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形式作用巨大；經曆豐富是個“大便宜”）
歌德今天給我看了他兩首極有意思的詩，兩首總的傾向都高度倫理化，但一些個母題卻自然、真實得毫無保留，以致世人很可能習以為常地稱其為不道德的詩。也正因此吧，他把它們密藏起來，不打算公諸於眾。
“倘若智慧和高度的教養能轉變成公眾共同的財富，”他說，“那當詩人就太美了；他什麼時候都可以徹底真實，不必害怕說出最精彩的話。可事實上他經常不得不有所節製，有所考慮，他的作品會落到各式各樣的人手裏；他因此有理由顧忌，別因為太坦率引起多數好好先生的反感。還有時間也是個古怪東西。它就像暴君似的喜怒無常，對同一個人的言語行為在不同時代會表現不同的臉色。古希臘人允許說的話，我們再說就不合適；莎士比亞強健的同時代人感覺美妙的事物，一八二○年英國人就不再受得了，所以新近就感到有出版一種莎士比亞家庭版的需要。”
“還有形式也影響很多，”我補充說，“兩首中的一首音調、格律都合乎古代規範，引起反感的可能小得多。另一首詩相反，音調、格律都是阿裏俄斯托的，就麻煩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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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一次現代曆險，語言也現代，於是便無所遮掩地直通通進入咱們的現實，一些個大膽的細節便顯得肆無忌憚多了。”
“你說得對，”歌德回答，“在不同的詩體格律裏麵，蘊藏著各種神秘而巨大的效果。比如我的《羅馬哀歌》，如果有人將其改譯成拜倫《唐·璜》式的音調和格律，那它的內容必定也跟著變得十分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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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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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歌德回顧了曆史，談了許多普魯士軍隊在七年戰爭中的情況，說在腓特烈大王的帶領下這支軍隊所向無敵，因此變得驕縱自滿起來，結果後來在許多大戰役中吃了敗仗。所有的細節他全曆曆在目，我稱讚他記憶超凡，實在幸運。
“我占了一個大便宜，”他接著說，“能出生在這麼個世界風雲際會，在我漫長的一生中重大事件層出不窮的時代：先是七年戰爭，然後美國脫離英國獨立，接著又來了法國革命，最後才是整個拿破侖時代直至這位英雄覆滅，以及隨之發生的種種事變，我成了親身經曆這一切的曆史見證。這樣一來，我的觀察結果和看法就可能與人完全兩樣；現在才出生的人隻能通過書本了解那些重大事件，也就弄不明白它們是怎麼回事。
“往後的一些年將發生什麼，完全無法預言；隻是我擔心咱們不會很快獲得安寧。世人生性可不謙虛知足。隻有使人性變得完美，現實也才可能完美；實際是將無休止地動蕩搖晃，一部分人受苦受難，另一部分人安樂享受；自私和妒忌這兩個惡魔將永遠作祟，黨派之爭將沒了沒完。
“最明智的辦法是人人各司其職，生來適合幹什麼，學習過幹什麼就幹什麼，別去妨礙他人幹自己的事。鞋匠就該守著他的楦頭，農民就該扶著他的犁頭，君主呢，就該懂得治理國家。”
隨後歌德又談起法國的報紙，說道：
“可以讓自由派人士發言嘛，因為如果他們講的有道理，別人就樂意聽。但是保皇黨手握重權，就不宜講話，而必須行動。他們不妨調遣軍隊，砍人腦袋，讓人上絞架，這都是他們的權利；可要在公開發行的報紙上否定別人的意見，為自己的舉措辯護，就有失體統啦。除非讀者全都是君主，否則掌權者還是別發議論為好。
“至於我過去的所作所為，”歌德接著講，“我總自認為是一個保皇派。讓別人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我呢，認為怎麼好便怎麼幹。我了解自己事業的全貌，知道自己的目標所在。要是我獨自犯了錯誤，能夠重新將其挽回；可錯誤要是三個人和更多的人一塊兒犯的，那改正就不可能了，因為人多不同的意見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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