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事日增，不免懷舊，尤其是念及親朋好友在世時想說能說而未及說的話，想做能做可以比我們做得更好而未及做的事，尤感肩頭沉重，這其實也是文學乃至文字未必能夠全部彌補的。畢竟，每一個鮮活個性的存在或抒發，都不是他人可以取代的。但是，我們起碼有責任或義務，將我們親曆的或一直在感受的生活，以盡可能生動的情節與靈動的細節表達出來。
我琢磨一個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具有三大信息量：一是生活信息量，二是思想信息量，三是審美信息量。生活信息量是我們全力搜尋與表現的人物、情感、曆史及其生活細節；思想信息量是我們要通過人物、故事傳導出來的深邃、理智而清明的思考；審美信息量則是我們的話語方式、結構方式等等。譬如《鐵殼船》所寫的一個老漁夫，就交織著對他肉體和精神層麵的雙重關注，還有對環境退化的擔憂。同樣將人物與環境——不僅是社會環境也包含自然環境的憂慮融為一體的，還有《沉默的袁江》。如果說《我的秘書生涯》促迫峻急地貼近官場錄像，意圖描述出權力和情感的勾兌乃至較量；《辭官記》則不無荒誕地表達了另一種若隱若現的心理真實。《火車頭上的倒立》是在一逝不返的蒸汽機的汽笛裏，挽歌一般唱響大車們的情感悲喜；《人質》中，那瞄準綁架者的槍口後麵，是濃烈而陰鬱的人性化考量；《表弟》則想在一個不長的中篇——或者可以說是一個較長的短篇裏，通過表弟的奮發與自戕，劃出一段曆史的弧線，那是我冀圖追索的一個審美準繩：以人物的滄桑，狀寫曆史的變化或興替。以篇名為書名的《女人的葵花》則意欲在畫麵的不斷更替之中，透視人物的命運軌跡，尋找以文字為磚石的小說與以色彩為磚石的畫麵的疊映或複現……淺而言之或近而言之，在主題、人物、故事和表現路徑上，總希望有所批判和創見。
宋·杜耒有句：“尋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這是看似簡單，卻是未必努力就能達到的一個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是為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