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性派女性主義的第一個攻擊目標是兩性之間的性關係本身。
德沃金明確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異性性交本身就是對女性的奴役、貶低、玷汙和壓迫。她聲稱，“如果人類的目標是普遍的和平，那麼結束性交將是一個基本的完全符合邏輯的步驟。”她還公開承認，“我就是拒絕說我不反性。”（轉引自Abramson et al，181一182）德沃金1992年11月在倫敦對《晚報》記者說：“事實就是女人並不那麼喜歡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我們以為自己喜歡性，就像有些奴隸以為自己喜歡摘棉花一樣。”（轉引自Grant，9）
反性派女性主義者傑弗瑞斯則提出了一個旗幟鮮明的口號：“從所有未經邀請的男性接觸中解放出來。”（Jeffreys，5n Coveney，et al，22）在《反對快感》一書中，傑弗瑞斯說：“異性戀就是使男性優越的社會得以形成的體製，因此它必須被廢除。”她斥責那些屈服於對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說她們的傾向是男權思想的回潮。傑弗瑞斯將異性戀與其性別基礎相分離，置於另一種兩分結構中，即兩性權力區別的結構中。她認為，“異性戀欲望是性感化的權力差異……它起源於男女兩性的權力關係，即使在同性關係中也可以存在。”（轉引自Wilton，5n Adkins，et al，106）
麥金農在談到那些認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關係的女性時說：“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為你高興；接下來的反應是，你可能有沒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後的反應是，再等等看。真實的情況是，男人和女人是在兩性不平等的情況下經曆性行為的。在觀察了我的許多朋友之後，我得出結論，平均來說，男女雙方一般隻有兩個星期的平等。”（MacKinnon，5n Stanton，132-133）
反性派女性主義者認為，異性戀性關係本身就是男性針對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壓迫的階級，這一壓迫是通過性統治和性控製實現的。男性對女性的性統治是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方式實現的。直接方式是指通過強奸及其他明顯的性強迫方式，間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育成把自己身體的性殖民化當做性快感來對待。男性對女性的壓迫還擁有一種其他壓迫機製所沒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質作為社會控製的力量。它的表現形式包括強奸、性謀殺和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場所的性騷擾以及對兒童的性虐待（其中90%是女童）、打淫穢電話等。女性不斷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脅，不斷被提醒她們所處的低下地位，不斷因為是女性而受到懲罰。性暴力表明，統治、貶低、羞辱女性的欲望隻不過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質的極端形式而已。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質包括暴力、攻擊性、陰莖中心、性與愛的分離、女性的客體化、戀物傾向、不可控製的性衝動等等。（Coveney，et al，13-17）
反性派女性主義就是這樣將兩性間的性行為定義為男性權力的實踐。反性派女性主義活動家用這種觀點向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挑戰。這就是她們對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品的分析的基調，也是她們對男性的性定義和性結構所做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性主義的第二個攻擊目標是性的商業化。在西方，女性參與性工業的方式可以被概括為五大類：脫衣舞女，色情舞女，賣淫女，色情電影女演員，色情照片女模特。激進女性主義者反對所有這一切，認為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是父權製環境中使男性無條件接觸女性的合法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也否定這些活動，但她們是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的，她們認為，這種現象是婦女的貧困和婦女在經濟上受歧視造成的，是經濟上的受壓迫地位導致婦女成為男性的性客體。
反性派女性主義的第三個攻擊目標是性解放和對性的開放態度（be pro- miscuous）。她們認為，如果性解放的條件由男性來決定，性解放就絕不是女性的解放。在19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性主義者激烈抨擊與陌生人發生的開放的性活動，那些在單身酒吧和夜總會尋找性伴的性活動。此類性活動以及虐戀性活動、成人與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動、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戀性活動，都被劃歸統治與屈從的父權製關係，被認為是反女性主義和反女性的。她們認為，女性看重的是親密的性關係和浪漫的溫存，不喜歡情感淡漠的性關係和作為性客體的“一夜情”。從這種觀點出發，對女性來說，良好的性活動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點時感到安全的性活動，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著性虐待和性剝削的威脅的性活動。因此，對於女性來說，真正能夠使她滿意的性活動就是同一位可愛的忠實的伴？之間的一夫一妻製的性活動。在這個艾滋病時代，開放的性被視為危險的性，開放的性有多個性伴，而有多個性伴被視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性主義的第四個攻擊目標是女同性戀活動。在1969至1971年間，美國全國婦女組織（NOW）企圖將女同性戀者從她們的組織中清除出去。這種傾向被弗裏丹（Betty Friedan）稱為“紫色威脅（1avender menace）”，是向男權主義性關係的倒退，會對女性主義運動造成損害。但是在隨後的l。年間，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成為婦女運動的決定性力量。對女性主義政治與女同性戀性傾向的這一結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的一句名言：“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然而，由於許多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並不把自己的性傾向看做是有意識的政治選擇，而僅僅視為一種性傾向或一種生活方式，這一概括在女同性戀者和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中間仍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提法。
反性派女性主義的第五個攻擊目標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動。在1980年，全國婦女組織提出反對虐戀和跨代性關係，提出的原因同10年前反對女同性戀一樣，即父權製的壓迫性的權力關係與女性主義原則不符。這些受到攻擊的所謂“反常”性傾向除了虐戀和跨代性關係之外，還有異裝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戀關係等等。反性派認為，上述傾向是具有壓迫性質的傳統男權製中的性角色分王的再現，而女性主義的目標就是要從這種壓迫中解放出來。此外，易性傾向也在被批評之列，易性者被批評為希望按照父權製模式給自己換一個“正確的”身體。
總之，她們給所有這些“反常”的性活動戴上了一頂“政治上不正確”的帽子，她們把具有壓迫性質的、男性中心的性關係稱為“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反性派女性主義者認為，無論是男同性戀中成人與少年的關係，女同性戀中分男角女角的關係，還是虐戀關係，都屬於具有壓迫性質的性關係，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為這些性關係所做的辯護則認為，上述關係並不是對父權製的統治屈從關係的模仿，它是人們探索自己的性本質的具有正麵價值的創造性的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看來，反性派女性主義者製造了一個具有壓迫性質的性環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壓迫性，至少是同舊的壓迫製度相等的，它拒絕了男女兩性充分實現其熱情和快樂。
在反性派女性主義和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的論爭中，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是一個獨特的群體。她們一度被稱為“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她們的觀點認為，異性戀是男性統治和女性受壓迫的中心所在，隻有女同性戀才是女性主義的政治實踐，雖然並不是說所有的女同性戀者都是女性主義者。然而，女同性戀的政治立場並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關係，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間不建立性關係。“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這一口號風行一時。
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國，許多女性主義者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性本質和修正自己的性實踐。有些人脫離了男性，開始與女性結為伴？，或者仍然保留異性戀關係，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動。她們認為，對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為都屬於侵犯行為，它有損於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對於男性來說，它是權力和主宰的行為，它使男性變得強大，不僅超越一個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體。英國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組織利茲革命女性主義團體就持有這種看法。（Cooper，43）對於許多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來說，這些改變被視為性革命的開端。
在當時的女性主義陣營中，許多女性認同女同性戀，不僅是把它當做一種性傾向，而且是把它當做一種政治選擇。這一選擇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為她們認為。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權力和統治的成分。由於女同性戀拒絕了兩性關係而選擇了女性，她就蔑視了現存的政治體製。在當時的政治潮流中，許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戀並不一定是性傾向上的女同性戀。
這種政治性的女同性戀是對一個理論的最終拒絕，這一理論認為，性僅僅是女人不得不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則認為，作為女性階級的一員，我們性實踐的政治意義隻有兩種：或者是對性階級及異性戀意識形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再生產，或者是脫離異性戀及其意識形態。（Cooper，44）由於這種觀點過於激進，難以得到廣大婦女群眾的認同，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所期望的分離主義的性革命一直沒有到來。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中的最極端者認為，作為女同性戀者不僅意味著異常的性行為，而且意味著異常的性別行為：不屈從於父權製的性別角色，以及性別的反叛，甚至是徹底脫離女性這一性別，把女性性別本身視為象征性和實質性地對男性權力的服從。在這一激進女性主義的模式中，性別不再限於男女兩種，而至少有三種：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戀。
概括地說，當時的政治性女同性戀者不僅把性看做個人行為，而且看做一個鬥爭的舞台，在這一鬥爭中，男性的統治和女性的屈從或者被鞏固和維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戰。她們反對把性僅僅看成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傑弗瑞斯指出：“一個基本假定認為，性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或許社會與政治壓力對臥室中發生的事會有一些影響，但是性行為並不被認為能夠影響臥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權力關係結構。性被理解為私人生活的最為個人的領域，因此規範男性性行為的婦女運動被視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誤解就不足為怪了。”（Jeffreys，in Coveney，et al，25-24）
然而，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潮流開始消退。女同性戀者“變為正常人”；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也開始尋求插入式性活動的快樂；許多認同女性主義的女同性戀者公開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話語，以頗具危險性的語言取而代之，例如操、來快感、虐戀、皮革服裝等等。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有時會故意使用一些驚世駭俗的話語，以矯枉過正的衝擊力來對付傳統的男性話語和男性觀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格裏爾（Germaine Greer）激情澎湃地寫道：“革命的女性可能會參加婦女解放組織，痛罵警察，對他們大喊大叫，同他們格鬥，但是你聽到過任何一個在街上遊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說‘來發掘它吧，女陰是美的’嗎？伊甸園就是女陰。美麗聖人曼朵拉就是女陰。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陰。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門。女陰就是將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陰就是知識。知識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動。女陰就是性感科學的象征，是對瘋狂征服一切的技術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須掀起，緊身內衣（女人穿它的曆史隻有一個世紀）必須永遠拋棄。發掘女陰的時刻到了，而女人必須首先來做這件事。”（轉引自Grant，10）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格蘭特指出：“陰莖統治的時間太長了。在大英博物館裏有一個公元前430年一前420年的水甕，上麵畫著一個女人正在澆灌一排竹筍一樣的陰莖。這種女性為男性的性器與權力的圖騰服務的圖景已延續了太長的時間。下一步將不可避免發生的將是以陰蒂陰道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沒有男女兩性之間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徹底完成。未來的性將推翻陰莖中心主義，結束壓製同性戀的法律，將有更多的陰蒂中心的活動。”（Grant，260-266）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麥肯西則這樣說：“為什麼女性主義還在讚賞天真？為什麼天真仍被視為美德？性壓根就不是什麼值得羞恥的事，為什麼我們還要尊崇天真？難道它的對立麵是有罪的和應受責備的？我們好像不應當喜歡性，我們不被鼓勵對性持有正麵的看法。如果我們有了性經曆或者承認自己喜歡性，就會被視為‘肮髒’或‘墮落’。我們對被人視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了這樣的觀點，認為一旦參與性活動，我們在其中隻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包括女性主義者）仇視喜歡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歡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歡性，那麼我們就不再是一個暴力和強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歡性，那麼性就不再是女人為從男人那裏得到的東西（家庭、婚姻、愛情、安全等）所付出的‘代價’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歡性，那些隻是為了保持某種關係而不得不欺騙自己、出賣自己來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喪失了這樣做的理由了。”（Mackenzie，in Assiter，et al，140-142）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是：隻反對性別主義，不反對性。她們對德沃金和麥金農等人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為它在兩個層次上過於簡單化的。其一，將女性所受的壓迫簡化為性客體化和性壓迫；其二，將性視為僅僅是男性對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對女性完全是負麵的、危險的事。性可以成為一種壓迫機製，但它也可以成為女性正麵發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覺和思想、行動。反性的女性主義的最大錯誤是認為，異性戀的目的和性別主義就是男性想讓女性為他們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樂的陰謀。
當然，性自由派對於男權社會中的性也不是毫無批評的。自由派女性主義者對男權社會中的性的批評認為，非個人化的純粹為性而性的行為是男性的變態表現，男性應當向女性學習的是，性可以是一種範圍更廣的、更富於情感的表達方式。雖然她們從多方麵，多角度對男權主義的性觀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絕不是反對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視福柯的思想。福柯對於女性主義的吸引力在於，他激進的反本質主義立場，以及他關於性是由權力構成的而不是僅僅是受到權力壓抑的這一觀點。盡管福柯很少關注女性主義和性別問題，但是他對身體的關注，他將身體當做話語權力的彌散的載體這一思想，開啟了主體性別化的思維方式。在西方，身體長期以來一直與低下、異類、被壓抑者、肮髒、惡心、性以及女性聯係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為人的身體“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性主義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歡迎男同性戀與女性主義的結合，他認為，“這就使同性戀能夠表明，他們對男性的愛好並非陰莖中心論的另一種形式。”（轉引自Helperin，89）
福柯關於女性主義與性的關係的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這樣的：“長期以來，他們試圖將女性限製在性的領域。多少世紀以來她們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麼都不是。’而這種性根據醫生們的說法是脆弱的，幾乎總是病態的，或總是包括病態在內的。‘你是男性的病態。’但女權運動做出了挑戰性反應：我們天生是以性為主的嗎？那麼好吧，讓我們就這樣獨特地存在，就這樣以我們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讓我們接受它的後果，重新創造我們自己這種類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存在……”（Foucault，1988，115-116）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認為，西方20世紀70年代的性革命對女性的影響比對男性的影響要大。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多數女性接受被動角色。她們避開性這一罪惡，通過幻想強奸來躲避對性欲的罪惡感。在傳媒中，女性總是被表現為非性的，使人聯想到死亡與責任。各類傳媒總是將女性表現為避開欲望的、討厭快感的、在性方麵天真無邪的人物。在經曆了性革命之後，女性的性模式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女性幻想著掌握她們喜歡的男性，與許多人共享性快樂，以她們願意和喜愛的方式付出和獲得她們所向往的一切性快樂。
在20世紀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發生了激烈的變化，性革命並未因裏根和撒切爾的當選而停止，它在私人領域內化和發展。性的虛無主義的泛濫、艾滋病的肆虐、死亡的威脅以及對未來的失望被新出現的女性豐富多彩的性活動所扼製，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見的。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後現代女性主義更是在性的問題上大作文章。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把性作為生命力的培養力量，將生殖器當做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與精神相分離的肉體來看待。她們用性的語言、圖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們將性的檢查製度視為反藝術和反人性的。她們通過對性的肯定為自身賦權。她們通過愛上性的自我而獲得快樂，治療這個病態的世界。
有西方學者將性道德的變化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類的性活動處於自由散漫的狀態，賣淫、通奸和隨意的性交都不算不道德行為。在第二階段（從紀元到20世紀中期），隻有婚內的性活動才是道德的。在第三階段，人類將享有完全的性自由。第一、三兩階段的區別在於，第一階段隻有男性享有自由，第三階段女性也享有自由。
我們現在正處於第二階段。用福柯的話來說，在近現代，出現了性的話語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與性有關，從孩子的壞習慣，到成人的肺結核，到老人的腦中風。福柯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和目標就是破除科學家、心理學家、性學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經營的性專業的神秘性，破除性的確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時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曆史地建構起來的。他認為，並不存在這樣一種東西：即某種固定的性衝動，一種本質。性是曆史的產物。不同的時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話語。福柯研究這些話語是如何塑造了我們關於性的觀念，又是如何規訓和控製了我們的身體的。
福柯認為，性的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沒有單一的性史，隻有多個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義與社會的權力關係有關。對福柯來說，性存在於權力關係的交叉點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教師和學生之間，牧師和俗人之間，行政機構與人口之間。
按照福柯的邏輯，當我們用對立的話語反擊壓迫時，例如用女性主義話語挑戰男尊女卑，用同性戀話語挑戰將同性戀行為定義為變態的醫學話語時，我們就進入了統治話語的領域。我們發明了新的標簽和身份，它在向壓迫挑戰的同時，又用新的方式壓抑我們：使我們陷入一種身份；強迫我們遵循我們所從屬的群體或社區的規範；建構我們的思維模式，作為2l世紀的同性戀者、女性主義者或反對性別主義的人，應當怎樣思想，怎樣做。按照福柯的思路，性專家壟斷了傳媒上的知識，向我們銷售一套適應我們身份的商品。我們剛想改變一個體係，立即就成了這個體係的一部分。權力關係和話語在不斷改變，可是我們永遠不能逃避開它們。因此，抵製和反抗是一個持續的事業，它在隨時隨地發生著。按照福柯的觀點，20世紀60年代在西方發生的事態並不是性的解放，而是權力在性問題上的新話語與新技術對舊話語和舊技術的勝利。
雖然女性主義對福柯讚賞有加，但是也批評了他的性別盲點：他處理人的身體好像它是非性別的。其實在現實社會中，女性被規訓為比男性更加馴服的身體，而這一點被福柯完全忽略了。最尖銳的批評甚至認為福柯在重新製造女性的“不可見性”。（S。L。Bartky，轉引自Dunphy，29）人無完人，福柯不是神，他也有著源於自身社會地位和處境的種種不足之處。像他這樣涉獵了很多學科和很多重大話題的“一般知識分子”（相對於特殊的專業知識分子）竟然幾乎沒有提到過性別問題，不能不被認為是他所處的優越社會地位（白人，男性）和性傾向（男同性戀，與女人幾乎不發生關係，對異性毫無興趣）所帶來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