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蜀地的人，當他們站在高處回望這個盆地時，內心都會產生一種感想，都會看到一些以前所看不到的景象。
公元前135年，曾經與蜀中美女卓文君一起私奔到成都開酒店的司馬相如，離蜀之後不但得到漢武帝的賞識，而且還被任命為管理西南地區政務的中郎將，全權代表中央管理西南地區的事務。司馬相如在長安時，曾經寫過一篇《喻巴蜀檄》的文書拿給漢武帝過目，意思是要搞一次西部大開發。漢武帝覺得司馬相如的建議非常好，於是就賜給他符節（類似於欽差大臣手中的尚方寶劍），還給他配了一批能幹的助手，司馬相如帶著“西部大開發”的重任雄心勃勃地從長安城出發了。
當他的車隊浩浩蕩蕩來到成都城外的駟馬橋時，隻見橋頭上人頭攢動，歡聲如潮，人們為家鄉的才子做了高官衣錦還鄉而歡呼。蜀郡太守帶著地方官員夾道迎接，成都縣的縣令還手持弓箭親自為司馬相如的車隊開道。當然，前來迎接司馬相如的還有他朝思暮想的愛妻卓文君。一行人在官邸下榻以後，司馬相如就把皇上打算開發西南的事給大夥兒說了，反正在座的也是家鄉人。司馬相如說：我老覺得我們四川人的觀念還比較落後，我這次在長安以及別的城市轉了轉，覺得人家就比我們開放，各項建設都搞得像模像樣的，如果我們不下決心“開通西南”，那麼我們和先進發達地區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大。
蜀中官員聽了司馬相如的高論，都一愣一愣的。因為大家覺得蜀地不落後呀，有吃的，有穿的，日子也還過得去，有必要大動幹戈搞開發麼？但司馬相如畢竟是皇上派來的欽差，也不好得罪他，他怎麼說，咱們就怎麼幹，反正將來挨板子輪不到咱們的屁股。於是一場“招徠西夷”“開發西南夷”的運動就在以成都為中心的西部地區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事情剛剛有點起色，司馬相如也正準備進京去向漢武帝表表功，不想有一天，蜀中的耆老鄉紳們推薦了二十七名代表，嘟著嘴找到司馬相如說：司馬大人，我們覺得西部大開發有點勞民傷財，得不償失呀！您這樣搞開發、搞建設到底有多大用處呢？搞開發搞建設必然就要抽調勞役，現在蜀中的百姓都在鬧，說是負擔不了那麼多的活，士兵們以前享福享慣了，現在都感到很勞頓。大家的意見也不是沒有道理，你想，過去沒有開通西南夷，大家不是仍然過得好好的？現在東開發西開發，大家都覺得沒啥實際用處，還不如以前的日子舒坦，種一兩畝地，家裏有老婆孩子廝守著，閑了再喝喝茶擺擺龍門陣，多安逸啊。
司馬相如以前覺得蜀人都很開通，並沒有那麼多的保守落後思想，可是現在一聽耆老鄉紳的話，忽然覺得家鄉父老一個個都變得陌生起來，自己跟他們的距離越拉越遠，這是怎麼回事？有感於此，司馬相如當天晚上就寫了一篇名為《難蜀父老》的文章，用以批評蜀人不思上進的錯誤思想。“難”是詰難、反問的意思，並非怪罪，因為司馬相如本人也是土生土長的四川人，他隻是以自己的耳聞目睹和切身體會站出來以身說法。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同，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漢代的西南地區雖然大部分歸於中央統治，但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相對還比較落後。而且西夷也吃夠了閉塞的苦頭，曾經主動提出“與漢通”的要求，希望漢廷能比照優待南夷的辦法，派官吏、給賞賜，他們則願意為漢朝的“內臣妾”。司馬相如說，像這樣願意靠近中央政權的部落多得“數以億計”，而為什麼蜀人卻偏偏站出來阻撓呢？難道開發西南夷會使他們失去已有的生活秩序和安逸的生活環境嗎？況且蜀地的生活條件在當時還不算好，他們為什麼死死抱住陳舊觀念不放？
蜀人的行為讓自幼生長在蜀中的司馬相如有點搞不懂。
到了近代，蜀中又有一個知識分子站出來“警告全蜀”，此人跟厚黑教主李宗吾是同窗好友，名叫雷鐵崖。他在留學日本期間寫了一篇長達兩萬字的批評文章發表在留日學生在日本所創辦的雜誌《四川》上。當時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甚至已經把貪婪的目光瞄向了天府之國這片沃野。比如日本人神田正雄就寫過一本書狂妄叫囂：“四川古稱天府之國，浴天然恩惠，寒暖得宜，物產豐饒，且地下包藏無限之寶藏，故歐美人無不垂涎……四川者不可不謂日本之好個活躍場也。”大概日本已經像研究東北黑土地一樣，在迫不及待地研究四川了。
有感於此，身在日本的雷鐵崖針對蜀中百姓自得其樂、坐井觀天的現實狀況，開出了一份長長的藥單，來醫治“我界人士之種種病根症結”。
首先，雷鐵崖認為蜀人有自私的毛病。他認為他們“國家之全體不問，社會之公益不謀，日日纏綿固結於中心者，惟一身一家之榮華富貴耳”。換句話說，他們隻顧自己，不顧別人；隻顧眼前，不顧將來。雷鐵崖還拿四川跟日本比較說：“夫以四川土地之大，人口之多，甲於日本，而日本能為東亞一強國，與群雄馳騁於全球，而四川乃外患侵淩，利權喪失，相較之餘，愧何如者！其所以然者，日本人無自私之心，而四川恰為反比例耳。”是啊，蜀人一生待在茶杯似的盆地裏，骨頭泡得又酥又癢，還管別人的閑事做甚？就得逍遙處且逍遙，自得其樂吧。
其次，蜀人還有依賴病。在當時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大多數蜀人把“外拒強寇之陰謀、內保小民之生計”的責任都推到政府身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惟有安坐以待政府維持耳，何事紛紛擾擾，以越俎代庖為”。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遼闊胸襟，盆地製約了他們長遠而憂患的目光。雷鐵崖還特別舉例說，好在“吾蜀僻居內地，猶得苟且偷安”，否則像台灣那樣“則早已非中國人而居於外人鞭笞敲撲之下矣”。隻是由於四川離外敵的魔爪較遠，所以故鄉的人民尚能坐在茶館裏擺閑龍門陣，否則的話早都被帝國主義瓜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