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從區位選擇和產業選擇角度看，胡迎春、羅丹（2002）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現狀及選擇的影響因素，提出明確主攻方向，區別不同地區的戰略層次和地位，逐步實施投資市場的全球化、多元化。夏英祝、陳豔（2001）提出對於發達國家的投資應該“引新”，而對於發展中國家應該“投舊”。趙春明、何豔（2002）認為應發揮比較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應當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方向。謝綿陛（2005）利用比較優勢原理分析指出，中國對外投資的目的地應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從投資動機看，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以尋求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型；從投資時機看，近期適合對東南亞各國發展產業轉移型投資，對非洲各國發展工程承包型投資。宋偉良（2005）認為應當重點支持資源開發、勞動密集型產業、成熟適用技術產業、服務業向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徐玲（2006）研究了非洲國家產業發展的需求，指出應當結合中國跨國公司的戰略優勢，在基礎設施、製造業和電子信息產業方麵對非洲進行有效投資。
三是從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總體來看，須俊（1997）指出政治風險是一種不確定因素，通過有效的事前預防、事中分散、事後補救，可以減少可能帶來的損失。張平、劉峰濤（2002）認為中國對外投資政治風險的原因有很多，總體來看對風險缺乏有效的防範製度，風險原因包括：地區分布不盡合理；缺乏高效統一的宏觀管理與協調機構；投資規模小；海外企業缺乏高素質人才等。鄧益州（2002）指出我國應當加快建設海外投資保險製度，加強投資風險防範。劉春勝（2007）分別從國際政治層麵、企業與市場層麵對政治風險的類型和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提出了企業基於政治與公共關係視角和內部管理與市場業務視角的兩種管理策略。羅春雪（2010）通過對政治風險理論的基礎研究，將政治風險的理論與中國企業在美國跨國經營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提出通過母國政府與跨國企業共同協調來降低政治風險造成的可能的經濟損失的策略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