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傳奇性的作家，他在情感上的經曆也是頗有傳奇色彩的。初戀受騙使沈從文萬分羞愧，離開家鄉自我放逐，懷著對新文化運動的朦朧向往，他來到北京。1928年，26歲的上海公學年輕教師沈從文單戀上了他的學生張兆和，在給張兆和寫了近四年的“獨白”之後，他終於打動了張兆和的心，與之結為伉儷。對於這件事，後來沈從文曾在文章中不無驕傲地寫道：“然而關於這件事，我卻認為是意誌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筆寫成的故事，內容雖近於傳奇，由我個人看來，卻產生於一種計劃中。”然而對於沈從文來說，婚姻並不是情感的終點，20世紀三十年代，正當壯年的沈從文身為文壇領袖，風流瀟灑，在他的生活中，不乏愛慕他也為他所愛慕的女性——在沈從文的文章中，他將這些女性稱為“偶然”。對於崇尚理性和計劃，自信“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也能拒絕我不要的”的沈從文來說，這些“偶然”的侵入，一方麵極大地開啟了沈從文的心智，使他領悟到生命的“美”與“神性”，“眼目所及都若有神跡在乎其間，且從這一切都可發現有‘偶然’的友誼的愛語和愛情芬芳”；但另一方麵，也使沈從文處於“理性”與“情感”的“激烈交戰”之中。對於這種婚外的情感，一般的作家都在文學作品中避而不談（在目前為止的研究資料和沈從文傳記中，也很少談及），然而沈從文卻抱著一種“決無猥褻”和“藝術鑒賞家”的態度，將其視為“用人教育我”，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則的一種形式”，從而把這種人事上的糾紛升華為“藝術”和“生命”的體驗。在他20世紀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如《水雲》《看虹錄》《摘星錄》等中，直接討論這樣一種生命體驗，從而使自己的創作從浪漫主義的抒情故事和現實主義的批判式寫作，轉向現代主義的文學探索。
在沈從文的創作中，生活中的情感體驗一直是他創作的主要源泉。他在生活上采取一種審美主義的態度，批判那種狹隘的道德主義觀念。因而，對於沈從文來說，生活和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他的情愛經曆和體驗往往轉化成文學上的審美創作，他的一些重要作品都是這種情感經曆的曲折反映。例如，他曾在給張兆和的信中談到他的小說《丈夫》的寫作緣起：“我給你那本書，……同《丈夫》都是我自己喜歡的，其中《丈夫》更保留到一個最好的記憶，因為那時我正在吳淞，因愛你到要發狂的情形下，一麵給你寫信，一麵卻在苦惱中寫了這樣一篇文章。……這文章得到許多好評，我反而十分難過，任什麼人皆不知道我為了什麼原因，寫出一篇這樣的文章，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個完美的人格出現。”在談到著名小說《邊城》的寫作時，他也明確地寫道：“……將我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這一來，我的過去的痛苦的掙紮，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於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和彌補。”即使是對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曾使他受到極大非議的那段“婚外”戀情，他也這樣寫道：“在死亡來臨以前，我也許還可以做點小事，即保留這些‘偶然’浸入一個鄉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情感衝突與和諧程序。我還得在‘神’之解體的時代，重新給神作一種讚頌。在充滿古典莊嚴與雅致的詩歌失去光輝和意義時，來謹謹慎慎寫最後一首抒情詩。”
沈從文在他的情感生活上所持有的這種審美主義的坦誠態度，在崇尚“發於情，止乎禮”的中國文學史上是少見的。或許正是這樣一種徹底的藝術家姿態，才使得沈從文對於生命“內宇宙”的探索，比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其他作家走得更遠，對人性的理解也更深刻。在沈從文先生謝世之後，我們這些研究者來研究沈從文的生平與創作，也應該擯棄那種道德主義的性愛觀念，更應該拋棄那種無聊地尋找情事隱私的心理，而采取曆史主義的客觀態度，完整而深入地理解現代文學史上一個優秀作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隻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描述沈從文的情感經曆，研究沈從文對於這些情感經曆的態度以及這些情感經曆對他的文學創作的影響，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二）自我放逐的“失戀者”和北大旁聽生