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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華紗廠原址在武昌臨河路，就是今天的武昌臨江大道一帶。二十世紀初這裏還是一片荒涼灘塗。最早有個英國人在江邊上建起一座製鐵廠，後來投資者競相效尤，我爺爺張鬆樵就是第一批在荒灘上填土造地建廠創業的中國人。據《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載：民國十年（1921年），張鬆樵離開官辦的湖北棉布絲麻局，個人出資三十萬大洋，另籌資金二十萬，一共五十萬元……於次年創建武昌裕華紗廠。
建廠之初的裕華紗廠規模中等，擁有一萬紗錠，兩百台布機，這就是今天仍坐落在武昌原址上的湖北紡織界龍頭企業“武漢裕大華紡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當時紗廠都采用老式蒸汽機發電，工廠每天都要產生大量炭渣、鐵渣和工業垃圾，通常的處理方式就是將垃圾直接倒入長江，任由滾滾江水衝走。張鬆樵當然也不可能具有超前的環保意識，他的裕華紗廠也跟別家工廠一樣往長江裏傾倒垃圾，年複一年周而複始。但是後來有一天，這個不安分的工廠主忽然做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他要利用工業廢渣來建造一道圍牆。
按照他的計劃，這道圍牆高、寬均達十餘尺，幾乎等同於一座城牆。在許多人看來，這個決定顯然是心血來潮之舉，工廠雖然建在江邊，但是別家工廠不也建在江邊嗎？別家工廠為什麼不去修建圍牆呢？雖說用自家生產的炭渣鐵渣不花錢，可是施工花費的大量勞動力卻是要計算成本的。但是張鬆樵固執己見，他一旦做出決定別人便很難改變。
兩年過後，一道矗立於江灘之上規模宏大的工廠圍牆平地而起，遠看猶如一座逶迤雄偉的古代城堡。其間有個小插曲：本來土建工程師欲將牆體設計為普通圍牆，但是張鬆樵不同意，他找來各種水文資料，請人計算出長江曆史上的最高水位，然後要求工程師修改圖紙。張鬆樵說，如果圍牆不能防禦百年不遇的洪水，我花一大筆錢何用？結果裕華紗廠就變成了一座工業城堡，一座獨立的城中之城。這道獨一無二的人文景觀在當時的武漢三鎮很轟動，市民爭相前往參觀。一家當地報館發表記者文章譏諷說：這個從柏泉鄉出來的泥腿子資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還奉勸他把扔進水裏的錢撈起來，替窮人多蓋幾間草房。
不管輿論如何，處於漩渦中心的張鬆樵不為所動，他絕不是那種容易妥協的人，他老人家信奉的格言是“寧可千次枉帶雨傘，不可一日變成落湯雞”。我理解作為舊時代創業者的我爺爺，生於亂世之末創業艱辛，時時謹慎小心已成為他血液中的性格元素，否則他的一生心血都將付之東流。
不幸的是，張鬆樵的“雨傘理論”果然應驗了。
《湖北文史資料》載：民國二十年（1931年），長江中下遊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號稱“十裏洋場”的漢口中山大道、六渡橋水深數米，著名的江漢關隻剩下鍾塔尖頂，今天的漢正街一帶棚戶區皆被洪水席卷而去。滔滔洪水鋪天蓋地，荊楚大地盡成澤國，武漢三鎮斷電斷糧，災民啼號其狀甚慘。僅湖北一省，死於水災者達二十萬，災民數百萬。
我父親說，當時漢口鹹安坊的樓房已淹沒一樓，全家退至二三樓堅守，幸好大水沒有繼續上漲，否則後果難以想象。
惟一的奇跡出現在裕華紗廠。
當整座城市皆為洪水所困死氣沉沉時，惟有裕華紗廠的煙囪依然冒出滾滾濃煙，圍牆內燈火通明機器轟鳴，工人有條不紊地加班生產，呈現一派熱氣騰騰的生產景象。工廠不僅派出船隻把員工家屬接到廠裏安頓，還投放了數十船饅頭熟食救濟當地災民。
裕華紗廠由此名聲大噪，產能和資本迅速擴張。後來《張鬆樵自傳》提及此事，自雲修建工廠圍牆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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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雖然擋住了滔滔洪水，卻沒能擋住比洪水更加凶惡的日本鬼子。
當時中國民族工業剛剛起步，外國商品鋪天蓋地而來，尤其是被稱作“東洋貨”的日本紡織品大舉進攻中國市場，一度形成壟斷之勢。日商資金充裕，采用先進的紡織機器，產品質優價廉，很快把國產紗布逼入絕境，許多紗廠紛紛倒閉。
張鬆樵的抗日戰爭由此而起。
早在清朝末年，洋務派主帥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紗、布、絲、麻四局，開中國近代紡織工業之先河。張鬆樵曾在其官辦紗局任主管（廠長），他最早悟出商戰之道其實就是質量之戰，說到底又是科技之戰，所以他從創辦裕華紗廠之初就把目光鎖定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歐美紡織工業。
民國十年（1921年），張鬆樵力排眾議，決定斥巨資購買英國最負盛名的“布拉特”牌紡機。當時英國名牌紡機價格比日本紡機足足高出一倍，且附有種種壟斷供貨的苛刻條件。許多人對此不理解，他們說張先生您何必非貴不買呢？難道您樂意花冤枉錢嗎？張鬆樵耐心向他們解釋說：東洋人模仿歐美人，所以東洋人是學生，他們的技術始終隻是二流。我們不能圖便宜向學生學習，而要直接向老師學習。
為此他高薪聘請歐洲留洋歸來的留學生擔任技師，廣攬人才，工廠開辦短訓班，聘請洋工程師前來授課，老板同員工一樣老老實實做學生。他還立下許多廠規，比如無論工人還是職員，進廠須經定期培訓，考試不合格者辭退；上工後仍須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辭退。他自己身體力行，將技術人員尊為座上賓。一時間學習和鑽研技術在工廠蔚為風氣。
父親告訴我，武漢地區氣候炎熱潮濕，那個年代沒有空調，英國紡機落戶武漢水土不服，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張鬆樵請來專家會診，摸索對洋機器進行本土化改造，後來他們加裝了一種可以人工調控的蒸汽噴嘴，有效解決了棉紗斷頭的質量問題。生產實踐使張鬆樵大徹大悟，他認識到一切舶來品須經消化吸收，決不能照搬硬套或者“食洋不化”。他為此組織技師對生產流程進行全麵改造，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當時裕華紗廠的競爭對手除了國內同行，主要是日本人開辦的“東洋布行”（紡織廠）。建廠之初張鬆樵便有深謀遠慮，他決定在進口英國機器的同時購買部分日本設備和配件。由於有了采購機器的正當理由，張鬆樵就能親自前往上海和青島的日本工廠進行實地考察。這樣一來，他不僅摸清了對手底細，還順手“牽”回不少寶貴的生產技術和經驗。後來他又與中間商“泰華洋行”合作，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分兩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學，身份是“商業研修生”，專攻紡織技術和營銷策略。隻是後來裕華紗廠全麵崛起名聲大噪，如夢初醒的日本人這才連忙撕毀合同，中止與其簽訂的合作計劃，但是為時已晚。
張鬆樵獨到的經營策略和戰略眼光由此可見一斑。
至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武漢裕華紗廠的主力產品“紅賽馬”“綠賽馬”棉紗和“萬年青”棉布均為當時國內家喻戶曉的國貨名牌，質量全麵趕超東洋貨，產品遠銷華北、華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島各國。國產紡織工業迅速崛起，國產紗、布的市場份額逐年上升，已經對東洋產品形成優勢，而裕華紗廠也從建廠之初的一萬紗錠擴展到四萬五千紗錠，布機五百台，工人達二千四百餘人，生產規模名列當時湖北省私營紗廠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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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注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
這位神秘來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歡迎的客人，他不僅是德意誌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並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麵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項目，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於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從背後插了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占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標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勒德國。德國政府給予中國全力支持，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德式武器和無償提供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製訂對日作戰計劃等等。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製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並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國際交往沒有是非，更沒有永遠不變的立場，惟一的原則是利益。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希特勒語），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劃，所以“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勒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將注意力用於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產黨蘇俄”。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麵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這一切努力隨著南京陷落而化為泡影。
其實蔣介石對德國人的背叛未必沒有心理準備，秘密情報顯示，“七七事變”前德國就與日本秘密簽訂反共防共的《柏林協定》，隨著意大利加入，三國聯盟漸成雛形。這樣日本人就在德國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擠掉了中國，使得國民政府成為軸心國聯盟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屈辱和悲憤令中國委員長一時情緒失控，欲將手中水杯扔向德國大使，隻是最後關頭那個物體改變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發出的響亮爆裂聲充分傳達出中國首腦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議。當然在外交場合中這種失態並不是力量的象征，因為任何不符合外交禮儀的言行都將被視為對文明的冒犯和褻瀆。其實蔣介石很清楚，德國人離開隻是一個信號，表明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將會越來越艱難。國際社會果然對德國人撕毀合同背信棄義反應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國外交官用懶洋洋的腔調評論說：是嗎？希特勒幹嗎要幫中國人的忙……他們早該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