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創立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他和恩格斯一起，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為科學。列寧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他提出“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然後經過一定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①的設想，設定“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的目標②，開始進行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建設。
列寧在1923年初曾預言：“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複雜的國家裏，今後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的革命帶有更多的特殊性。”曆史的發展果如列寧所料，中國的社會主義確實“帶有更多的特殊性”，以至用“中國特色”來指稱，來命名。當然，其間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經過曲折的行程，甚至付出了巨大代價。
首先，應該充分肯定毛澤東進行“第二次結合”的探索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
中國革命和建設勝利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在中國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第一次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開辟了井岡山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毛澤東又探索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提出“以蘇為鑒”，指出現在中國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要求“進行第二次結合”，“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建立，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創舉。毛澤東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為和平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新經驗。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曾設想過，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後，可以對資產階級采取贖買的辦法。但是，馬克思、恩格斯沒有機會實踐他們的設想。列寧在1918年和1921年兩次提出贖買的主張，也都因得不到俄國資本家的合作而失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的東方大國取得了成功。這是因為，毛澤東與列寧處在很不相同的曆史條件之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情況，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同蘇聯的情況很不一樣：
——從曆史上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曾經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解放戰爭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響的人士表現進步，擁護新民主主義，故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集體（工商業者）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有代表人物參加政府機構。
——建國初期經營發生困難的一部分民族工商業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後來他們對於人民政府和國營經濟的依賴程度愈來愈深，愈來愈廣。在這一點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把一部分民族工商業者的市場和原材料、零配件來源切斷，一部分資金凍結，促使他們依靠人民政府。
——實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對民族工商業者的生產和收入都比較有利，他們的企業可以通過接受加工、訂貨、代銷等方式維持和發展生產，可以從企業盈餘中領取四分之一作為股息。
——一部分民族工商業者同政府發生過衝突甚至嚴重衝突，經過“三反”、“五反”運動，使他們認識到抗拒是沒有出路的。
——1953年6月，毛澤東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5年中國農村掀起社會主義高潮，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實行公私合營以後，民族工商業者可以拿“定息”，即在一定時期內，國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額付給私方年息5厘作為贖買的代價（定息原定7年，後來決定延長，到“文革”開始後1966年9月停止付息）。這樣的條件同蘇俄那時實行的沒收或剝奪的政策好得多，所以，他們願意接受贖買政策。
總之，形勢的發展，黨的路線、方針，幾十年曆史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業者看到，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隻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和平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也還不錯，所以他們願意接受贖買政策，擁護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
必要性、可能性，還不是現實。要使發展的趨勢變為現實，還要發揮主觀能動性，還要領導、引導、推動。這時，毛澤東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推向高潮。
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邀集全國工商聯執委會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希望他們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的命運，進一步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1月全國工商聯執委會舉行會議，學習毛主席講話，陳雲、陳毅到會上做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報告。會議發表《告全國工商界書》，號召工商界認清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稍後，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同誌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草案）》。會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個別合營進入全行業公私合營階段。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被批準為公私合營。1月15日下午，北京市各界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北京市市長彭真宣布：“我們的首都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此後，天津、西安、沈陽、重慶、武漢、廣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後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到1月底全國有118個大中城市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私營工業人數的99%、私營商業人數的85%實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基本上完成了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樣，中國就得以在一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中，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實現了社會主義有史以來先進的思想家們所提出的以贖買方法解決資產階級問題的偉大設想。今後人類曆史在遇到類似情況時也許還會比中國共產黨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國的這個經驗無疑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巨大智慧和創造性。由於發展迅猛，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難免有些簡單粗糙。但應該看到，這個方法確實是一個有曆史意義的巨大成功。
隨之產生一個問題：毛澤東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時，要求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隻用了3年，就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毛澤東等領導人為什麼要加快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呢？
從國內來看，主要是為了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需要，為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在實行計劃經濟體製下，需要集中統一。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毛澤東和黨中央分析國際形勢，認為當時出現了一個國際休戰期，估計有10年和平時期，世界大戰打不起來，我國周邊也比較平穩。
二戰以後，一批東歐國家由蘇聯紅軍解放，加上他們國內共產黨領導的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出現了一批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得社會主義形成為一個陣營。戰後形成兩大陣營對抗的世界格局。朝鮮戰爭打了3年，中國、朝鮮同美帝國主義較量，迫使它在板門店談判，1953年7月簽訂停戰協定劃定以三八線（北緯38度線）為軍事分界線。印度支那戰爭打了8年，把法國人打敗了。1954年召開了日內瓦會議，最後劃定以北緯17度線作為軍事分界線。打的結果，在東方劃了兩條線，北邊一條三八線，南邊一條17度線，出現了兩個朝鮮、兩個越南。西方呢，兩個德國，東西柏林對峙（後來還築了柏林牆）。帝國主義陣營是要把共產主義的“洪水”攔在這個範圍內，社會主義陣營則要把帝國主義的勢力拒在這個範圍外，所謂築起“鐵幕”、“竹幕”，熱戰變成冷戰，搞軍備競賽，製造事端，顛覆活動，意識形態宣傳、滲透，局部戰爭。從中國周邊來說，不打仗了。當時毛澤東、中共中央估計進入一個休戰階段，所以要抓住這個時機，加快發展。
總而言之，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是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以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之際，我們深切緬懷毛主席的偉大功勳，絕不能忘記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作用。胡喬木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寫的《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指出：“中國在五十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在八十年代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於這兩座裏程碑。”並指出：“改革開放事業是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真正的續篇。”
毛澤東的奠基作用是多方麵的。除上述確立社會主義製度之外，扼要地說，還有以下方麵：
1．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和《論十大關係》等著作，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２．毛澤東製訂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又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盡力糾正“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貫徹執行總路線中出現的偏差和錯誤，製訂了一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包括8個條例：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商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商業四十條》），教育工作條例草案（三個，分別簡稱《高校六十條》、《中學五十條》、《小學四十條》），科學工作條例草案（簡稱《科研十四條》），文藝工作條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