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文化大革命”八九年的實踐，毛澤東的認識有了發展變化，他力圖尋找產生這種危險性的內在原因，即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社會製度本身去尋找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根源，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避免。應該說，方法是科學的，思考是深刻的。但是，由於對馬克思、列寧的論述的誤解，他的分析和結論卻存在著片麵性，出了差錯。
在理論指示中，關於中國的社會性質，毛澤東指出：“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新社會“所有製變更了”。這是完全正確的。後來，他引用列寧的話，說“我們現在正是列寧所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國家是為了保護資產階級法權”（1975年6月21日，毛澤東會見柬共中央書記波爾布特的談話），也是不錯的。
但是，毛澤東認為，中國現在實行的商品製度、貨幣交換和按勞分配、八級工資製等“跟資本主義差不多”，“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實際上看作是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條件，就不對了。毛澤東沒有指出——像他過去曾經指明的那樣——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與資本主義製度下的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有著本質的不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是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前提的，資本主義和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決不是從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中產生的。這也違背了先前他認識到並強調過的必須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主張。至於按勞分配，毛澤東把這個原則中所體現的等量勞動與等量勞動相交換的“資產階級權利”誤解為資本主義性質的，完全混淆了它同按資分配的質的差別。毛澤東沒有指明——像他過去曾經指明的那樣——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實行這個原則；按勞分配是共產主義的學校，能夠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按勞分配是消滅資本主義剝削的原則，根本不可能因實行按勞分配原則而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分子。所以，對按勞分配原則應該進一步貫徹和完善，而不應加以限製。
把列寧針對蘇俄特定情況下的小生產所作的論斷（“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拿來看待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中國農民，來估計當時中國小生產發展的趨勢，對其消極麵不免看得過於嚴重，也是不符合在中國發生的實際情況的。而不少當時被指為資本主義的東西，如經營家庭副業和自留地、參與集市貿易等，實際上並非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表現。應該看到，小生產是處在十字路口的經濟成分，它有著兩種發展趨向。私有者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可以把它導向資本主義。但勞動者的本質決定它還存在著社會主義的傾向，經過引導，小生產可以組織起來，成為集體經濟。在中國，毛澤東50年代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領導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這樣做的。中國的成功實踐還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小生產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而存在並發展，隻要不放任自流，也不會大量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脫離實際的過“左”認識，必然導致政策的偏差。本來應該利用和發展的東西（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本來應該貫徹和完善的原則（按勞分配及八級工資製），毛澤東卻主張進行限製，勢必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影響勞動人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過，也應看到，毛澤東追求平等的願望不能不受到所處社會曆史階段生產力水平的製約，他還是比較自覺地接受製約的。在經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曲折以後，他就認識到：“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這樣兩個原則，是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內人們決不能不嚴格遵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兩個基本原則。”在作出理論指示的時候，他認識到，這些事實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限製”，自然意味著允許存在而不是消滅。還應看到，在“限製”的方法和程度上毛澤東還是注意把握分寸的。這時，他已放棄了在1958年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提出或支持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取消”（薪金製）等過“左”的主張。在作出理論問題指示以後，也沒有進一步采取什麼“限製”的實際步驟。在農村經濟政策方麵，他態度審慎。沒有同意諸如農村人民公社把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升級”為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意見，也沒有采納糧食收購價格應區別不同生產條件實行不同價格的建議。
同時，也應看到，毛澤東指出的商品生產、貨幣交換的消極影響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存在。對其消極影響保持警惕，進行適當的限製，是必要的。對確實存在的小生產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也不應該放任自流。
（三）要防止在工人階級中、機關幹部中和黨員中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從工人階級中，從共產黨員中，也會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中，在機關幹部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這些論斷的正確性已經被國內和國際的實踐所證明。在準備結束“文化大革命”轉入正常的政治、社會生活時，特別加以強調，引起人們警覺，注意及早防範，是很有必要的。但作為一個科學的論斷來看，把工人階級、機關幹部、黨員中的問題同小生產相提並論，對問題性質難免混淆；而且認為他們同樣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對問題嚴重性的估計也不免過頭。這同毛澤東對列寧的論述存在著教條化的傾向有一定關聯。在此之前，列寧的有關論述，在經毛澤東審改定稿的兩篇重要文章中已被引用。這兩篇文章是：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於1964年7月14日發表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曆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文中說，“在十月革命以後，列寧多次指出：……3.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在國家機關職員中，由於資產階級的影響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包圍和腐蝕作用，也會產生一些蛻化變質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實際生活證實了列寧以上的論斷。”毛澤東引用了列寧的話，且又把範圍擴大了。這不能不說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一種反映。
（四）提出在社會主義中國防止變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資本主義複辟的辦法
在思想上、政治上，全體黨員、全國人民要多讀馬列主義的書，搞清楚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經濟上，要對商品製度、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及工資製度加以限製，對小生產進行限製和改造。對毛澤東提出的經濟方麵的辦法，其兩重性本文前麵已作分析。毛澤東提出的思想政治方麵的辦法，“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要“搞清楚”“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也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從原則上說，是正確的，必要的，應該長期遵循。但聯係當時的具體情況，正如上麵所分析的，毛澤東對理論問題的認識本身具有兩重性，既有遠見卓識，又存在誤解與偏頗；這時他又信任張春橋、姚文元，要他們寫文章，這就勢必會把毛澤東理論指示的學習引入極左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