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有文化，他對明天隻有這個小小的祈願，祝他如願，也一定能如願！我想對他說的卻是：“不，平措，你有文化。你在無數座你所攀登的高峰上，在那登山途中的狂風暴雪裏，已為我們的後代創造了一種文化，那是珍貴的山文化，她給予人們的東西遠遠超出了登山，人們會記住你的名字……”
加布從山上的營地撤下來了，他在喇叭口修路時傷了腳。隊裏為了保存突頂力量，讓他下山醫傷，休整後再上去。
司機群央背上一支槍穿過原始森林去迎接他。下午，我正在食堂的帳篷裏采訪老炊事員瑞師傅時，遠方突然傳來了一陣歌聲。我一聽就是群央，趕快跑出帳篷，見群央一邊扶著加布從林中走出來，一邊高聲唱著歌。加布一瘸一拐，看來腳傷得不輕。大本營裏的戰友都跑上去迎接他們，大家都惦念著加布的傷。群央幫他脫下鞋，見他的腳踝腫得像發麵饅頭，大家趕緊打熱水的打熱水，取藥的取藥。加布笑著說：“不要緊，過兩天就又能往山上跑了。”大家這才放了心。
加布正當而立之年，曾於1990年5月，在中美蘇和平登山隊攀登珠峰時登頂。
我掛念著山上，便和加布聊起天來。
加布說：
建軍這次不容易，父親得了癌症在北京住院，母親在新疆。誰知他父親還能活幾天？連在身邊照顧一下都不可能。幹我們登山這行的，都對不起家裏人。1984年我在北京集訓，準備一年後攀登那木納尼峰。我母親為我們受了一輩子苦，我長大了才明白母親帶我們有多難。我一去登山，進了山就想她。她更想我，為我夜夜睡不著覺。母親有個願望，就是要到拉薩去朝拜。1983年，我帶她去了，這是我唯一感到安慰的，要不然我會後悔得哭死。那一次是我和她見的最後一麵，早知道，我一定會多陪她幾天。就在我到北京集訓時，她病了，不久就去世了，死前最後還叫著“加布，加布……”。直到登山結束後，我和次仁多吉、大齊米等撤下來到了拉孜縣，那天，我還去廟裏給母親請願，願菩薩保佑她老人家。晚上，我們圍在一起喝酒，大家都不說話。我很奇怪，看到隊友們喝得比往日都多，眼都紅了。我沒喝多少，但心裏不知為什麼不好受，就回房睡了。誰知，次仁多吉搖搖晃晃地進了我的房間，發呆發了半天才說：“加布，有件事，不知怎麼對你說。”我呼地爬起來：“說吧，怎麼說都行！”我感到不好了。“你母親去世了。”我不信。大齊米也說：“是的。加布，你別難過。”這時我才知道，母親死了都快一年了……那幾天，我不吃不睡，也流不出眼淚了，隻拚命抽煙，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我再去寺廟，花了很多錢，不能祝母親身體健康和平安了，隻求她原諒我，求菩薩早日超度母親，在西天不再受苦。當天我趕到拉薩，進門就問舅舅，為什麼當時不告訴我？舅舅哭著說：“你母親也不讓告訴你，怕你登山時心裏著急出事……”我放聲大哭……我去大昭寺請回酥油，在母親死時的床前，點上長明的酥油燈……這，也是一個山的兒子。
為了山，他永生都感到對不起母親。慈母之恩，今生今世無法報還了。
不僅是一個加布。
加布講到的陳建軍，父親在癌症晚期時，千裏迢迢從新疆趕到兒子工作的北京住院，卻見不到兒子。我因為回京給日方《讀賣新聞》社送資料而提前下山了，便帶著從大本營的話筒裏錄下的他給父親的話，來到老人住的腫瘤醫院。我握著老人的手，打開了錄音機：
爸爸，您那麼遠到北京看病，我又不能在床前伺候您……您要多多保重，等著我！等著我回去……老人曾是一位軍人，是他把兒子送進登山這個行業的。他那慈祥的臉上，泛起了欣慰的微笑。但是，他的雙手在抖……老人對我說：“請告訴他，我很好，就說我的病快好了。叫他和同誌們緊密團結，完成好登山任務。”
還不到一年，老人就去世了，帶著他對兒子的愛和對登山這項事業的理解。願他在另一個世界安息！願我們任何時候提起山來，都不要忘記這些登山者堅強的父輩及所有的親人！
建軍及所有的漢族隊員們，也完全可以驕傲地說——我，是喜馬拉雅的兒子！
喜馬拉雅。祖國所有的雪山。雪山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