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不成熟、孩子氣、無辜和純真性格，能更多地轉化為持之以恒，萬事用心，不往複雜處去想問題的情性，而這種情性，恰恰是社會原動力的主要支點。
(十一) 卡哇伊與文化的無臭性
著有《動漫文化外交》（築摩書房，2009年）和《世界卡哇伊革命》（PHP研究所，2009年）的作者櫻井孝昌聲稱，日本的卡哇伊宛如一場靜悄悄的全球革命。
2009年3月，日本外務省推出3位十八九歲的美少女做“可愛大使”。這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
1974年，日本三麗鷗設計師清水侑子，推出可愛的Hello Kitty，贏得了全世界的消費者。
原宿是“萌”的發源地；澀穀109是流行發源地；秋葉原是宅男發源地，六本木是美少女發源地，少女製服更是漂洋過海受青睞。
再聯想到四方田犬彥在《卡哇伊論》中也這樣說，卡哇伊的硬件有卡拉OK和隨步聽。卡哇伊的軟件有村上春樹的小說和押井守的《攻殼機動隊》的動漫。
為什麼隻供消遣的卡拉OK和隨步聽能漂洋過海？為什麼具有“無國籍舞台”裝置的村上小說能被翻譯到數十個國家。而土著性很強的中上健次的小說為什麼在海外沒有人氣？為什麼韓國連續劇《冬日之戀》中的主演者裴勇俊能奪走日本中高年層女性的心？
這樣思考的話，民族和地方性文化記號的消失，或者至少不顯著，這個遮斷的掩口還是有說服力的。《海邊卡夫卡》中的少年，讀者不知其國籍，也不知住所何在，但這並不影響讀者對他的言行舉動所投入的關注。這就表明，人類對於所謂的“可愛”這個形態的認識，其實是有其普遍性的。而這種對可愛形態之共同認知的基礎性和普遍性，又是從何而來的呢？其實是建立在對於嬰兒形象的轉化之上的。嬰兒身體形態中，相對於全身的比例較大的頭，相對於全身較短的身軀，相對於身軀較短的四肢，手掌以及腳掌趨於肉乎乎的圓形特征，最能呼喚出人類可愛的感覺。這是卡哇伊所謂的文化無臭性的認識論基礎。
此外對失去的童年美好時光的回憶，通過回憶喚起的是一種喪失感，從而發酵出一種較為痛苦，較為鬱悶的心理情感。這種情感也可稱之為對過去（時間）的鄉愁。如枯了的葵葉；在書本中看到那發黃的書簽；雨天無聊之際，找出以前好友的來信；去年用過的紙扇；月光明亮的晚上聽到琴聲。這都是使人回憶過去，很可懷戀的事。為了消解這種對過去不可複現的鄉愁，人們就用物化的媒介將其抽象化，布偶、玩偶、卡通等“物質化”的誕生，就是試圖再現童趣和純粹的一種文化努力，將人類普遍共有的深深的鄉愁對象化於卡哇伊中。
但問題似乎還有另一麵。卡哇伊真的是不分國籍不分語言不分民族的陽光普照嗎？這裏麵是有疑問的。實際上卡哇伊隻能喚起人們對未成熟、幼稚的童年時期的美好光景的回憶或再現。它最多是在喜劇的世界裏喚起人們的一些共鳴，但卡哇伊並不能替代悲劇美學和崇高美學。所以村上春樹的致命性也在這裏，2013年，他第五次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不能都說是倒運或是評委們的偏見，而是諾委們有對文學評價的相對尺度。確實，村上作品的文化無臭性帶來的是暢銷。暢銷確實是衡量一個作家底氣的一個方麵，但絕不是唯一的方麵，暢銷不等於有純度有精度。這次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加拿大82歲的女作家門羅，最好不過地表明了文學“純度與精度”的重要性，而不是卡哇伊的暢銷不衰。
實際上，卡哇伊也並不是日本民族性永恒的主題。這是地球上唯一一個經受過核彈打擊的國家，而且它的位置又位於地震帶和火山帶。這個列島似乎總是在準備著經受一場毀滅性地震的打擊。悲劇不可避免地會發生，隻是時間和場所的問題。因此悲劇性才是這個民族永恒的主題，《日本沉沒》才是日本式的，《千與千尋》才是日本式的。而作為可愛文化代表的Kitty貓、皮卡丘、機器貓等卡通形象，以及不願成長的美少女形象，隻不過是這出曆史悲劇中，心情放鬆的點綴或心緒轉換的裝飾而已。
卡哇伊與悲情。對這個國家來說，更具有持久力的應該是悲情，更具有民族認同性的也應該是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