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五個國家，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風險分別屬於M3和M2級別，雖然並不特別高，但是其中政治暴力的風險一直偏高或持續上升，折射出此類風險應特別警惕；也門、阿爾及利亞兩個國家的政治風險級別較高，分別為H2、 H1，政治風險程度雖然不同，政治暴力風險均一直偏高並持續上升，其趨勢變化也在警示此類風險的發生。而該四個國家先後都發生了大規模反政府示威、騷亂、暴動，並引起政局動蕩甚至政局更替。利比亞政治風險水平為H1，但征用風險最高，而政治暴力風險最低，其實並未顯示出戰亂的征兆。根據作者分析認為，是由於外部政治力量（北約軍事打擊和支持反對派）的武裝幹涉才導致利比亞全麵戰爭和政治格局的反向變化。通過上述案例分析，筆者認為：1. 該模型得出的政治風險水平與現實實際發生基本是吻合的，因此模型計算結果能大致對該國政治風險作出預判。且模型所用數據均為公開免費，對我國企業評估衡量政治風險具有一定的價值。2. 模型計算得出的結果是靜態的，但政治風險從本質上講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因而是動態變化的、是量變到質變的結果，因此在進行政治風險分析時，不能光看絕對數值，而應關注其發展走勢，如果趨勢持續向上，說明形勢在惡化，則應加倍警惕。3. 由於指標因素采集的原因，政治暴力風險主要考慮一國內部因素，沒有將地緣政治的影響考慮在內（如利比亞的情況），隨著地緣政治對世界政治、經濟局勢變化的影響加大，指標應當考慮地緣政治的影響，從而使模型更符合現實、結果更可靠。希望WBI該項指標可以考慮該外部因素，或者我們在利用上述模型的同時考慮地緣政治等國際層麵根源對該國政治風險的影響。上述模型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包括：（1）模型研究範圍為一國宏觀層麵的政治風險，模型計算結果隻能顯示哪個國家政治風險高和近幾年的政治風險曆史發展走勢，但不能解釋具體企業或項目麵臨的具體風險。具體企業或項目的政治風險分析，須進一步全麵、綜合考慮宏觀和微觀的風險因素，具體問題具體分析。（2）由於WBI數據滯後發布，因此我們把模型計算結果作為參考的同時，還應密切關注東道國乃至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變化現狀。
正文 5.6模型分析結論（1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