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懺悔！當代文學裏解構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實際上如同《中國，我的鑰匙丟了》一樣，隻是控訴主義騙局的變種，如今的青年詩人們看上去什麼事情都未參與，當別人把“腐朽”的大廈蓋起來之後，他們猛然成為一個拆建築的人。我們能提供的所謂“詩歌經典”，就是這樣無形地毒化著後人。
……我懺悔！《中國，我的鑰匙丟了》違背了我們的前輩巴金先生所倡導的“說真話”的原則，我建議，將這首詩從所謂的詩歌經典係列中永遠抹去。
在這篇懺悔文章的最後，作者又重申了“天問詩歌公約”，他認為“每個詩人都應該維護詩歌的尊嚴”“詩人必定是時代的見證”，而“一個壞蛋不可能寫出好詩”。詩人的懺悔是用人們對詩的聖潔解讀來對照自己逃避上山下鄉的行動，對照自己曾經對上山下鄉的不夠真誠的謳歌，以及自己曾經向往向體製中認可的經典性作品看齊的渴求。在對照中詩人進行了真誠地反省和懺悔。也就是說他自己在曆史中有非常因循的一麵，即便在“文革”中，他也從心裏認同並緊跟熱鬧的“革命運動”，隻不過在“四人幫”被打倒後，民眾反省“文革”，他才開始寫詩反思“文革”。
梁小斌覺得生活中的詩人和詩中的形象應該保持一致，這不僅僅是道德問題，更是一個對於詩歌的信仰問題，是“詩行合一”。自己在詩中好像是個先知先覺者，而實際並非如此，這在他看來有違真誠。他主張“單純性是詩的靈魂”，其實也就是詩行合一的問題，在梁小斌看來，“詩人”是一個高尚的頭銜，任何不稱這個頭銜的行為甚至想法都要懺悔。詩人要有殉難的態度和勇氣，才能寫出真實的生活。這篇懺悔式的說明恰恰說明了詩人勇於自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
詩人不僅要忠實於自己內心，還要體察曆史的真實脈動，這樣寫在當下的詩歌才會成為曆史的永恒記憶。在另外的場合，梁小斌還說：“我希望通過我寫的東西，使人覺察其實每個人都過著相同的精神生活，不過是被很多人忽略了，我重新表達那些被忽略的。 ”（梁小斌：《梁小斌作品及詩觀》）這可以看做是詩人懺悔之後的新的發現。詩人忠實於自己的生活，才能體察這個時代所有人的生活，這裏要說的其實也就是詩人所說的“見證時代”，而這種見證需要極大的誠實。梁小斌的這個懺悔更表明，詩人要始終保持對理想的追求，家國期望隻是一個有限的理想，對於永恒的詩歌來說，應有更高的人性與人格的理想要求。
無獨有偶，北島也對自己進行過類似的懺悔，他以自己的詩歌《回答》為例說：“現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會覺得慚愧，我對那類的詩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官方話語的一種回聲。那時候我們的寫作和革命詩歌關係密切，多是高音調的，用很大的詞，帶有語言的暴力傾向。我們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沒法不受影響，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寫作中反省，設法擺脫那種話語的影響。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說，這是一輩子的事。 ”（北島：《遊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載北島散文集《失敗之書》，汕頭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這和梁小斌的懺悔性質是一樣的，都是他們那一代詩人力求發現自我——而不是一個自己身上的“非我”——的努力。詩歌是心靈的，詩人要蕩滌心靈，才能發出純淨的“詩”的聲音，而這種蕩滌，需要不斷地懺悔和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