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本營，我便常常和秘書長於良璞、老曾及台灣的電視導播黃國治等人聊天。在這裏，我聽到了許許多多登山者的故事，真正開始了解這項勇敢者的運動。山的悲壯與豪邁，令我熱血沸騰，我明白我的骨子裏有一種應當珍惜的東西和這一切相契合。
這是我一生都體會不盡的感覺。
不上山，不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一段，你是感覺不到，也是無法想象的。現在我明白，說得出來的東西，畢竟有限，而更多的東西是說不出來的。
4月10日，我隨老曾和李淳容再次來到珠峰墓地，他們兩人麵對英雄的墓碑和珠峰，有一段很有深度的談話，我記錄了下來--李淳容：清明節時，我們曾來過這片墓地，盡管當時珠峰被雲霧所鎖，我的心情仍格外激動。這次台灣不少人是第一次來到珠峰，但珠峰的攀登史，是激動人類心靈的文明史。一代一代登山者前赴後繼走過來，已有半個多世紀，其中有一些人永遠躺在這裏，可那可歌可泣的英雄精神卻永遠留給了我們和後人。今天，我們有幸站在這裏，感觸很多。曾隊長，您已是第十五次來珠峰了，您有什麼感想？
曾曙生：登山者是堅強的，但感情也同樣是脆弱的。你看（指著尼瑪紮西、羅朗、王洪寶的墓碑），這裏躺著我的戰友，就連這塊碑也是1979年他們在珠峰遇雪崩犧牲後我們親自刻的。我們和許多登山的戰友，將永遠懷念他們，包括這墓地上許多外國的登山遇難者。他們長眠了，立起的卻是人類不屈之碑！這種英雄主義精神，對於我們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來說，都是一筆永久的財富。
李淳容：是，我們這次合成一支隊伍攀登珠峰，其意義也在這裏。
曾曙生：可我們也要不斷開拓和創新。內地單獨登珠峰是1960年和1975年兩次，人員都比較多，甚至上百人組隊。今天應當反思，這樣做代價太大，不利於登山活動的開展和發展。我們這次兩岸組隊，全隊僅34人，這種精幹的隊伍本身就有了開拓意義。
李淳容：從發展的眼光來看登山，我們應當接近登山本身所賦予的意義。比如和大自然的親近、強調團隊意識、提倡愛與付出等，這都是登山者在大自然麵前對人生思考的升華。
曾曙生：是，我們內地登山者對山也早已不用“征服”二字，而講“與山對話”、”人與山的和諧”。這是一種觀念的更新。山給人的東西是主體的，能和社會、人生的很多東西溝通。一個不熱愛自然的人，不會是一個完整的人。這次，我們兩岸的山友走到一起，就感到兄弟般親密。對山的看法，共同點那麼多，那麼一致，很令人高興！就這一點，無論這次攀登成功與否，收獲都是巨大的。
李淳容：是的，我們正在進行著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次攀登。
自4月12日闖過“大風口”建起7790米的5號營地後，珠峰天氣突然轉壞，連續幾天8級以上的高空風肆虐狂吹，這使得14日挺進5號營地的計劃一拖再拖，修路組也隻能撤回到4號營地。18日，風勢稍減，加措等四名修路組隊員和運輸組的拉巴從4號營地向5號營地運輸氧氣等物資，做衝擊6號營地的準備工作。同時，運輸組王勇峰、吳錦雄、伍玉龍也自4號營地向5號營地運送有關物資，並準備19日進駐5號營地。當天下午，伍玉龍回到4號營地後，進了帳篷想為隊友王勇峰燒點兒開水。他一搖瓦斯罐，發現沒有氣了，就擰下這個空罐準備更換一個新罐。不料遇到明火，致使帳篷突然起火，一下子把帳篷、兩人的睡袋、氧氣麵罩等物資全部燒毀。他們兩人隻得臨時下撤到3號營地。
修路組卻又有了新的重大突破。20日上午，五名藏族隊員（其中包括拉巴）背著12瓶氧氣、繩索和其他物品，自5號營地向上攀登修路。下午天氣變壞，高空風加強，能見度降低。直到下午5點，加措才到達8000米的6號營地，隨後其他隊員也抵達。至此，突擊頂峰前的倒數第二個營地--6號營地的路線被順利打通。但由於天氣不好，隊員們當晚下撤到5號營地。
於是，大本營開始考慮衝頂的突擊隊員的人選了。
登頂者，將會是誰呢？
嚴峻而艱難的抉擇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