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珠峰的嚴酷，台灣隊員的準備不足。
而對兩岸相隔40多年後，文化、觀念等方麵的差異，台灣隊員和內地隊員雙方的準備也不足。這是很正常的。
客觀地說，台灣的山友隻要走向雪山，便都是不怕吃苦、勇於向自我挑戰的。暴風雪中的那一次緊急下撤，多名隊員凍傷，這與內地方麵的指揮和安排失誤有關，但大家都沒有怨言，體現了理解和團結，情緒仍未受影響。從3號營地到7028米的北坳運輸，台灣隊員體力差，但都在頑強地盡力去完成任務。他們所受不了的，是內地的一種習慣--用行政命令來指揮執行任務。
這就是周德九所說的“背離登山精神”。
他們在登山活動中，強調的是情感交流，尊重個體差異。張銘隆在動員隊員行動時愛說：“你同不同意這樣的安排？你認為怎麼做好？”而軍人出身的內地攀登隊長金俊喜習慣的說法是：“你今天的任務是這樣，你必須完成這個任務。”哪一個對？哪一個錯？--答案有這麼簡單嗎？
從感情和理性上講，周德九的意見有一定道理。登山的目的之一，是尋求人的價值體現。人應當有自己的人格和選擇權，人人都應當尊重相互的個性。假如一切都聽命於別人的指揮和安排，人是不是就成了機器人？
但金俊喜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有道理的。這裏有登山的極特殊性。如，登山是一個集體性的準軍事行動，要不要命令？假如都強調個性差異，任務完不成怎麼辦？登山的好天氣周期太短，稍縱即逝，登頂的機會就會失去。隊員的高度適應如果不好，在登頂時出現危險怎麼辦？而在運輸的安排上，金俊喜也已考慮和安排了對台灣隊員給予適當的照顧--從運輸次數和重量上。台灣隊員從3號營地到4號營地的運輸，最多運了五次，內地隊員王勇峰運了九次。
還有，兩岸登山者在攀登過程中的做法上也有差異。內地曆來不分主力隊員和替補隊員，所有隊員均應參加運輸、建營、修路，然後從中選出技術強、體力好的隊員組成突頂隊員。這是很有道理的，能鍛煉一支較過硬的隊伍。台灣以往在海外登山，運輸和建營工作大都依靠雇傭的民工。
兩岸的觀念差異，難道會形成珠峰的又一場“暴風雪”？
可人類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樣的暴風雪，磨練著我們海峽兩岸同一個民族的登山者。我們應當有信心、有力量，超越自己，共同衝出這場“風雪”。
老曾在認真聽取了張銘隆和周德九的意見後，又和山上隊員做了溝通，決定馬上召開緊急會議。
老曾說：“世界和我們已經進入了九十年代，很快我們就要向二十一世紀邁進。我說這話的意思是，今天的我們絕不是過去那種閉關自守的我們！觀念上的東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馬上要雙方判定對錯，在這裏就是爭出個一二三，也不會有意義。所以，我們不去糾纏這些。我們還是實事求是地尋求一條解決問題的路。有沒有？有的，因為我們是親骨肉、親兄弟。登山者應當有這種胸懷。兩岸的山友相隔40餘年後組成一支隊伍一起登山，這壯舉首先就是我們能夠戰勝各種困難的前提。讓珠峰作證，這一點艱難不在我們腳下！山上一些失當的安排，我負主要責任，我們內地方麵有失誤，請台灣山友諒解。下一步的做法是，因為台灣隊員體力較差，作為內地隊員，首先想到的應當是照顧好台灣隊員，其中也包括尊重台灣隊員的一些看法。”這一番熱情誠懇的話，使人們麵前的“雪霧”頓然飄散。
老曾說：“還是一家人！親兄弟間有點兒隔閡，化解了，隻能使感情更深！”4月19日，台灣由商人、醫生、建築師、畫家、登山愛好者等組成的支援隊，在蔡添財的帶領下攜帶一萬多新台幣的藥物等物品來到珠峰大本營，對全隊支援慰問。但是，大部分人隻住了一夜後，因高山反應強烈，隻得馬上下山，自樟木出境，轉道尼泊爾返回台灣。
4月22日，山上天氣轉壞。全隊決定，山上所有隊員下撤到海拔6500米的前進營地（3號營地），好好放鬆休整幾天，準備5月初向頂峰衝擊。
老曾對內地隊員的要求是：盡一切力量、盡一切可能、盡一切可以付出的代價，幫助台灣隊員登上頂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