾滋病的發現和流行。
為虐戀做過大量辯護的羅賓（Gayle Rubin）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即關於性少數派所具有的革命性的觀點。她對性持有同福柯一樣的看法，認為像性別一樣，性也是政治。性被安置在權力體係中，政府及各種社會機製把性作為社會控製的工具。這些機製除了政府，還有法律、警察、教會和教育機製。
羅賓將社會中的性現象描述為一座金字塔，被壓在這個性金字塔的最底層的性行為包括：異性癖（transsexuals）、異裝癖（transvestites）、戀物癖（fetishists）、虐戀癖（sadomasochists）和性王作者（sex workers），如娼妓、跳脫衣舞者和色情影視攝影作品模特。一般被列為性變態的行為還有：露陰癖（exhibitionism），觀淫癖（voyeurism），戀童癖（pedophilia）等。（nubin，in Vance，279-280）
羅賓將社會上對性現象的等級劃分描述如下表，其中一種是兩分的劃法，另一種是三分的劃法：另一種等級劃分方法是這樣的：
在第二次性革命中，出現了許多新的類別和性少數派，例如：配偶交換（swinging couples），分男女角色的女同性戀者（butch and fem lesbians），虐戀男同性戀者（SM gays），皮裝女同性戀者（1eather dykes），女裝男同性戀者（denim queens）等等。這些性少數派在社會上處於受壓製、受歧視的地位，因此成為第二次性革命的主力。這次性革命的一個基本觀念是：性生活有多種形式，把任何形式視為變態都是荒謬的，它們最多隻能被稱為“少數派行為”。
虐戀的革命性意義首先表現為它的創新性和實驗性。當福柯被問到對當今世界“變態活動的泛濫”（主要指虐戀、黃金浴等）的看法時，福柯說：“我要說，這種現象是一種比過去更普及的實踐。我要提出下列假設：有這樣一種文明，在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認為兩人關係決定於一方是否降服於另一方，所有的興趣和好奇，所有的心機和手段都是為了征服別人，和他們上床。而現在，性機遇變得極為容易和豐富，就像當代的同性戀那樣，更複雜的關係隻是在事實之後。在這種偶然遭遇的關係類型中，隻是在做愛之後人才會對對方產生好奇心。在性活動結束之後你才會問你的伴？：順便問一句，你叫什麼名字？這時你所擁有的是這麼一種情況，所有的能量和想像力，也就是異性戀中彙集在求愛上麵的能量和想像力，現在全都投入到加強性本身的活動中來了。一種性實踐的全新藝術從而發展起來，它試圖探索性活動的全部內在可能性。你發現在像舊金山和紐約這樣的地方出現了一種被稱為性實驗室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當做有求婚的嚴格規則的中世紀求婚儀式的對應物來看待。”（Foucaull；1988，299-300）在福柯看來，現代的性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在於將注意力從求愛過程轉移到了性活動本身上來，虐戀就具有性實踐的全新藝術以及性實驗的意義，它的目的在於探索性活動的全部內在可能性。
派克翰（Morse Peckham）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我看來，從理論上講，再沒有什麼能像虐戀一樣切人人類行為的最核心處，它赤裸裸地極其強烈地揭示出入的原始動物本能。”（Thompson，6）虐戀不僅是部分人的實踐，它是所有性衝動的重要組成因素的結晶，這些因素包括：挑逗、撩撥、脅迫與拒絕、控製與爭鬥、快樂與痛苦。
讚成虐戀活動的揚格（Ian Young）特別強調它的自然性和普遍性，他認為，虐戀傾向是自然的：每個人都會有性幻想。從事虐戀活動的人們隻是在這方麵更能意識到自己的性感想像力，而且發現了實現這些想像的適當方式罷了。從虐戀活動中的統治屈從關係方麵看，雖然這是最令圈外人不安的因素，但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全都賦有攻擊性的需要和服從的需要。他還認為，虐戀性活動優越於非虐戀性活動。隻有那些“具有創造力和高度想像力”的人才有從事虐戀活動的能力，因為虐戀是“一種相當微妙和複雜的行為模式”。他甚至做出這樣的判斷：虐戀活動是“性活動的進化形式”，“處於人類進化過程的較高階段”。（Jeffreys，222）
虐戀是對性領域的擴展，是對所謂“自然行為”與“不自然行為”之間的界線的超越。在如何定義符合自然與違反自然的行為的問題上，人類的觀念一直在不停地改變。盧梭曾經反對過手淫和女性在性方麵取主動態度，視其為違反自然的行為，而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手淫是自然的行為，女性在性方麵取主動態度也沒有什麼不對；瑞奇（WilheLm Reich）反對所有非生殖器官的性行為，視其為不自然的性行為，而現代社會中不包含生殖器官在內的性行為在人們的性行為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格裏芬（Susan Griffin）反對淫穢色情材料和虐戀，也是以自然的名義來闡述自己的立場的，而今虐戀已經開始進入主流文化。一些性指南書上已經在說：虐戀並非反常心理。一些夫妻偶爾喜歡扭打，假裝強奸或扮成對方的奴隸，這都不屬於變態。隻是如果某人固執於某種儀式，致使性交沒有這種儀式就難以順利完成，或難以獲得性快感，這才屬於有問題。而性指南類的書可以被視為主流文化中最能代表一般公眾觀念的看法。
桑普森說：“在廣義上說，激進的性實踐是對愛欲的探索。在性活動中體驗痛苦，愉悅我們的幻想，為我們的生活增添快樂，是一種最本質的自由。從仍舊統治著我們的文化的清教主義倫理中解放性欲的潛力，我們的力比多，天生要求建立一個更清醒更寬容的社會。S／M的實踐，這種由強大權力組成的性遊戲，增強了我們的自我意識和我們對他人的意識。……從內心角度來說，S／M遊戲能夠治愈使人不能成其為完整的人的創傷，治愈人的羞愧感。激進性活動幫助我們掃清心理的地下室，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煩惱著我們的事情。卑微感，對自己的苛評，悲傷和失落感，家庭的拒絕和拋棄，在S／M儀式中全都浮現出來。這些極端的性感活動洗滌了過去的回憶，為無意識的地下世界到充滿光明的地上世界提供了溝通的途徑。”（Thompson，xvii）
虐戀是所有性少數傾向中最極端的，因此虐戀者處於大多數人性活動方式的邊緣位置，但也正因為同一原因，他們的實踐才能夠提出關於規範的限度的問題：性活動的邊界在哪裏？人追求快樂的限度在哪裏？福柯說：在薩德那裏，沒有任何規範和內在的規則可以由性自身的性質對性做出規定。（Foucault，1976，149）這就是薩德的寫作雖然表麵看去十分殘忍粗暴，令人不忍卒讀，可卻極受重視的原因：它蘊含的否定一切性行為規範的革命性像一道強光照亮了那些塗滿血汙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也掩飾了它的汙穢。
虐戀的革命意義表現在它所包含的反叛性上。虐戀者是性的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他們的目標是結束一切壓迫。虐戀活動使其實踐者可以通過儀式化的統治與屈從，理解在臥室之外的世界中有權和無權狀態是如何運行的，從而學會如何從事有效的政治行動。反對虐戀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維護政治上的不平等，其原因是：虐戀活動能夠滿足及最終解除人對壓迫和被壓迫狀態的需要，可以實現“徹底的反叛”，這就是有很多無政府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參與虐戀活動的原因。
許多虐戀者十分喜愛這種反叛的感覺。柯麗菲亞說：“我之所以喜歡虐戀是因為它不像高雅女性的行為方式。它是一種真正違反丁關於如何做一個可愛的小女孩和保持清潔衣衫的一切教導的性行為。”（轉引自Weeks，1985，208）她又這樣談到自己作為職業女主人的感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能理解接受性服務給我的感覺。我從小被教得害怕性，拒絕性，隻是在不得不做時或作為對浪漫感情和安全需求的交換時才提供它。我被訓練成應當對他人的滿足負責，當別人假裝從我這裏獲得快樂時，我要假裝從他們那裏也獲得了快樂。這種反叛是令人震驚和給人極大滿足感的，完全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獲得快樂，就像一種禮品。當一個不在行的在下者不稱職時我不用假裝我很滿意，我也用不著感到自己對不起他。”（轉引自Grant，2S5）
虐戀活動的性興奮點就像性誘惑本身一樣涉人了危險和禁區，其中包括角色扮演中的亂倫性質、剝削性質、不正確性、傷害性、幼稚性、倒退性等等。例如有的受虐者希望從獨立的人倒退到不獨立的人。一位虐戀者寫道：“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就知道自己的興趣和理解與？的孩子不同。我能理解一些別人看不出來的微妙之處，對我來說，我們的文化中有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是錯的。這是很艱難的，生活不會為此變得容易。人要為特別的能力付出特別的代價。我天生的奇異之處部分地在於貪得無厭的好奇心。我拒絕社會要摧毀我這一天賦、把我按它的需要來塑造的企圖。我曾經是而且現在仍是一個反叛者。”（Norman，in Thompson，276）
此外，虐戀是反對異性戀霸權地位的重要力量。幾千年來，異性戀和一夫一妻製一直在社會上占據主要地位，人們甚至都沒有想到過選擇其他種類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然而，在虐戀活動中，求愛、權力、痛感與快感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而異性戀的一些基本原則和一夫一妻製被冷落在一旁。
虐戀活動隱含著對異性戀霸權的挑戰。瑞典精神病學家阿勒斯坦（Lars Ullerstam）說過：在我們的社會中，色情的享受已經成為那些有異性戀這種特殊形式的需要的人們的特權。對於成年人來說，性行為就是盲目的服從。讓我們擺脫性特權的社會！我在此呼籲：各種類型的性少數派聯合起來！（轉引自 Marcus，54-55）當然，這一呼籲比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鬥號召成功的機會還要小，因為性越軌者過於羞愧，負罪感太強，以致不敢向公眾觀念挑戰。
反對虐戀的一種理由是認為，虐戀是對性革命的否定。這是從兩個意義上說的，首先，虐戀是反對性行為中的平等關係的，不平等關係是虐戀戲劇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其次，虐戀是反對偶然性關係的：當你讓對方把你銬起來或捆起來時，你最好對對方有相當的了解，這絕不是“一夜情”能夠做到的。因此女權主義在對待虐戀活動的態度上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兩性平等和性解放是女權主義運動初期的口號。女性性革命的對立麵是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閉鎖心理文化。而如今虐戀似乎對兩性平等和性解放反其道而行之，它之遭到女權主義方麵的非難是意料中的事。
讚賞虐戀活動的人反駁了上述觀點，他們認為，虐戀不但沒有否定性革命，而且恰恰是第二次性革命的先鋒。虐戀政治的起點就是兩個人（或兩人以上）可以自由地自願地從事一切打破傳統限製和禁忌的性活動。他們之間的協議是：雙方自願以快感為此類活動的唯一目的。其基本條件是協議雙方的權利相同。正是這一點使薩莫依斯（Samois，加利福尼亞女同性戀虐戀團體）的成員們認為，虐戀活動與女權主義並無矛盾。她們認為，女權主義應當是積極的自由，是欲望的實現，否則它將一錢不值。從性活動的多元化角度看，虐戀是個進步，因為它打破了一夫一妻製的異性戀的標準。
近年來，虐戀形象在大眾傳媒中頻繁出現，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一事態的出現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虐戀不僅從商業角度，而且從信息傳播角度看，已是唯一的處女地，所有最新鮮的東西都出現在這一領域，所以它能夠成為傳媒擴展舊領域和開發新領域的前沿。傳媒總是在談論的一個話題是，還有什麼事是我們能做而沒人做過的？還有哪些未經探索的領域？虐戀活動發展起來正因為它是新奇的，當然還因為它所具有的戲劇性。第二，虐戀已被視為所有極端性活動的代表，它因此比處於隱秘狀態時具有更大的革命性和顛覆性。第三，許多專家認為，虐戀傾向很有可能就是性欲本身，它同正常性行為的區別不是活動性質的不同，而是活動強度和深度的不同。
虐戀活動對人類性活動領域提出的一個挑戰是：人類有沒有權利自願參與被視為痛苦和傷害的活動？性活動應不應當有限製？在關於虐戀活動的調查研究記錄中，可以看到大量關於性探索、性開放和性興奮的描寫。這種關於人類性實踐的描寫，已經和將要把人們引導到更廣闊的幻想和可能性中去。虐戀關係帶來了公開的、赤裸裸的欲望的宣泄，爭取虐戀權利的鬥爭為性活動開辟了更大的天地。
？特曼（Dennis Altman）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正常人的世界應當向虐戀俱樂部學習很多東西。”（轉引自Segal，153）實證調查表明，在正常人的社會中，男性對男性的強奸案件大量存在，這種情況在純男性環境如監獄中極為常見，在其他純男性環境中也是如此。如果說虐戀幻想和虐戀衝動在男性的欲望中是那麼普遍，（如柯麗菲亞所說，在女性中也同樣普遍），那麼最好還是讓這種欲望通過遊戲和自願的方式宣泄出來，而不是通過國家的權威在監獄的牢房或軍隊的訓練場上宣泄出來。
虐戀形象之所以成為80年代和90年代占據統治地位的一個社會話題，還有一個被人們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對安全的性（safe sex）的強調。由於艾滋病的流行，人們部分或全部放棄了插入式性交。虐戀類性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在不交換體液的情況下完成，因此成為最安全的性行為。尤其對於同性戀男子來說，他們需要新的性行為方式，他們通過服飾、表演和其他喚起性欲的辦法來創造這種獲得快感的新途徑。男同性戀者通過俱樂部文化所創造的豐富的性活動，降低了快感的喚起點，將全部身體性感化了，使身體的多種部位成為產生快感之源。極而言之，虐戀活動不是一種獲取性快感的方式，而是一種精神宣泄的方式，這類活動把性活動提升到一個嶄新的境界，即達到了讓它僅僅發生在頭腦之中的境界。
性的解放與從性中解放
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西方的第一次性革命是性的解放，而第二次性革命卻是從性中解放出來。這並不是說人可以擺脫性，而是指性活動開始超出了性器官的範疇。
是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福柯首先提出性的解放與從性中解放這一對概念的區別。福柯讚賞身體和快樂，反對欲望、身份和現行性機製。他說：“我們絕不能相信，對性說‘是’就是對權力說‘不’。相反，這樣想的人落入了整個性機製的軌道。如果一個人希望通過對各種性機製的策略逆轉，去反抗權力，去發展身體、快樂和知識及其抵抗權力的可能性，他就必須使自己從這個性機製中解放出來。反擊性機製的核心力量應當不是性的欲望，而是身體和快樂。”（轉引自Halperin，96）
如果我們想防止把個人的身份變成個人存在的法律、原則和規定，那麼我們最終必須抵製性本身，因為是性把欲望和身份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個人的獨特固定的形象，賦予主體它的“真我”――一種作為社會規則和個人管理的客體的構成了個人及其功能的所謂“真正的自我”。現代的權力技術利用了性，以便賦予我們一種個人身份，這一身份部分地是由我們的性身份來定義的。通過為我們賦予這個身份，把我們同權力聯係在一起。福柯指出：“僅僅因為這種性概念便於我們去戰鬥（為了我們自身的同性戀傾向），並不意味著這一概念就沒有包含著某些危險。存在著一整套性生理學，以及掌握著這一套的醫生和心理學家，簡言之，它由正規化的機構來掌握。在我們上麵，有醫生，教師、立法者、成年人、家長，他們都在談性！僅僅有性解放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自己從性觀念本身中解放出來。”（轉引自Halperin，95-96）
福柯在1977年接受過一次采訪，發表出來的采訪記錄的標題是：“打倒性的專製！”他當時提出的一個口號是：“為快感的分散化和局部化而奮鬥。”他提出：“我們必須用我們的身體――用它們的成分，它們的表麵，它們的物質，它們的體積――來發明一種不受限製的性感：一種具有揮發性和彌散性潛力的肉體性感（愛情，情欲，愛欲，情愛，情愛能力，性欲），一種具有獲得快感的機會和隨心所欲獲得快感機會的肉體性感。”（轉引自Halperin，91，96）
福柯對虐戀最重要的一個評價就是將其視為從性觀念本身的解放，是肉體快感的非性化過程。他並不把虐戀看做一種生理或心理本能的表現，也不認為它得到的最好待遇僅僅是使一個寬容的社會允許它存在，而是把它看做一種形成了亞文化社會群體的廣泛實踐，是現代人可以從事的一種新的性活動。他認為虐戀是一個“發明的過程”，虐戀活動使性快感與性相脫離（在虐戀活動中，性伴？的確切性別和性傾向喪失了作為性興奮的前提的重要性），使身體快感與某種特殊的器官相脫離，與生殖器官相脫離。據此，虐戀使肉體與快感之間的一種新的關係成為可能，持續的虐戀實踐的作用之一就是改變人與自己身體的關係。
福柯說：“虐戀實踐是一種快樂的創造……這就是我們說虐戀是一種真正的亞文化的原因。它是一個發明的過程。虐戀是將策略關係作為快樂（肉體快樂）的源泉……這種將我們的身體作為多種快樂的可能的源泉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轉引自Abramson et a]，4）福柯又說：“在我們所處的狀況中，應當有一種發明……我們必須認識到，現存的一切遠未占滿可能性的空間。應提出一個真正不可避免的挑戰：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可以發明什麼新的遊戲？”（轉引自Weeks，in Parker et al，45）
福柯是將虐戀作為一種創造性和自我轉變的實踐來看待的。他指出：“利用我們的身體作為多種快樂的可能的源泉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事。例如，如果你觀察快感的傳統方式，你觀察身體的快感或者肉體的快感，總是吃喝和性交。那似乎是對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快感理解的極限。”（轉引自 Halperin，92-93）福柯對友人抱怨說：19世紀發明出無數變態性欲望的類型（我理解為被被動定型的生理欲望的類型），但在性快感的方式（我理解為主動追求和選擇的行為方式）上卻什麼也沒有為後世創造出來。福柯在評論虐戀時多次對欲望和快樂做了區分。所謂快感的新方式，他指的是虐戀、拳交、某些麻醉劑及新式性環境，如桑拿、浴室、性俱樂部，其中可以經曆到新鮮的多種多樣的性快感。他說：一件非常值得注意的有趣的事是，幾個世紀以來，一般人、醫生、神經科大夫甚至解放運動，總是在談欲望，從來不談快樂。他們這些人總是在說：“我們必須解放我們的欲望。不對！我們必須創造新的快樂，隨後可能才產生欲望。”（轉引自Halperin，93）從福柯這些觀點，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多麼徹底的文化建構論者，那些千百年來一向被視為人的生理欲望的東西，在福柯眼中不過是人們主觀的追求和選擇而已。
按照福柯的思路，我們所需要的不是把某種與生俱來的生理或心理欲望解放出來，而是從這些所謂“欲望”中解放出來。福柯的基本思路很明顯屬於文化建構論的範疇，也就是說，這些所謂“欲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由文化教化出來的，是後天形成的。所以，我們要做的並不是解放這些莫須有的“欲望”，而是追求快樂本身，創造快樂本身。這就是對新的快樂形式的創造，對新的生活方式的創造，對新的人際關係類型的創造，對新的文化形式的創造。
虐戀對福柯的吸引力在於虐戀亞文化的形成，在於“用一個人的性去獲得多種類型的人際關係”，在於“一種生活方式的定義與發展”，在於“創造文化形式”。在福柯看來。虐戀具有烏托邦政治實踐的意義，因為它們打破了正規的性身份，造就了反抗性規則的手段，一種反規則的形式。盡管這些活動本身可能完全沒有這樣的政治動機，而是純粹為了追求快樂的。這種強烈的肉體快樂的粉碎力，通過身體的其他部位，脫離了快樂的絕對生殖器官固定化和局部化，使作為性身份基礎的自我的心理和肉體整合變得分散和模糊了。通過打破性的主體，奇異的性活動開創了一種可能性，即造就一種非個性化的自我，一種作為正在形成的倫理實體的自我，成為進一步轉變的基礎。
正如福柯所熱衷的“極限體驗”一樣，虐戀者有時稱虐戀活動是共同探索身體的忍受極限。虐戀是性的劇場，在那裏雙方自願的伴？從事著極端的活動，從捆綁到拳交，將屎尿、精液、唾液與土摻雜在一起，全都在人類忍耐力的極限，以期獲得宣泄與快樂的強烈感覺。虐戀者興致勃勃地投入“受虐考驗”，以證實自己忍受不適、疼痛或羞辱的能力。在考驗中，痛感與快感成正比增長。由於虐戀的儀式與宗教儀式十分相像，有人認為虐戀的藝術就是基督教藝術的變體。許多虐戀者都感覺到，虐戀經曆給他們帶來了最大的自由感和酣暢淋漓感。它使人得到自我實現的權利和感覺，是一個人可以經曆的最為強烈的經曆。這就是很多人不好意思從事這種活動的原因，它的確能給人帶來贖罪感。
虐戀為人們提供出觀察性本質的新角度，它將肉體快感與性快感區別開來，它使人的肉體快感與性器官相分離。它提供了一個明確的例證：性快感竟能來自用舌頭舔另一人的耳朵，來自人在被皮鞭挑逗時所引起的恐懼感，或者來自用手指觸摸情人的黑色內衣。它表明，快感不僅局限於身體的一個部位，一個孔道，或一種特定的性活動，而是可以在高度儀式化的條件下將各種各樣的動作性感化。儀式成為提高快感的關鍵，而這些行為無論有多麼不同，多麼奇怪，多麼犯忌，多麼極端，全都變成將自己投身於性快感之中的隱喻。在虐戀活動中，儀式與身體的某些部位同等重要，情境的性感化與性高潮同等重要。虐戀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揭示出性的本質和真意，那就是：性的極端形式是特殊的精神宣泄、淨化和啟示，我們必須通過極限體驗才能經曆高度的快感。虐戀政治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挑戰：它是性政治領域中一種最為激進的嚐試，要把快感作為性的基本目的。虐戀是非生殖性性活動的精華，它違反了保持浪漫主義的性神秘感的禁忌，快感成為它存在的理由和報償。
有人總結虐戀活動的四個主要因素：神經的快樂感覺，精神的經曆，個人心理壓抑的釋放，純粹的遊戲。（Truscott，in Thompson，21）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虐戀使他們經曆到“狂喜”（ecstsy）的感覺，有一種迷失了自我、與伴？融合在一起、與整個宇宙融合在一起的感覺。在一些宗教感很強的人中，虐戀活動使他們產生了與宗教實踐相類似的感覺。許多人從事虐戀活動不是因為期望得到狂喜，而是因為他們從中發現了狂喜。將幻想實現出來可以產生一種健康和完美的新感覺，可以達到狂喜和精神升華的境界。
關於虐戀的正麵功能的一個最重要的理論認為，虐戀活動可以使人進入一種恍惚（出神）狀態，當事人會飛升進入一種意識的更高境界，這種境界是一種宗教和精神的境界，在傳統上被稱為狂喜狀態，又譯喜樂狀態。其典型例子有中世紀的自我鞭笞教徒，墨西哥的朝聖者，美洲印第安人的歐基帕（O-Kee-Pa）儀式，印度的卡萬迪（Kavandi）儀式等。在此類儀式中，有大量的多種多樣的身體穿刺，甚至用皮膚上的穿刺把身體懸吊起來，從而達到狂喜的狀態。與古代社會相比，儀式的力量在現代社會中已漸漸被淡忘。而虐戀卻有很強的儀式化傾向，一切行為都不是隨心所欲的，一切行為都必須做得正確無誤，必須根據一定的規則，在適當的時間，在適當的氛圍進行，表現出對儀式的尊重。
桑普森（Thompson）關於狂喜的觀點非常新穎，也非常重要，他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這個國家中有99%的人不僅處於觸摸饑渴（touch-starved）狀態，而且處於狂喜饑渴（ecstasy-starved）狀態。他們沒有經曆過有規律的快感，隻是在高潮時經曆幾秒鍾的快感。我想說的是，有這樣一些方式，不僅可以使人在性快感到來之前經曆更多的狂喜，而且有些方式可以使這種狂喜延長到性快感之後。這會徹底改變我們對生活的看法，徹底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我想，如果人們能經曆更多的快感，整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
“如果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通過對自己和他人的性愛崇拜每天經曆一次充分的、強烈的快感，並且一點也不為此感到羞愧，它就會使我們這個人種改變，使進化的過程改變，指向實現人類潛能的方向。在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中，隻有崇拜一詞接近我想加以表達的事物，那是一種敬畏感。是嬰兒第一次出子宮時對其父母所具有的那種敬畏感。我們想經曆的就是這種崇拜的感覺，這種感覺已被我們的文明喪失殆盡，以致人們在他們的愛情生活中甚至不再能看到這種可能性了。
“部分的問題在於在我們的文化中，我們對狂喜一點都不在乎。我們的社會幾乎一點都不支持去探索這樣一種東西，它就是原始的狂喜。因此人們總是習慣於把它僅僅看成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探索，可有可無。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狂喜僅僅是生活這塊蛋糕上的糖霜，而我想說的是，它是這塊蛋糕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說它是全部。對於我來說，沒有宇宙性感狂喜（cosmic erotic ecstasy）的一天就像沒有陽光的日子。但對於今天占壓倒多數的人們來說，根本就沒有陽光燦爛的日子。
“這使我想起那首歌：重歸蘇連托。這歌聲就像人類內心最深處無意識地對宇宙性感狂喜的不死的愛，就像在呼喚我們重歸性感狂喜，否則――就像歌中最後一句那樣――否則我一定會死去。”（Thompson，292-29s）
拉金（Purusha Androgyne Larkin）是虐戀亞文化中的一個傳奇式人物，他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關於狂喜經驗對於人類的健全極為重要的觀點。他指出：“我所能說的就是，當你到達了快樂與痛苦的極致之時――快樂或痛苦的極端感覺，尤其是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感覺――這種感覺會使你的精力集中起來。它使意識集中，會使你到達一種神秘的境界，或意識的狂喜狀態。在許多不同的文化傳統中，為這種狀態起了許多不同的名字。在禪宗中叫做薩托力（satori），在印度傳統中叫蘇瑪蒂（sumadi）。還有許多名字。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稱之為‘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s）’。許多這種體驗與性欲無關。”（轉引自Thompson，289）
德魯茲認為，受虐傾向所涉及的領域遠遠超過一種性變態的範疇；受虐美學（masochistic aesthetic）也遠遠超越心理病的範疇。它是一種獨具特色的藝術語言。（Studlar，14）虐戀者喜用英文catharsis這個詞來表達他們的感覺，意為精神發泄或感情受藝術的作用而引起的精神淨化。虐戀是通過親密關係進行的治療和精神宣泄，把人從暴力的權力和內心的幻想中解救出來。柯麗菲亞說：“一次成功的虐戀活動不是以性高潮為結尾，而是以精神宣泄（catharsis）為其結尾的。”（轉引自Weeks，1985，238）實證調查顯示，有些長期的虐戀對於不僅是角色互換的，而且其原則是誰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壓力大誰就在虐戀活動中做屈從者。這就充分說明了虐戀活動有宣泄心理壓力的作用。
虐戀傾向有一個更古老的來自生理學的名字，叫做虐淫（algolagnia，又譯痛淫）。無論是生理學還是社會學，都對這一現象所知甚少。到目前為止，人們對虐淫唯一確切無誤的知識是：它具有強大的快感潛力。有相當數量的受虐者證明，在受到拷打時，他們有一種相當微妙的體驗：這是一種宗教的、夢幻的、美感的體驗，有時能夠達到啟示（獲救感、飛升感、極度的精神宣泄感）的境界。日內在其名著《玫瑰奇跡》中描述過這種感覺。
一位虐戀者的感覺很有代表性，她說：“我的意識狀態改變了，所有反麵的感覺全都離我而去。每次虐戀活動過後，我總是感覺到一種敬畏的然而又是平和與放鬆的心情，覺得自己是被人所愛的，是可以愛人的。沒有任何其他感覺可以超越這種感覺。它使我內心充實，充分地感覺到自我的完整存在。與這種感覺的最佳對照是麻木和無感覺。”（Thompson，55）另一位虐戀者說：“我通過虐戀獲得一種神秘體驗，一種對自我的神秘的理解和力量。我們獲得對世界上的暴力和權力的理解。我們還學習男性之間的關係和在任何群體中發展協作性的自然人類本能。”（Stambolian，in Denneny et al，167）
受虐美學就是人們對一種既美麗又痛苦的快感的體驗。受虐傾向是一種對預期，感性和美學的高度敏感。一位心理醫生這樣談到他的一位虐戀“病人”：我的一個病人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和抗拒心理交給我一份寫下來的受虐幻想，他滿臉通紅，急急忙忙地對我說：“就是這個。這就是我來治療的原因。它很可怕，有病，可它又很奇妙。我恨它，可它又是我最喜歡的幻想。我不能容忍它，可我又愛它。它令人惡心，可我又不想放棄它。”（Cowall，106）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揭示出對屈從、受難、快樂、崇拜和對死亡本身的矛盾心理。
對於某些虐戀者來說，達到狂喜境界的一個手段是拳交。“拳交不可避免地引導我進入深層的色欲，達到性感疼痛與性感快樂相結合的狀態。事實上，經過一段時間，就可能達到狂喜狀態：痛感與快感結合在了一起。與我交談過的所有有過拳交經曆的人說法都相當一致：他們一生中從未經曆過比這更強烈的狂喜。’（Thompson，292）
有專家認為，“拳交也許是20世紀唯――種性活動的新發明。”（Halperin，92）更確切地說，拳交是20世紀直到電話性活動（phone sex）、傳真性活動（fax sex）和電腦性活動（cyber sex）發明之前的唯一新發明。雖然由於艾滋病的發現，拳交被列為高危行為，但虐戀因其不含體液交換反而被視為安全度最高的性行為。我們可以慶幸，被福柯列為新的快感形式和極限體驗的許多新實驗、許多奇異的性活動仍保有其價值，福柯關於不要性的解放而要從性中解放的思路仍是廣大人群的實踐。
更有同性戀理論家指出，以肛門為中心的同性戀活動是從異性戀的陰莖中心的解脫，是對性的生殖功能的完全否定：“虐戀是這樣一種情形：它是我們自成為一個同性戀者以來就一直向往的，一種在真正的硬漢之間發生的性遊戲，它是一座劇場，如果異性戀男子在一起也會這樣做的。它又是一座脆弱的劇場，是一座無聲的舞台……它不是負罪感的表現――為了打破社會對同性戀的禁忌――虐戀的規則表達了一種精致的快樂，通過自己的漫畫形象摧毀我們受壓抑的社會形象。”（轉引自Grant，235）在許多文化中，精心選擇出來的肉體壓力被當做創造精神和情感升華境界的方式來使用。參加虐戀活動的人們對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做了大量奢侈的事情，一些虐戀活躍分子說，他們所經曆的轉變自身的經驗更多與精神領域有關。羅賓在談到舊金山地下墓穴的虐戀活動時說過：“地下墓穴的性活動常常是強烈和嚴重的……但它也具有一種遊戲的性質，遊戲沙盤中的孩子氣……地下墓穴的環境使成年人對身體產生出一種幾乎是孩子式的好奇。它幫助人們探索身體的感覺能力，這種能力在現代西方社會中是極其罕見的。”（Halperin，104）
虐戀活動有強烈的治療作用。疼痛可以起到增強快感的作用。虐戀不僅是可以接受的性活動，而且具有獨特的魅力。有人認為，虐戀為人們賦予了一個機會，“回歸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動物性自我。”（Ehrenreich et al，121）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虐戀的快感比正常性活動的快感更深刻、更色彩絢麗、給人帶來的滿足程度更高。受苦和受痛使快感程度加深。積蓄愈久，爆發愈烈。這就揭示出一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虐戀傾向不是少數人的偏愛和怪癖，而是在一般性欲強弱程度係譜中較強的一側。換言之，虐戀衝動與“正常”性欲沒有質的不同，隻有量的不同――它隻是一種比一般性欲更加強烈的欲望。性受虐傾向的原因之一是過剩的性欲。
一位調查虐戀賣淫業的社會調查者這樣談到他的感覺：我試著想像一下我鞭打別人或被別人鞭打的感覺之後，我一方麵暗自慶幸自己是正常的，另一方麵又對自己相比之下麻木單調的性生活略感失望。（McRae，45）他的想法從反麵揭示了虐戀活動的魅力，它的魅力主要就在於擺脫一般性活動的麻木單調的感覺。虐戀是性的奇跡。虐戀者都是可以變體的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我想，虐戀給人們的最重要的啟示就是自由感、快樂與狂喜的經驗和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有人將虐戀行為概括為三個鮮明的宣言：它對於性權力的性質提供了獨特的解釋；它是治療性的和精神宣泄性的；它揭示出性的儀式性質和遊戲性質。（weeks，1985，237-238）它的動因可以被概括為：現實乏味，要遊戲、戲劇；現實可怕，要化解；現實緊張，要放鬆；現實嚴酷，要輕鬆；現實虛假，要真實；現實疏遠，要親近；現實無愛，要愛。有人認為：色情是貴族生活方式的產物。我以為虐戀也是如此，它不僅是在溫飽不成問題的情況下才能有的，而且是在自由不成問題的情況下才能有的。如果一個人處於溫飽不得保證的情況下，你就不能拿他的貧困狀況開玩笑、做遊戲；如果一個人處於暴力關係的威脅之下，你就不能拿他遭受暴力侵犯開玩笑、做遊戲；如果一個人處於奴役狀態下，你也不能拿他的奴役狀態開玩笑、做遊戲。換言之，對於那些做主人奴隸遊戲的人來說，現實中的奴役關係必定已不存在；對於那些做暴力遊戲的人來說，現實關係的暴力必定已不存在。這就是虐戀活動的精華所在。它是貧乏的俗世生活中的奢侈品，是性感的極致，是人類性活動及生活方式的一個新創造，是少數最懂得享受生理與心理快感的人們的一個遊戲，是人類感觀的極限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