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者走向雪山之後，前麵有兩座雪山：一座是自然的山，一座是自我的山。攀登後一座山，更難。
整個登山過程，最關鍵、最難做出的決定就是確定突擊頂峰的人選。
可以說，每一個登山者來此尋找的，都是登頂之夢：向極限和自己挑戰，站在自然和自己的一個偉大的高度上去領略巔峰的魅力，盡享奮鬥中收獲的歡樂。但世界最高的珠峰難度又明顯擺在那裏，全隊每一個人都登上頂峰，是不可能的。每年，珠峰之下有若幹從世界各地來的登山隊，來此尋找登頂之夢，而真正能夠成功，即便一個隊有一個人能攻上頂峰的都非常稀少。大多數的隊伍，留下的是失敗的遺憾。
是的，真正的人不懼怕失敗，所有偉大的登山家之所以偉大，就因為他們重視的不是登頂，而是攀登的過程。但是，盡最大的力量取得成功，或者在幾乎不可能成功的條件下創造條件向成功的路上邁進，這又是每一個登山家毫不放棄的，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
登頂是什麼？意味著什麼？
假如真實、明白袒露自己胸懷的話，答案會有兩點：它滿足了人的創造欲，充分體現了人的力量；還有隨之而來的榮譽、鮮花和掌聲以及物質的回報。我付出了，我理當索取，似乎是有道理的。
但登頂也同樣將給所有的登頂者一個嚴峻的考驗：人生真正的巔峰在哪裏？登上頂峰的人是否就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者？榮譽會不會形成自我的枷鎖，被它禁錮之後反而失去了自己？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在於，登山是一個集體項目。每一個成功者的後麵，都有無數的人為他鋪平道路，做出可敬的犧牲。登頂的果實，其實代表的是集體的心血和努力。
但是，我們是現實的人，我們走到珠峰腳下，都帶著自己一定的生活觀念，彼此是有很大差異的。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登山者一走向雪山之後，便馬上成為一個有思想有氣度的登山家；我們隻能在人生的攀登之中，默默體驗，漸漸成熟。從這個意義上說，登山者走向雪山之後，前麵有兩座雪山：一座是自然的山，一座是自我的山。攀登後一座山，更難。
從4月中旬起，大本營就開始醞釀突擊登頂的人員名單。
這要根據山上每一個隊員各個方麵的情況才能決定，身體及體力狀況、技術、心理素質等等。
就是在這時，兩岸登山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大。
4月15日，在3號營地的台灣攀登隊長張銘隆和周德九下撤到大本營。張銘隆因第一次行軍時在暴風雪中凍傷了雙腳，如今傷勢加重隻能下撤。周德九是因台灣那邊的公司業務急需回去。
周德九是電器方麵的行家，也是在山上體力和適應性很好的隊員。他的文化素質較高，為人很直率。在攀登期間他恪盡職守，為山上的通訊聯絡付出了很多心血。暴風雪中，他曾抱著電池睡覺，保證了山上和大本營的聯絡。他此時的下撤，會給其他的台灣隊員帶來一定影響。
他為什麼下撤？真是公司急需嗎？連我也存在疑問。
阿九很直率，對我說：“我是可以留在山上的，但我覺得必須下撤。因為我感到這樣攀登下去和我進山的追求不符。我覺得山上的一些做法背離了登山的意義，失去了價值。我不想再攀登下去，這是耽誤時間。”我很感謝阿九這麼痛快，登山者本當如此。
那麼，矛盾究竟在哪裏？
由於台灣隊員的體力和攀登經驗較內地隊員有差距，所以山上的攀登運輸計劃隻能依靠內地的攀登隊長金俊喜安排。7790米的5號營地打通後，隊員們從3號營地往上運輸，便成為重要的一環。全隊到日喀則時，吸收了四名藏族的高山協作隊員拉巴、頓珠、次仁、小拉巴。沒有想到頓珠上山後高山反應嚴重，吐得厲害；次仁手腕被凍傷，他們隻能負責在3號營地做飯。拉巴又加入了加措等四名藏族主力隊員的修路組。這樣，運輸組的任務一下子重了。
運輸組為台灣隊員張銘隆、黃德雄、吳錦雄、周德九、吳俊、伍玉龍和內地隊員王勇峰、馬欣祥、小拉巴九人。按登山的規律要求，隊員們運輸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向上背物資，二是不斷地上下取得一定高度的適應性。無法設想，一個隻適應在海拔6500米高度的隊員，會在突頂時能夠一下子上到頂峰8800米以上的高度。
但台灣隊員的體力明顯較差，吃苦必然很多。張銘隆雙腳凍傷，伍玉龍扁桃腺發炎，吳俊體力下降，內地隊員馬欣祥左手指也凍傷了。一般而言，內地藏族隊員向上攀登三小時，台灣隊員需要十個小時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