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體與美
身體與美的問題一直是女性主義關注的一個難題。女性主義在美的問題上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的演變：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開始的反對選美的運動屬於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女性主義批判女性的異化與時尚美女情結。西方女性主義運動就是從反對選美開始的。無獨有偶，20世紀80年代，中國婦女聯合會所做出的唯――次最有個性的宣言也是反對選美。
在當時的女性主義運動中，選美被視為女性屈從地位的一個組成部分，女性對容貌美和身體美的追求被視為女性主體的客體化，其中包含著對女性的歧視。女性主義運動反對選美，就是覺得它貶低女性，將女性變成沒有靈魂的性對象。女性主義運動反對選美，就是要抵製女性必須遵從的規則和某些女性身體標準。女性主義深惡痛絕地指出，女人在日常生活中便是在進行一場持續不斷的選美：為男性打扮自己，美容瘦身，深恐自己的相貌和身材達不到男性的審美標準。
雖然我國解決溫飽問題隻是近十幾年的事情，但是在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美容瘦身已經成為新的時尚，各種各樣的選美活動也開始變得熱鬧起來。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女性主義對美的看法加深了一步，美麗神話（beauty myth）問題與性別、種族、階級等因素並列，不同的身體、膚色、個頭和體重都被認可，美也被從正麵接受，是容貌問題上的民主化改革時期。
第三階段開展了關於美貌問題的論爭（beauty debate）：女性主義應當讚成美還是反對美？讚成麥當娜還是反對麥當娜？讚成美容手術還是反對美容手術？美的民主化係統被提出，即由每個人自己來決定自己在美貌問題上的選擇。
在當代學術界，無論是女性主義運動之內還是運動之外，人們對“身體”的興趣與曰俱增。一些女性主義者重新審視斯賓諾莎的觀點：身體不是被動聽命於心靈的，而是人類行為的基礎。新的身體觀認為，身體不是天賦給定的，它既是能指，又是所指，即是曆史偶然的，又是社會造就的。（Jaggar， et al，198）格羅斯（Elizabeth Grosz）認為，忽略身體的物質性是理性統治的條件，雖然理性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她強調“性別差異就像階級和種族差異一樣，是身體的差異。”“身體必須被重新接受為不是對立於文化而是文化的傑出部分。”（轉引自Jaggar，et al，80）
在西方的啟蒙傳統中，相對於文化和理性，即所謂“靈”，“肉”一向是被否定的，肉就包括肉身、肉欲、肉體。身體意味著疾病、殘疾、衰弱和死亡。身體經驗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忍受痛苦。因此，靈基本上是一個正麵的價值，是被崇尚、被肯定、被弘揚的；而肉則基本上是一個負麵的價值，是被貶低、被否定、被壓抑的。
在身體的問題上，批判陣營的一員主將是福柯。福柯以非凡的方式對於現代社會做出了驚人的批判。他指出，在民主議會製度和政治自由的新概念興起的同時，還有一個陰暗的相反的運動：對身體的規訓。福柯的“規訓”有兩重意思：一重是指控製和懲罰的形式；另一重是指知識的學術實體，其中包括曆史和生理學。
福柯將權力對身體的統治概括為兩種形式：弓種是以人類身體為中心的，由人文科學（心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將身體功能標準化；另一種則是由人口生理政治在19世紀發展起來的，運用調查統計方法來監測和管理人的生與死、健康水平以及預期壽命等等。
福柯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身體被權力搞得相當馴服，規訓的目的在於使身體具有生產性和生殖性。傳統社會對身體的懲罰是極其殘酷、醒目的；現代社會對身體的規訓則表麵上看去並不明顯，實際上卻滲透到日常生活當中。福柯把這種控製手段稱做生理權力，他認為，現代國家在近幾個世紀發明出一種控製人們身體的手段，以此幹預個人的私人生活，監測控製“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條件以及存在的各種空間”。
巴特勒的《性別麻煩》是女性主義最完全徹底的對身體的後現代處置。（Jaggar，et al，327）巴特勒批判西方自啟蒙時期以來所形成的哲學傳統，即“忽視身體，或更糟的是，反對身體”。她的理論關注身體的物質性，通過對異性戀實踐的批判，關注“身體被物化為分性別的”方式。（JaggaP，et al，80）
對女性身體的統治首先表現在對身體規範的訓練上麵，其中包括對身高、體重、動作、姿勢、言談舉止、情感表達、外貌、氣味、進餐方式的要求，尤其是對排泄行為的身體控製。規範訓練主要是通過羞辱和嘲笑來實施的。一些女性主義者提議以悲慘低賤（abJect）一詞來取代客體（ObJect）和主體（SebJect）這些詞彙，她們想以此表明，這些悲慘低賤之物也是主體的一部分，例如眼淚、唾液、糞便、嘔吐物、鼻涕等，它們都是身體器官的記號，是身體的性與生殖器官（其中包括口、眼、肛門、鼻子、生殖器）的產物，主體必須排出這些排泄物以建立“幹淨和適當的身體”，排泄物既與主體分離，又是它的一部分。（Robinson，et al，75）
其次是對容貌和身材的要求，例如在某個時期，女性被要求有骨感的身體，女演員更被要求保持骨瘦如柴的身材。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世上沒有女性能夠完全不受美的誘惑，愛美之心在西方甚至有一個新詞（Looksism）。根據1979年對美國女性的統計，她們花在化妝品上的錢是30億美元，理發費是20億美元，香水消費2。億美元，皮膚護理消費15億美元，節食瘦身消費4億美元。1990年，節食瘦身消費330億美元，化妝業200億美元，美容手術3億美元。（Chancer，89）許多女性由於減肥而得了厭食症，為了保持體形而長期節-食，生活在饑餓之中。，女性的美容手術還包括：吸油脂手術、隆乳手術、拉皮手術、去贅肉手術、修鼻手術等等。女性比男性更多做“拉皮”和“割雙眼皮”的手術。女性常常視整容為“正常”和“自然”的，而男性並不整容，因為女性被認為必須好看，男性則是“一高遮百醜”。中國的美容業也正處於蒸蒸日上、方興未艾的階段。加入“人造美女”的行列成為那些認為自己長得不夠“標準”的女孩趨之若鶩的理想。
各類媒體全都致力於塑造不真實的性別理想類型。而在現實生活中，男性並非全都那麼堅強、勇敢、成功，女性也並非全都那麼苗條、漂亮、時髦。通過將人類身體的病理化，社會使正常的身體和身體功能變成有問題的，比如“超重的”體重，女性擁有發達的肌肉，芭比娃娃體形，38一18 34（英寸）體形等。令女性身體理想化變成了一種時尚，在流行苗條、平胸的時期，大多數女人都要節食；在流行豐乳肥臀的時期，很多女性又要去做隆胸術，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乳房能夠達到男權製的標準。因此，女性主義批判認為，陰莖中心文化使女性疏遠了自己的身體。
在西方，女性的自我摧殘已經成為影響女性健康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青春期女性的一個主要健康問題是腸胃失調，它在年輕女性中是僅次於情緒低落症的第二大精神疾患。它包括神經性厭食症和貪食症，其特點是對身體體形的摧殘。這一切全是由於患者對於苗條有著過分的幻想。典型患者是有天賦、工作勤奮、麵容姣好、年齡在13-20歲之間、出身於中上層家庭的女孩。這一疾患主要反映了女性自我摧殘、與社會期待適應失常的現象。（倫伯特，]99s年）由此可見，女性身體健康的問題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它還同社會規範、習俗以及兩性在社會中的關係、地位等問題有關。
此外，不同時代、不同文化對女性的裝束、發式以及身體的某個特殊部位也有特殊的規訓要求。例如中國女性的纏足，一開始是為了美觀的要求，隨後造成了一種限製女性走動、外出的後果。在中國國內戰爭時期，當局還曾禁止所有的女人留短發，並用是否留短發區分一般女人與革命女性、自由戀愛的女人，對後者加以迫害。再如，不隻是伊斯蘭國家對女人的裝束有眾所周知的要求，在1991年某西方航空公司開除了一名空姐，理由是她拒絕化妝。而莫桑比克的總統是這樣批判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的，他說：“一個解放了的女人是這樣的人：她飲酒，抽煙，穿長褲和迷你裙，沉湎於性放縱，不生孩子。”（French，100）
針對女性身體的一種特殊的“戰爭’是外陰環切術。這一手術不是從伊斯蘭地區開始的，而是從基督教和泛靈論開始的，但伊斯蘭世界中有80%的社會實行這一風俗。
女性一般是如何解釋其美容手術動機的呢？第一，她們並不是為了更漂亮，而隻是想做一個一般人、正常人、跟別人一樣的人。第二，她們做手術是出於自身的意願，不是被男友或丈夫逼迫去做的。第三，美容手術確實涉及倫理問題，必須找理由為自己辯解。
女性主義應當如何對選美和美容手術作出反應？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方麵，女性主義將美容手術視為女性身體的客體化傾向；另一方麵在發表反對選美、減肥、美容的意見時，女性主義又應當特別謹慎。因為這些事既是違背女性利益的，又有大量女性自願從事這些活動，這就使女性主義陷入兩難境地。
女性主義指出，在整飭自己的身體時，女性的地位變得低下、客體化。在許多男權製文化中，女性隻有在外貌、姿態、動作、聲音、身材、精神和價值方麵達到所謂女性標準，才能受到喜愛、雇傭、提拔，才能被選中，任何拒絕和反抗就都要付出昂貴的代價。在這裏，女性受到男性統治的懲罰和規訓，這懲罰就包括：失去建立異性親密關係的機會，不能過上體麵的生活。
1999年，英國女性主義格裏爾（Germaine Greer）出版了《完美女人》一書。她認為，女性仍麵臨許多不平等和剝削、排斥：在健康、性、工作、教育和政治領域，女性有大量時間花費在規訓自己的身體上，以彌補其不夠格的體形、高矮胖瘦、重量、膚色、發型、肌肉、化妝效果和情欲以及它不可挽回的衰老。她的生活浪費在不停地打掃已經很幹淨的東西，喂養並不餓的人，在超市中進進出出。（Dunphy，129）
在美的問題上，女性主義的解決的辦法不外以下三種：
第一種方案就是像一些西方女性主義者和中國婦聯那樣，堅決反對選美；反對女性身體的客體化和病理化；反對使正常的身體和身體功能成為有問題的，需要改造的；減少不必要的美容瘦身；倡導女性不要過多關注外在美和肉體美，更要關注內在美和精神美；充分承認和肯定美的複雜性，將美不僅僅局限於外貌和體型。
第二種方案是反對單方麵選女性的“美”，而要選男女雙方的“美”，也就是說，用男女兩性身體的客體化取代女性身體單方麵的客體化。事實上，從影視傳媒中看，男性美已經越來越多地成為審美對象。這一立論的證據有：美男寫真集的湧現、以男性為審美對象的雜誌以及男性選美大賽等。
還有第三種方案，那就是美的個體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即由每個人自己來做出在美的問題上的選擇。一個人既可以選擇瘦，也可以選擇胖；既可以選擇按某種社會尺度看屬於“美”的形象（比如34-18-34英寸的身材），也可以選擇按這種尺度屬於“不美”的個人形象。這才是最自由、最少壓抑的做法。如果一個社會能夠允許這種選擇，它將是一個使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自由、輕鬆和愉悅的社會。隻是社會規訓的力量常常是盲目的、嚴酷的，並不因個人的意誌而轉移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現實生活中遭受損失的恐懼使個人不敢反抗，不敢去冒這個風險。現實生活中的利益又無時無刻不在誘使人們乖乖地遵循社會的規訓，不願做出個體化的選擇。福柯所謂“隨時隨地的抵抗”就是針對這種規範的力量提出的。隻有有越來越多的個人――男人和女人，願意和能夠做出自己個性化的選擇和抵抗，規訓的強製性力量就會被削弱以至最終被瓦解掉，一個在身體與美的問題上個體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社會才會最終出現。
二、男女兩性的性差異
在對兩性關係問題的研究中，性問題有多麼重要呢？性的問題與性別問
題各自占有什麼樣的位置呢？在我看來，性別、階級、種族、性這四個範疇處在同一個數量級上。性與性別是並列的兩個範疇。但是性問題與性別問題又有著密切的關係。比如說，跨性別傾向（transgender）就和易裝、易性、同性戀、異性戀問題聯係在一起。在我們解構二元結構時，既要解構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二元結構，又要解構男性與女性的二元結構。這樣性問題就與性別問題連在一起了。性的世界中一個最主要的統治與從屬的結構來自性別的差異。當然性別問題還同階級問題、種族問題、文化問題有關，但是性問題是與性別問題聯係最為緊密的一個問題，性角度也是研究兩性關係不可或缺的一個角度。
從女性主義角度來看，性的問題的重要性首先表現在性與男女兩性統治與屈從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女性主義最為關注的與性有關的問題有：性的性別差異、淫穢品問題、賣淫問題、家庭暴力問題、性解放與婦女運動之間的關係問題以及女性主義應當對性采取什麼態度的問題。
第一代性學家艾賓的一個關於男女兩性在性方麵的差異的觀點流行了數百年，很能代表人們對這個問題的傳統看法，他認為，在男女兩性之間，男性擁有更強的性欲望。這種觀念不僅是西方文化的觀念，也是世界上許多其他文化對男女性差異的信念。
西方19世紀的性指南上說：“作為一般規律，女性極少有為自己的性欲和性滿足。她服從於丈夫，但僅僅是為了他的快樂。”（Hyde，400-40]）一位醫生（William Acton）在1865年寫道：“大多數女人很少受到任何性感覺的打擾。在男人是習以為常的事在女人隻是例外。”（轉引自Hatfield，et al，95）1875年，一位泌尿科專家說：一個溫良的女性很少渴望在性方麵來滿足自己。她順從丈夫，但隻是為了讓他滿意。對於19世紀的女性來說，性交基本上是一件令人厭惡的、殘忍的和短促的事情，那時的女性對性活動沒有興趣，也被認為不應當對性活動感興趣。令事情進入惡性循環的是，由於相信女性基本上是非性的，使那個時期的男性為他們不合格的性表現及忽視性伴？的需求找到了理由。而男性的此種表現，又進一步加劇了女性與性的疏離。
在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人類性欲的看法就是這樣的：女性天生是性冷淡的，天生不喜歡性，男人卻受性驅使。這一觀念甚至滲透到一個世紀之後著名性學家金西的調查當中。金西用自己所獲得的資料證明，男性的性生活開始得較早，手淫次數較多，而且從這些活動中達到的性高潮次數較多，他由此得出結論認為：男女的性能力有著本質的先天的差別。作為對於這一現象的經典描述，金西說過這樣的話：“在世界各地的人們當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需要與不同的伴？的性關係。”（Barash，et al，38）弗洛伊德也表達過男性比女性的性能量更充分的思想。
關於男性的性欲比女性強這種印象得到了不少經驗研究的證明。例證之一是一項對發達社會美國的調查，這項調查是在3500位18歲至59歲的美國人中進行的。調查表明，美國男性一生平均有六位性伴？，而女性平均隻有兩位性伴？。（Nadeau，75）另一例證是在20世紀50年代對原始部落民的調查，這項調查在一個叫做艾尼斯。比格的部落中發現，男人比女人更多自慰，對性也更感興趣。土著人認為，這種男女差別的原因是男人吃土豆吃得比女人多的緣故。（Eckes，et al，s5）
在西方的性革命（20世紀60年代）發生之前的時代，男女兩性的性行為模式區別一度表現出下列狀況：一般說來，男性對各種性活動的容許程度和對性活動感興趣程度都高於女性。具體說來，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消費淫穢色情品；更多嫖妓；手淫的比例更大，頻率更高；男性對各種性關係類型的容許程度都高於女性；主動提出性活動要求的男性多於女性；男性當中持有以肉體快樂為性活動目的的人數比例高於女性；男性婚外性關係的比例高於女性；男性假定他人對性感興趣的比例高於女性；男性對強迫性的性關係的容忍度高於女性；男性成為強迫性性關係受害者的比例低於女性。（Sprecher，et al，149）在美國，男性性交快感幾乎達到100%，而女性當中隻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人幾乎每次性交都有快感。許多項調查反複證明，有1。%的美國女性從未經曆過性快感。（Abramson，et al，123）此外，統計調查表明。在所有“怪異”的性愛好上都是男性的人數多於女性，如獸交、戀物、虐戀等性活動。
另據統計，美國九年級的學生中，有過性交經曆的男生48。7%，女生31。9%。十二年級的學生中，有過性交經曆的男生占76。3%，女生占66。6%。在婚外性關係上，男女兩性也有差別，75%的已婚男性和85%的已婚女性否認有過婚外性關係。（Nadeau，73）在20世紀7。年代，佛羅裏達州立大學的學生做了一個嚐試與陌生人交友並邀請對方上床的試驗。50%的男女同意交朋友，但是其中70%的男人同意上床，而同意同陌生人上床的女人一個也沒有。即使在米德所調查的男女性別角色相反的社會中，女性的性行為規範還是比男性的性行為規範要嚴格。（Eckes，et al，37）
男女兩性在性觀念上區別最大的還要算是對偶然性關係的態度，比如對於毫無感情投入的“一夜情”的態度。男性對這種關係的讚成程度一向高於女性。在西方社會，男性往往將愛與性分離，女性則往往被培養成將愛、忠實、親密與性劃等號的人。女性從小被教育為性關係要以人為中心，性和愛不可分割；而男性則被教育為性關係要以身體為中心，性的目標是肉體的滿足。許多女性認為，隻有在有感情的情況下，婚前性行為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對於男性來說，有感情當然好，但不是非有不可的。
一項以32個國家為對象所做的調查研究表明，62%的國家中男性對於性伴？的童貞要求高於女性，其中包括美國；其餘38%的國家男女對於性伴？的童貞要求相等――或者男女兩性都認為重要，或者男女兩性都認為不重要。（H&；tfield，et al，124）
不僅社會的觀念和行為規範如此壓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權利，女性自身也會通過社會教化的過程，把這種觀念內化，從而形成被扭曲的女性主體。這種女性主體對自身性欲望的壓抑表現在三個方麵：第一，在性關係中絕對不願表現主動性，對男性采取服從的態度，對男性有恐懼感，不敢堅持提出快感要求，不敢要求充分的刺激，以為一旦男性達到高潮，性交就完成了，隻關注給男性帶來愉悅，不關心自己的愉悅；第二，對性活動本身的自我壓抑，其中包括對性欲望、性喚起和性快感的壓抑；第三，性欲低下。（Stimpson，et al，53）
總而言之，從對男女兩性在性問題上的表現及觀念的分析中，人們得到的一般印象是：男性比女性的性欲更強，對性事的興趣更大，對性伴？數量的需求也更多。
顯然，這種傳統的以女性為非性的觀念同在許多社會中存在的男女雙重標準不無關係。經驗調查所發現的兩性性行為模式的差異並不能說明女性的性欲和性能力確實低於男性，而是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受到了社會規範的壓抑從而沒有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的結果。因此，從表麵現象看，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似乎超過女性，但如果我們觀察這種現象背後的社會運行機製就會發現，這種區別並非來自兩性生理的區別，而是來自社會規範的影響。雙重標準的社會規範幾千年來一直向女性灌輸這樣的觀念：男性的性欲望比女性更強，性能力比女性更大。結果不僅男性相信這種說法，就連女性也對此信以為真。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女性相對於男性的性欲低下並非由生理決定，而是受社會規範塑造的結果。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抑在性問題上的表現就是女性的性欲低下、性冷淡和女性這個性別的非性化。
盡管長期以來，無論是科學界還是一般公眾都對於男強女弱的觀點信以為真，但有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男女兩性的性喚起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女性主義因此認為，上述神話之所以能盛行有大可質疑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男權社會為了貶低和壓抑女性的性表達、剝奪女性的性權利而有意製造出了那樣一種觀念。在許多文化中盛行的男性需要多性伴的看法和說法，為男性的性行為其中包括剝削和傷害女性的行為提供了生理的依據。雖然現代科學早已否定了這種貌似科學的以生理學麵貌出現的衝動理論，但一般公眾中還是有許多人相信這種男女兩性生理上的區別決定了他們不同的行為模式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