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談話，當時被稱為“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傳達，並於1975年掀起了一個學習的熱潮，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曆史地、辯證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理論問題指示，是研究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實踐不可或缺的一個問題。本文擬對理論問題指示提出的背景、其主旨和內涵、在宣傳貫徹這一指示中鄧小平和“四人幫”的對立與鬥爭，以及理論問題指示的深遠影響等方麵，試作一些分析和評議。
一、毛澤東作出理論問題指示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81歲生日。這一天，他在長沙同周恩來長談。談話涉及兩個方麵，“一個人事安排，一個理論問題”。周恩來整理了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毛澤東對周恩來整理的談話稿作過個別文字修改，並送全體政治局成員傳閱，然後作為黨中央文件印發。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內容如下：
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
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製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過，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製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製度，工資製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製，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製。
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
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二、理論問題指示的主旨和作出理論問題指示的背景
關於毛澤東理論問題指示的主旨，鄧小平講得最為簡明扼要。他說：“毛主席最近有三條重要指示，一條是關於理論問題的，要反修防修。”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是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出現世界性反共浪潮以來，縈繞在毛澤東心頭反複思考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先後采取了全黨整風，提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農村“四清”、城市“五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辦法。當他認為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的時候，又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理論問題指示是在“文化大革命”進行8年之後，在當時形勢下，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的結果，是毛澤東“反修防變”理論與實踐的繼續和發展。
毛澤東當時麵臨什麼樣的形勢呢？簡而言之，就是結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毛澤東發表關於“安定團結”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以為找到了一種好辦法，可以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群眾揭發我們的黑暗麵，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奪回來。可是，實踐證明，這場政治運動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沒有“亂了敵人”卻“亂了自己”，因而，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對“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嚴重錯誤，毛澤東始終未能大徹大悟。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場由他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是，毛澤東本人首先識破了林彪集團企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機智地領導粉碎了他們策動的反革命武裝政變；也是毛澤東首先識破江青集團借開展“批林批孔”之機進行篡權活動，揭露了他們的野心和分裂活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毛澤東雖然堅持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從實踐中還是清醒地認識到了“懷疑一切”、“全麵內戰”的嚴重錯誤，並力圖進行糾正。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清查軍隊高層領導幹部告一段落的時候，毛澤東發出“安定團結”的指示，決心結束“文化大革命”。在這時候他麵臨的問題是，在不再采用“文化大革命”這種非常辦法的時候，在不搞政治運動的正常情況下，怎樣才能防修反修呢？應該怎麼樣來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呢？毛澤東在進行人事安排的同時，作出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就是對在正常狀態下怎樣反修防變這一問題的回答。
三、理論問題指示內涵評析
毛澤東的理論問題指示話語不多，隻四百多字，沒有什麼論證，但所論都是重大問題，觀點也很鮮明。同以前毛澤東對相關問題的論述聯係起來看，有發展，有變化。在這裏，試對其主要之點做分析、評議。
（一）指出中國還存在著變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性
理論問題指示的焦點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防止修正主義，防止和平演變，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這是中國社會主義製度建立起來以後，毛澤東一直深為憂慮、反複思索、試圖解決的問題。他在理論問題的指示中說：“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此後，1975年6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柬共中央書記波爾布特時又指出：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我們現在還是兩種可能。中國將來可能也變修正主義，但是最後還會回到馬克思、列寧的道路。
毛澤東的這種憂慮是有曆史和現實根據的，是富有遠見的。他強調“要使全國知道”，提起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對這種危險性的警惕，正是毛澤東群眾路線思想的體現。
在這個問題上，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實踐，特別是經過同林彪集團的鬥爭，他對變修的警惕，更進一步集中在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上麵。早在1964年6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又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在同年10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中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並指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在理論指示中，毛澤東“反修防變”的焦點放在“林彪一類”上麵，認為最危險的敵人是林彪那樣的陰謀家、野心家，指出“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製度很容易”。“林彪”後麵的“一類”二字是周恩來的整理稿上所無而由毛澤東加上去的。
（二）力圖尋找變修正主義、和平演變、複辟資本主義這種危險性的內在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對產生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更多地著眼於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成分。他賦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務之一是要解決這一部分人的問題。這一點，在1966年6月10日毛澤東同越南勞動黨主席胡誌明談話中說得很清楚。毛澤東說：現在我們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他解釋說，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把國民黨的教員都接受下來了。大、中、小學教員，辦報的，唱戲的，寫小說的，畫畫的，搞電影的，我們很少，把國民黨的都包下來。這樣一說，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此後，在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的談話中，在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他的美國朋友斯諾的談話中，都說了類似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